就在今年，大小國企們持續了13年向國家只交稅不分紅的舒服日子一夜之間宣告結束。

　　9月份，國務院開始試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要求一批國有企業上繳2006年實現的國有資本收益，并提出從2008年開始，中央企業也都將向國家上繳2007年的相應收益。

　　煙草、石油石化、電力、電信等中央企業2007年近萬億元的利潤中，有800億元左右將在財政部規定的三類分紅比例框架下納入國庫收支，用于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支持國企改制，或是填充社保資金。

　　在這個民生為大的年度，這已足夠讓民眾矚目并雀躍歡呼。因為國企分紅的進步確實可嘉，它讓大家感受到了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重新調整的決心，讓大家看到了行業收入差距縮小的希望，也使民眾對填平幾萬億元的社保虧空開始抱有新的念想。

　　但他們忽略了問題的核心。實際上，國有企業到底應不應該分紅？分多少？這些錢最應該用來干什么？等等這些甚囂塵上的討論反而掩蓋了問題的關鍵——國有企業到底是什么？是承擔社會責任的組織？還是追逐營利的企業？它在現今充滿民生訴求的社會經濟當中應該充當什么樣的角色？這些在產權根源上的問題顯然才是最亟待解決的。

　　盡管國企開始分紅的劃時代意義值得褒獎，但從利潤全額上繳，到不分紅再到重新分紅，我們國企的改革從起點轉了一圈又重新回到原點，許多東西依然模糊不清：國有企業龐大的利潤有多少是源自政策賦予的市場和資源的壟斷？又有多少是靠自身的努力經營而得來？它有多少成分是為社會服務？又有多少成分是為股東以及大眾服務？國有企業是以實現全民所有制的社會職能為主，還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或者股東利益最大化為目標？它的公共職能、社會職能、商業職能如何來定位？大股東與小股東，以及作為生產者其與大眾消費者的關系又如何去厘定？

　　這些待解難題導致了尷尬的無奈：面對國家，大型壟斷國企強調自己是企業，是市場的微觀主體，它們要求按照市場行為去謀求利潤；而面對大眾和中小股東，它們又揚言自己是國家的組織，擔負著敏感的“政策性負擔”和無可推卸的社會責任。

　　于是這樣的事實也就順理成章：150家中央企業按不同比例向國家交納利潤的同時，中石油、中石化等壟斷國企又義正言辭地伸手向國家討要補貼，或者更干脆，欲以“代表國家”的名義，直接把財政補貼劃入利潤。甚至一些大國企以上繳紅利為借口，更變本加厲地進行壟斷，使民眾不得不為其質量不高并且昂貴的產品和服務買單。

　　50年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英國人羅納德·斯科在其名為《聯邦通訊委員會》的文章里，就已對由他名字命名的斯科定理進行了集中表述：只有產權進行清晰的界定，才能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但50年后的今天，產權問題依然困擾著中國的國有企業，盡管國企分紅已經走出了可喜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