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專家都預測今年的財政收入增長將達1萬億元以上。這種情況是如何形成的？財政增收應該如何使用？財政部科研所所長賈康博士認為——

　　財政增收：應向民生傾斜

　　本報記者 劉明中

　　當前，中國的經濟狀況可稱為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各方專家都預測今年的財政收入增長將達1萬億元以上。這種情況是如何形成的？財政增收應該如何使用？記者就此問題采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

　　財政收入增長為何如此強勁

　　“預計今年全年的財政收入增收額可能達到1.2萬億元左右。”賈康開門見山地說。為什么財政收入增長如此強勁？賈康認為，概括地說，應當主要是改革開放前面約20年我們減稅讓利、“放水養魚”等解放生產力的努力進入了“收獲期”的表現，既屬于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落到過低狀態后的一種恢復性增長，也得到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這一基本面的支撐。

　　“具體分析，其中主要不是由于增加稅種、提高稅率，而是受如下一些主要因素的影響。”賈康具體指出了下面幾個原因：

　　一是物價因素(如把GDP增速由不變價還原為現價，財政收入與GDP增幅間的差異會相應縮小)；二是二、三產業的貢獻(第一產業現已不提供財政收入，如只考慮對財政收入有貢獻的二、三產業的GDP增速，財政收入與GDP的差異又會縮小一塊)；三是進口的貢獻(進口環節有大量稅收，而這些年進口增幅常保持在20%以上，相應構成財政增收的重要因素，比如，今年1—9月進口環節稅收完成5619億元，增幅為21.7%)；四是經濟效益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隨著企業效率水平上升，居民個人收入增加，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都有強勁增長，也是財政增加收入的重要因素，如今年1—9月，所得稅完成9934億元，增幅為34.3%，其中企業所得稅同比增長35.9%，個人所得稅同比增長29.5%)；五是稅收征管水平不斷提高，增收的潛力還在不斷挖掘出來。

　　“此外，也不排除一部分GDP低估因素(主要是第三產業的GDP)和地方稅收摻入水分的因素。”賈康認為。

　　增收的財力應該怎么用

　　增收的財力應怎么用？對此，賈康認為，如果全面把握宏觀形勢特點和總量調節與結構優化(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的結合，比較合理的政策要領應是：

　　首先，應該使赤字和長期建設國債規模繼續有所降低，而不是一下抹平和停發。把這部分可用財力和超收收入、以及明年將實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中可集中的國有資本收益，進行統籌協調，用于加強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優化結構，服務于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局。同時，繼續酌情積極運用特別國債手段置換超額外匯儲備以間接或直接地收斂流動性。

　　第二，優化結構，增加有效供給。運用增收財力和其他可用財力著重強化經濟社會的薄弱方面和“短線”領域，具有在“矛盾凸顯期”改進民生、消解矛盾和在“黃金發展期”維持良好發展勢頭的重大意義。

　　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二元經濟”體，為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在廣闊的農村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業產業化、新型工業化和合理的城鎮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加快實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這需要在一個歷史時期中投入天文數字的財力。面對新農村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我們的錢不是多了，而是仍然投入不足。大量事情還只能循序漸進、逐步去辦。

　　我國的區域間差異在這些年的發展過程中有所擴大，亟需通過合理的統籌協調來有效地貫徹中央確定的西部大開發戰略、振興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戰略和中部崛起戰略，加大中央政府轉移支付的力度，控制區域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這也需要為數可觀的財力，可用的錢不是多了，而是還很不足。

　　我國在爭取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和努力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有與民生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公共產品和公益服務，亟待增加供給。如實行義務教育全面免費、建立城鎮基本醫療保障體系和農村合作醫療體系，健全已有的城市居民低收入保障制度、健全養老個人賬戶和在全國農村也實施“低保”制度；發展城鎮住房基本保障制度；保護生態、治理污染以改進城鄉人居環境；這都需要大量的資金，可用的錢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我國為有效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實現可持續發展，必須按照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的要求走創新型國家之路。為支持從發展基礎科研、實施國家科技重大項目到促進科技成果產業化各個方面的自主創新，必須在實行科技體制和管理體系改革的同時，下決心增加科技投入，而當前這方面的資金需要尚未得到很好滿足，我們仍然是處于資金制約之下的科技投入相對不足狀態。

　　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在逐步構建、健全的過程之中，還應繼續瞻前顧后，適當充實戰略性的社保基金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支付高峰，填補轉軌成本。

　　我國國防和必要的重點建設，仍需可觀的資金支持。

　　“此外，由于收入豐裕的時期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財政支出的剛性又十分明顯，所以適當撥出部分增收財力形成中央預算調節穩定基金，準備以豐補欠和應對不時之需，也有其必要性。”賈康闡述說，在整合、統籌運用可用財力優化結構的同時，還應運用部分財力支持深化改革和“花錢買機制、建機制”。

　　比如，為降低行政成本，轉變政府職能，提高辦事效能，積極穩妥籌備、在時機成熟時推進“大部門歸口”的機構改革，以及國、地稅合并的機構改革等，需要安排一次性人員分流、安置的經費。

　　賈康認為，為有效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在深化司法改革方面，應堅決落實“收支兩條線”原則，充實公檢法系統公用經費矯治公權扭曲，同時加強法官、檢察官、警官培訓和加強“廉政公署”、“中紀委”式權力制衡、監察機構所需經費；“鄉財縣管”、“省直管縣”的扁平化改革推進到綜合改革、減少地方行政層級時，要安排所需的一次性經費支出。

　　“當然，花錢少或不花錢的改革更要積極推進。”賈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