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劍鋒

　　近年來財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長再次引發了總體稅負水平高低的爭論。國家稅務總局前副局長許善達日前在《財經》雜志年刊撰文時表示，爭論越來越激烈，觀點也越來越對立。

　　宏觀稅負高還是低？

　　此前，國家稅務總局計劃統計司相關官員撰文表示，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不論是否含社保稅，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都低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但是同時也承認，近年來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在大幅上升，這種差距在不斷縮小。

　　上述官員認為，不計算社保稅，中國的宏觀稅負大概在15%左右，如果計入社保稅之后中國的宏觀稅負大概在20%左右。

　　對此國內的學者并不認同。許善達和安體富認為，要比較宏觀稅負首先應該進行口徑上的統一。安體富認為，在進行同口徑比較時，中國的宏觀整體稅負超過30%，遠遠超過世界上大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稅負偏重。

　　安體富表示，計算宏觀稅負應該將政府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進行比較。在西方國家，稅收收入和財政收入基本上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而中國的政府收入來源比較分散。

　　除了稅收收入之外，中國政府收入還包括預算外的收入，這部分收入主要由各種政府行政收費等構成，還有制度外的收入，即缺乏相應規定的亂收費，以及社會保障收入，大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以及土地出讓金，上述稅收之外的收入被統一稱為非稅收入。非稅收入曾經一度超過政府總收入的50%。

　　根據這個計算口徑，安體富表示，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已經至少超過了30%。處于30%到35%之間，而且由于財政收入每年都在以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增收，宏觀稅負水平在以每年1～2個百分點上升。

　　許善達在上述文章中也表示，如果將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都包括在內，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在30%到40%之間。

　　財稅戰略需要反思

　　許善達認為，對于宏觀稅負判斷是制定財稅總體戰略的重要前提，對此判斷不同將會形成完全不同的財稅戰略。

　　他表示，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恰恰是“中國總體稅負水平偏低沒有減稅空間”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延誤了新稅制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化，使一些已經形成共識的稅制改革措施推進比預想的慢。

　　以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為例，許善達在上述文章中表示，早在2003年，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就公開表示，“企業所得稅兩法合并的時機已經成熟”，但遲至2007年才完成立法，對于兩法合并之后減稅因素會造成財政收入減少的疑慮，是其中一個不小的原因。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施正文也表示，當前增值稅改革在東北三省試點之后，沒有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對于財政收入減少的擔憂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增值稅是中國最重要的稅收品種之一，2006年增值稅收入占據稅收總收入的比重達到45%。

　　安體富也認為，宏觀稅負已經成為一個國家重要的戰略指標，當前需要對中國的財稅戰略進行反思。現在宏觀稅負每年以1%~2%提高，那么宏觀稅負到底多高合適？他認為，從國家戰略發展的角度應該對財稅戰略進行反思，考慮轉變這種高增長的態勢。

　　首先創新已經成為國家戰略，而企業是創新的主體，需要投入大量的科研費用，稅收政策必須為創新留下空間。其次，中國社會保障還很不健全，將來要開征社會保障稅將是一個很大的負擔，如果現在稅負水平過高，將來社會保障稅將難以承受。中國正在進行收入分配改革，職工工資將提升，如果稅負過高企業難以承受。

　　安體富認為，收入分配是當前許多問題的核心癥結所在，巨額順差、內需不足、經濟發展過于依賴投資和出口、環境和資源能源問題等，當前已到了進行收入分配改革、大幅度提高職工工資的時候，高稅負不利于企業提高職工工資。

　　許善達認為，雖然當前對宏觀稅負水平仍然沒有定論，但是不能將宏觀稅負水平偏高作為減稅的必要前提，即使沒有形成中國總體宏觀稅負水平偏高的共識，中國也應推進減稅。

　　謝旭人在昨日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也表示，2008年將妥善處理企業所得稅總分機構稅收分配及地區間的稅源轉移問題，確保兩稅合并改革順利進行。

　　在增值稅轉型改革方面，謝旭人表示，2008年財政部將繼續在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地區26個老工業基地城市實施試點，并研究制訂在全國推進增值稅轉型改革試點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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