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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老譚家的賬本http://www.sina.com.cn 2007年12月18日 14:00 中國財經報
用紅藍兩色把家里的每一筆收支都記下來，人情支出再劃黑線，農民譚業君用這個辦法記了7年的賬。起初他是想讓家里人花錢“有個譜兒”，沒想到隨著國家一個個惠農政策的到來，這本賬竟成了自家種地熱情高漲、日子越過越好的見證。 老譚記賬的7年，正是我國農村發生深刻變化的7年。特別是自農村稅費改革以來，不僅延續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被徹底取消，一項又一項利農、惠民的政策更是紛至沓來，其密度之大、實惠之多、影響之深遠可謂前所未有。從老譚家賬本里收支數字的變化中，我們深切體會到，一個普通農民的小家與共和國這個大家的命運是如此貼近、休戚相關。從某種意義上說，老譚家賬目的變化，就是中國農民生活的變化；老譚臉上的喜與憂，就是中國農民的喜與憂。 當前，我國廣大農村正處于重要的歷史轉型期，客觀地說，從根本上促進農民增收，改變農民生產、生活條件將是一個長遠的歷史進程。而老譚家賬本中所反映出來的問題，也許對今后制定相關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記者手記 ·引子：老譚“發明”的賬本 · 10月29日凌晨5點，吉林省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簡稱前郭縣)達里巴鄉四家子村，零下9度的氣溫已把稻田的泥土凍硬，51歲的譚業君就打著哆嗦開拖拉機下地拉稻子了。 晚上，忙了一天的老譚仍不忘當著老婆孩子的面，在筆記本上記下當天的家庭收支： 29/10，拉地買火腿腸6元、飲料35元，焊打稻機6元，買黃紙10元，雞蛋20元。共77元。 這樣的賬，老譚已經記了7年。 一個紅色塑料皮的工作日記本、一個大32開的藍皮筆記本，兩本有些破舊、泛黃、密密麻麻寫了274頁的賬本上，記錄著這個普通莊戶人家2001年1月1日至今的40多萬項收支——大到賣7萬斤水稻，小到買袋鹽。 老譚個子不高，一雙微瞇的眼睛常像含著笑意，花3塊錢理的小平頭上，隱約可見絲絲白發。長期的勞作已把他的手指磨得又粗又硬、滿是老繭和裂口，拿筆寫字也顯得很用力。 這位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普通農民為啥要記賬呢？ “當初記這個賬只是為了給孩子們一個說法”，老譚實話實說，“我家上有老母親，下有三個孩子，人多花銷大，前些年根本剩不下錢。2001年大兒子就要初中畢業參加勞動了，要是問我‘咱家賣了這么多稻子了，是不是給我蓋個房啊’可咋辦？有了賬，錢為什么剩不下，我可以給他們一個交代，家里花錢也能有個譜兒。” 老譚管賬，妻子劉淑蘭管錢，打一開始，就定下了“錢賬分離”的規矩。 老譚記賬有他自己獨特的方式：紅色代表收入，藍色代表支出，其中加黑色下劃線的則是人情支出；每一頁的右上和右下，還分別標著上頁結余和本頁結轉數額，家里歷年存下多少錢還是落了多少“饑荒”，一目了然。 最初那兩三年，賬本里多數頁的余額都是“付”(應為“負”——記者注)數，最多到負2.4萬多。老譚說，那時候收入少，欠了賬真是著急。多虧后來政策越來越好，家里種地越來越多，手中有糧就不慌了，雖說有些時候還得借錢花，可欠的錢秋后賣筆糧就能填上，還能剩錢，這叫“周轉”。這記賬的心情可跟以前大不一樣了。 老譚記賬的事前不久才公開——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的同志來四家子這個定點聯系村調研，在與農戶聊起收入情況時，老譚擠進去說，“現在農民有吃有喝，不過掙錢還不夠多，我家都記著賬呢——絕對沒有假賬！” - 鏈接： 前郭爾羅斯蒙古族自治縣是吉林省惟一的少數民族自治縣，位于吉林省西北部，松花江和嫩江交匯處，幅員面積690平方公里，人口57萬，其中42.6萬為農業人口。全縣有耕地320萬畝，林地240萬畝，草地270萬畝，還有90萬畝水面——著名的淡水湖查干湖，前一段熱播的電視連續劇《圣水湖畔》就是取材和拍攝于此。 “郭爾羅斯”是蒙語，有“江岸”的意思，“前”指“南方”，前郭位于松花江南岸，是蒙語里的“江南”。 前郭是全國第六大產糧基地縣，第一產業產值占全縣地方生產總值的42%。2006年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3935元，位列全省第四，比上年增長11%。 四家子村地處松花江灌溉流域的前郭灌區，人口1872人，全村耕地面積為1100公頃，人均約8.8畝，全部為水田，是一個以水稻種植為支柱、產業比較單一的農業村。2006年全村農民人均純收入5300元，高于全國的3587元和吉林省的3641元。 表1 譚家收支明細表 (單位：元)
注：①各年度種糧收入系當年所產糧食其后(主要是在第二年)歷次銷售的收入匯總； ②2003年和2006年人情收禮收入數額較大，系大兒子訂婚、結婚收禮所致； ③2003年和2006年贍養老人及其他項支出數額較大，系大兒子訂婚及結婚過禮、辦喜事花銷較大所致； ④2006年生產支出中，含包地租金(24963元)、拉土開荒(4300元)、修建育秧大棚(5862元)、購買脫粒機(5412元)等一次性大額開支，其中的生產積累性投入未進行攤銷。 1.種地能掙錢，我們就不累 譚業君這幾年也漸漸習慣像父親當年那樣背著手走路了。不過，與父親不同的是，他總是步履輕快，而且腰板挺直，微微仰起的臉上常有舒展的笑容。 “他發愁的時候過去了，現在可緩過勁來了。”四家子村老支書王貴很理解老譚的狀態。 沒有農村稅費改革，我過不上今天的好日子！ 見到領記者前來的鄉村干部，老譚忙不迭地招呼道：“歡迎歡迎！上炕里，炕里坐！” “上炕里是咱東北農家待客的最高禮節”，王貴很是感慨地說，“以前我們干部可享受不了這待遇，別說炕里了，能讓咱上炕就不孬，經常是連門都不讓進。” 話音未落，老譚就笑嘻嘻地補了兩句：“那是，那時候(我)見了干部就想躲。他們一般都是來要錢的。現在翻個了，干部一來，不是送票子就是送政策，誰家見了干部都喜。” 老譚的賬本里有2001-2003年他家和村里的往來賬，上面除了每年2000多元的水電費外，還有合同款、農業稅、水電費利息、防雹炮彈款、按勞攤款、各類工程攤款、選舉人工費等項目。譚家承包了2.35坰(1坰＝1公頃＝15畝)，35畝多土地，2001年的各項稅費負擔達到1726元，人均288元。 這一年，老譚還抓鬮種上了村里輪轉包租的半坰預留地(租期一年，租金1100元)，再加上自家開荒，總種地面積已超過3坰。可扣除各項生產生活開銷，仍落下5470元的“饑荒”。(見我們根據老譚的賬本記錄分類整理而成的表1) 在譚家2001年的賬目中，只有8次買肉的記錄。 “沒有農村稅費改革，我過不上今天的好日子！”老譚一字一句地說。 2002年，吉林省在全省范圍鋪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取消了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集資，全省農民人均減負40元。譚家這一年減負342元。 真正讓老譚激動的還不是少交這342塊錢，而是改革規范了農村稅費制度，徹底堵死了亂收費的口子，包多少田，交多少錢，其他一概不用管，農民種田再也沒有后顧之憂。 “(這相當于)政府給每塊地定了個實價，這么一來，要包別人的地，價格就好談了。”老譚告訴記者，鄰村燈籠山是個朝鮮族聚居村，村民大多外出(其中多數去韓國)打工“掙大錢去了”，自己一直眼熱那些撂荒的耕地，可就是不敢包，怕七攤八派地種了蝕本。 老譚至今還后悔自己在機遇面前的猶豫：“村里老劉家就見機得早，2002年一下子包了好多地，真就發了。全村最漂亮的新房子——那個用彩鋼做屋頂、上頭有太陽能(熱水器)的就是他家。” “2003年初，我一咬牙花6000塊錢包下了朝鮮族金老五的兩坰水田，還有生以來頭一回從信用社貸款2000元來種這些地，當年就讓家里扭虧為盈，凈掙兩萬多。”老譚說得臉上放光，“原來說定的是包地費(賣糧)后付，2003年底，我就連2004年續包的6900元一塊兒給了——不給不行，俺村的人都搶著包地了。” 徹底激發村民種地熱情的是一個天大的喜訊——2004年，國家在黑龍江、吉林二省率先免征農業稅，從此，稅費負擔從吉林1500萬農民身上、從老譚的賬本上徹底消失。全村人敲鑼打鼓放鞭炮，比過年還喜慶…… “這幾千年的皇糧國稅一下子讓咱們黨給免了，這是祖祖輩輩想都沒敢想的大好事啊！”身為“群眾”的老譚說到“咱們黨”時，聲調不知不覺地提高了些。 2006年，老譚又在燈籠山村包下了1.2坰水田，加上抓鬮種上了村里輪轉包租的9畝預留地(種兩年，租金3563元)，總種田數達到118畝，僅種糧一項就收入127293元，是2002年的2.68倍，年均增幅達到42%。 “這幾年家里添置了不少東西，大小子也順當兒地成親了，今年該花的錢基本都花完了，也就存下了5萬來塊錢。剛收的新稻子還能賣個9萬多塊錢吧。”拍著賬本，老譚輕輕一笑，似乎意猶未盡。 - 鏈接： 我國從2000年3月開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2006年就在全國范圍內取消農業稅，與改革前的1999年相比，全國農民減負總額約1250億元，人均減負140元。中央財政在改革7年間累計安排農村稅費改革專項補助約2610億元。各地財政也加大了對鄉村兩級的補助力度，7年間安排資金近千億元。 如今種糧不交稅，國家還給補貼，農民要不好好種地，對不起自己的家，也對不起黨和國家的這份心意。 翻開譚家2004年6月的賬頁，兩行又粗又重的紅字赫然入目： 12/6，種(金老五的)地第一次直補300(元)，(自己分得)150元； 22/6，(自家承包地)糧食直補329元。 “這是我這輩子頭一回從國家領錢！”老譚說他當時樂得不知念叨了多少回“天上掉餡餅”。這一年，他自家的承包地領到了良種補貼411元，種糧直補1097元。“那時候誰也沒想到國家白給錢，所以包給我地的金老五得的兩項補貼也分了我一半，664元——就這一回，以后外包地上的補貼都歸人家了。我自家開出來的荒地以前沒給國家做過貢獻(交稅費)，不享受補貼也是應該的。” 老譚打心眼兒里覺著政府和農民越來越貼心了。國家這“紅包”不僅年年給，還越來越鼓了。去年自己正愁柴油、農資又漲價的時候，國家又發來了農資綜合直補，自家得了344元，今年7月30日又領到了700塊錢。“今年政府把補貼給發到存折上，不用干部挨家挨戶送發貨票子(領款憑證)了，我們也不用一趟趟上鄉里領錢了。”老譚攥著今年6月剛辦的“直補款”存折，興奮地說。 由于2004年取消了農業稅，譚家每畝承包地的稅費負擔平均減少約49元，平均每畝地得到的補貼還有67元，這一減一增，使譚家每年增加收入近4000元。 “國家知道咱種地農民的難處，不愿意讓咱受窮，還出了好政策，讓糧價也漲上去了。而且現在賣糧一點都不難了，隨時都能賣，村里興起了好幾家糧食加工廠，外地來的糧販子也不少，誰給的價高就賣給誰，再不用像以前那樣半夜起來排隊、央求糧站收糧了。”老譚雖然不清楚2004年糧食流通體制改革的相關政策，但他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糧食收購放開帶來的市場繁榮、糧價回升、農民增收等等好處。 老譚專門拉了個歷年種糧收入的單子，其間糧價穩步上升的軌跡清晰可辨：每斤水稻的價格從2003年的0.48元逐步拉升到2004年的0.60元、2005年的0.81元和2006年0.98元，今年也基本穩定在0.90元左右。如果不是2005年遭遇稻瘟病減產嚴重，譚家的種糧收入將是連續三年超10萬元——“我是從大集體時代過來的人，遭過那掙一年工分還要倒貼錢的罪。現在種地掙錢多了，多種多掙錢，誰還不積極？” 在譚家的賬本中，只有2004年有1341元的打工收入，老譚說，那是他利用農閑的時候到村里的糧食加工廠干活掙的。“以前我都沒叫孩子出去打過工，現在更不會了。種地不比打工掙錢少。如今種糧不交稅，國家還給補貼，農民要不好好種地，對不起自己的家，也對不起黨和國家的這份心意。”老譚的心中也有本賬。 - 鏈接： 2004年，國家改革了糧食流通體制，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2004-2007年，全國累計發放糧食直補資金541億元。 2002年，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實施東北高油大豆良種補貼，這是我國第一個直接對農民的生產性補貼。從2003年起，補貼品種又陸續擴大到優質專用小麥、水稻、玉米、棉花和油菜。補貼資金由2002年的1億元，提高到2007年的65.7億元；良種推廣面積由2002年的1000萬畝，增加到2007年的5.88億畝；受益農戶由2002年的53萬戶擴大到2006年的5800多萬戶。 2004年，國家出臺了對農民購置農機具的補貼政策。到2007年，公共財政安排的該項補貼資金規模已經從2004年的7000萬元增加到20億元，補貼區域覆蓋全國1700多個農業縣。 2006年，中央財政安排120億元資金，實施農資綜合直補。2007年中央財政新增156億元補貼資金，使農資綜合直補達到276億元。 農民種地就和生意人做買賣一樣，算一下投進去的錢能掙回來，還能余錢，值，就干！ 去年底大兒子譚震成親，確實沒向老譚要新房。這可不是賬本的“功勞”，而是因為老譚有了更有說服力的理由—— 手頭有了錢最想干什么？老譚毫不猶豫地回答：“多包地，多種糧，掙更多的錢！” 現在想包地可難了。四家子村村民已經在周邊村包了300多坰地，燈籠山村147坰地，已經被四家子村包了快100坰了。今年，大兒子分家另過，老譚的種地總數減至5.9坰，他想多包地，但沒包到。 包地有競爭，糧價又攀升，已拉動包地價格飛速上漲。老譚的賬本上清清楚楚地記著：2005年一坰地的租金已躥至5600元，2006年再升至6500元，今年更是達到7300元，是2003年的2.1倍。去年譚家包地總費用接近2.5萬元，僅包地一項，就讓譚家畝均生產成本增加了212元。 花這么多錢包地，合算嗎？ 老譚早把這賬算清了：種一坰二等水田，正常年景年產稻谷2萬斤左右，按每斤9毛錢算，毛收入1.8萬元，扣去四五千元的生產成本和七千來塊的包地費，至少還能掙個三四千元。自家的地，一坰掙個萬把塊錢，那是穩當兒的。平均一坰也能掙個七八千元。(見表2) 注：①人均純收入＝(家庭全年總收入-轉移性收入-變賣財物收入-家庭生產費用支出-生產性固定資產折舊-稅費支出)/家庭常住人口； ②本表為據譚家歷年收支統計而成，未核算譚家自用糧和未出欄禽畜等收入值，也未對生產性固定資產計提折舊。 “農民種地就和生意人做買賣一樣，算一下投進去的錢能掙回來，還能余錢，值，就干！”老譚坐在炕頭上喜滋滋地說，“種地能掙錢，我們就不累。” 外包地的價格上升也并非壞事，它突顯了土地的資產價值，這只市場的手正悄悄地改變著農村的經濟結構。前郭縣主管農業的副縣長吳景和告訴記者，農村稅費改革前，農民種田收益低，土地流轉少。免除農業稅費后，農民紛紛回家種田，因為相對于種一坰水田1萬多元的純收入，非技術性務工出力一年掙7000多元實在太少。土地流轉若能取得適當的資產收益，農民與土地的血肉聯系變成資產紐帶，將會重新促使一些有能力的農戶外出務工經商，或是離土不離鄉，改行搞養殖。種地規模化，收入多樣化，農村才有希望。 據了解，四家子村還不算種地最多的，該縣的黎明村自己有1200坰地，又外包了1000多坰，有的農戶種地總數已超過100坰，一年掙幾十萬元沒問題。 2.投錢種好田，土里刨金蛋 譚家最值錢的“三大件”都跟種田有關：1999年花1萬塊錢買的舊手扶拖拉機就停在屋門口，后院擱著去年自己出5412元和兩家親戚合買的脫粒機，前院里這排整齊的鐵架子，安上鐵管，蓋上農膜，就是育秧大棚——去年投5862元建的。 “這小四輪可給我家出了大力了，光算拉土、插秧就早把本錢省出來了。”老譚拍著銹跡斑斑的手扶拖拉機，話語里透著親切。那臺脫粒機功率不到40馬力，雖說沒能享受國家補貼，可脫粒打場變得既省力又安全。這育秧大棚更不簡單，有了它，秧苗出得多，長得壯，增產有保障。 投錢種好田，土里刨金蛋——只要能多打糧、多掙錢，投再多的錢，老譚也舍得。 種田是個實在活，沒有付出，哪有回報？ “老譚種地是真下本兒。”老支書王貴由衷地夸獎道。1997年二輪承包抓鬮，老譚手“臭”，全村最次的那塊靠河堤的澇洼地被他抓了。那9畝多地連三等都夠不上，平時泛鹽堿，一下雨就淹，積水最深的地方能沒腰。產量上不去不說，光是在那爛泥地里收割、背稻子就愁死人，可以說不要錢都沒人愿意種。他愣花10年時間把它給墊平了，現在至少是二級地了。” “那時候的苦都沒法提了。”老譚嘆著氣說，分到地那會兒，家里三天沒燒火，愁得沒心思吃飯。從1998年到今年初，每年冬天農閑時節，老譚一家都要起早貪黑地去拉土墊地，前前后后拉土足有1萬立方米，把一座土山都挖成了平地，光是雇人、雇車的費用就花了兩萬多元——其中有1.3萬元還是2005、2006兩年“有錢的時候”才花的。 “有一年整地的時候下了雪，兒子不小心摔了一跤，全身上下都讓泥糊住了。大冬天的，老譚穿的棉背心都讓汗給濕透了，晚上回來在炕頭上放一宿都沒干透，”說起全家人為這幾畝澇洼地吃的苦受的累，劉淑蘭仍是一臉的心疼。 如今，譚家不僅墊好了那9畝地，還把周邊的荒溝泥塘都整成了良田，總面積擴展到一坰半(約23畝)。“以前那地種出來的稻苗都灰嗆嗆的，一坰地最多能產5000斤，收的稻子還帶泥，糧站都不收，掙的還不如賠的多。現在我給孩子留下的可是塊好地了，一坰至少能產18000斤，以后20年(的承包期)就可以享福了。”老譚頗為欣慰地說，剛開始墊地家里人還反對，怕花錢，現在看忒值了。種田是個實在活，沒有付出，哪有回報？ 老譚也和其他農民一樣，熱心于改進種植技術，提高糧食產量和質量。他知道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所以特別注意借助“外腦”提升自己種田的技術含量。早在縣里推行免費測土配方施肥兩年前，2004年4月，老譚就自己掏了128元錢給自家的承包地測土配方。平時只要聽說有農業專家講課，他都要趕去聽聽。去年1月9日，老譚帶兒子譚鵬去長春看病時，還專門到書店買了一本水稻種植技術的書——這13元是他自己多年來第一筆買書開支。 “專家的話不能不聽，可也不能全部照搬，種好田也得理論結合實際。”老譚說，對專家推薦的新良種、新技術，自己一般都要先拿幾畝田做試驗，覺得合適再推廣。這從賬本上也可以看出來，如最初的記錄往往只是“到公主嶺買稻種XXX元”，2003年以后，老譚把稻種的名字也寫得一清二楚，一次三四種，年年有不同。這不，省農大和農科院今年剛推出的新品種，他就買來種了。 老譚對于農活很是較真。在自家一塊剛收割的稻田里，老譚夫婦把沉甸甸的稻捆交叉碼成了便于搬運的“X”型長列。當別人提議把稻捆堆高些，好拍出“豐收景象”時，老譚堅決不干，繃著臉說：“我可不能讓人見了照片，說我老譚不會干活！” 農民干一天不如機器轉一圈，要當新農民，就得會享科技的福 今年秋收，老譚雇了聯合收割機，只用3個多小時，就把1.2坰水稻變成了金燦燦的“谷山”。 “用機器收割，真是既省勁又省錢。”老譚一臉信服地說，以往自家動手割，一坰地最快也得割10天，還把人累個賊死。雇人的話，收一坰地就得1100元，脫粒、打場還得花錢。機器一次性就把這套活全干完了，收得又快又好，一坰才要900塊錢，太合算了。 “農民干一天不如機器轉一圈，要當新農民，就得會享科技的福。”老譚感嘆道。 “你還有那么多地——”沒等記者問完，老譚就搶著說：“現在用機器根本排不上號！村里的收割機這兩年已增加到了18臺，仍只能保證不到四成的機收面積。買收割機的那幾家，天天給人家包活，自家的地都只能夜里割。” 去年村里有三家合買了臺18萬元的聯合收割機，扣除政府給的30%的農機補貼，實際只花了12萬元。“機器下地一轉(收割)，當天錢就進兜。一天差不多能掙2000塊。這半個來月的收割期，怎么也得落下3萬來塊。”老譚毫不掩飾自己的羨慕，“誰家買了大農機，鄰家都(羨慕)得吧嗒嘴。” 攢錢買農機，早買早受益，這是村里農機大戶姜龍的經驗之談。與老譚同歲的姜龍2002年就東挪西借湊了4萬多元買了臺舊的大型拖拉機，靠給人推土、耙地，幾乎當年就收回了成本。2004年以來，他又抓住國家發放農機具購置補貼的良機，接連投入17萬多元，買了一部收割機和一部可插秧、翻地、收割的多用途拖拉機，服務范圍已擴展到周邊各村，兩部機器一年能凈賺5萬多元。如今，家里的舊房子顧不上翻新，老姜又琢磨著買臺20萬元的日本進口聯合收割機了。 吳景和副縣長對近年來農民生產性投入積極性的高漲深有體會。去年全縣農民貸款和自籌用于種養業、三產的投入高達8.3億元，相當于農村經濟總收入(含務工經商收入)48.8億元的1/6。全縣的農機具購置補貼去年增至1190萬元，沒想到還是不夠花的，農民自籌了近5000萬元買農機，享受補貼的那些機器十來天就被搶光了。 “農機不怕多，誰的服務好，農民就用誰的，要靠信譽掙錢。”姜龍對未來很有信心。 譚家的賬本上沒有自家農機外包服務的收入。“村里的小四輪、打稻機啥的已經相當普及，基本都是自家用。如果能買上聯合收割機，這些差不多就該淘汰了。”老譚盯著干部們，很熱切地說，“要是國家補貼的幅度再大點兒，咱也買上一臺(大型農機具)。” “我們的農民自尊心強，啥事都想不求人，更不想低人一頭。小農機主要是自買自用，絕大部分時間都被閑置。”長期研究農業問題的吳景和對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政府有必要在農機結構合理化和提高使用效益上做出有力的引導。”他告訴記者，今年，中央財政分配給吉林的農機補貼是全國最多的，達到2.17億元。省里把前郭定為四個農業全程機械化試點縣之一，決定三年拿出1個億，把購機補貼幅度提高到50%，專項扶持一批農機大戶和兩個農機合作社配齊農機，上規模、上檔次，擴展服務空間，力爭實現從翻地、插秧到中耕、收割全程的機械化大提速。 本指望早買農機早賺錢的老譚聽了這消息感到有點失落，但也有些欣慰：“不管咋說，早點實現全程機械化服務，我們種田就輕松愉快了。” 前郭縣城四周的馬路邊已興起了數個農機大市場，冬日的暖陽下，一排排新機器溢彩流光，像接受檢閱的戰士，即將奔向現代農業的戰場…… 3.消費不用拉，有錢就會花 老譚賬記得細，可人并不“摳”。除了添置各種“大件”，一般的家庭開銷他從不管制。 “小兒子今年18歲，閨女20，都成人了，賬在那里明擺著，都知道量力而行，不會亂花錢。再說，錢也不是牙縫里省出來的，掙錢不就是為了過上好日子嗎？該花不花也不對，是不？”老譚的眼神里流露出自信。 這幾年生活越來越好了，家里買的衣服、家用電器越來越多，連以前沒想過的保健品、護膚品也開始享用了 “7/1，買一代(袋)梨14元，二合(盒)香7元，香焦(蕉)、桔子34元……譚鵬看手拍片15元，車費25元，糖葫蘆5元，洗澡26元，修腳10元，給譚震交50元話費。(共計)206元”。 這是2006年1月7日老譚和小兒子譚鵬上前郭的一天花銷。老譚沒覺得有什么特別，因為這樣的消費已漸漸成了家庭生活的常態。 隨著收入的增加，7年來譚家的消費結構也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一些變化：食品支出雖然基本保持穩定，但食品結構已經悄然改變。各類肉食、水果的支出在賬本上出現的次數越來越多，偶爾還會買點海鮮、葡萄酒換換口味，再也不用像2003年以前那樣逢年過節才“打牙祭”了。兒女平時買些“不壓餓”的零食，老譚也不反對，自己一時興起，還會買串糖葫蘆嘗嘗呢。 另一個顯見的變化是，譚家的生活消費支出在2003年開始出現大幅增長，2003年至2006年平均增幅為32%。同期，譚家的恩格爾系數逐年降低，生活狀況已由溫飽階段進入到比較富裕階段。(見表3)
表3 譚家恩格爾系數表 (單位：元) 老譚弄不懂這個“恩什么數”，可他覺得富裕就該是花錢不愁，生活夠檔次，而自己家實在還差得遠。這幾年生活支出增加主要是購買服裝、家用電器等“填補空白”的支出鬧的。除了2003年買的海爾冰箱和三年來陸續給孩子們買的手機算得上名牌，其他的消費基本上和“精品”沾不上邊。 不過，賬本里的一筆筆明細支出告訴我們，譚家的生活消費的確比以前“大方”多了：以往買衣服很少過百元，現在每人都有了好幾件一二百元的衣服。老譚去年1月還給自己買了件278元的毛衣，那幾乎是除了大兒子的結婚禮服外最貴的衣服了。 衣著俏麗的女兒譚麗樂呵呵地對我們說：“這幾年生活越來越好了，家里買的衣服、家用電器越來越多，連以前沒想過的保健品、護膚品也開始享用了。” 2004年以來，每到年初農閑時節，老譚都要到前郭縣城去逛逛，除了大包小包地購物，還要到浴池去泡個澡，修修腳，放松一下。趕上買的東西多，或是帶著孩子，就像2006年1月這次似的坐出租車回來。“打車25塊錢就能送到家門口，兩個人坐公共汽車還得花十幾塊錢呢，不差那幾個錢，圖個方便。平時我們村的人打車也不少。”老譚說。 譚家的三間瓦房在村里只屬于中等水平，可里里外外收拾得很干凈，一面約兩米見方的無邊大鏡子上還掛著塑料藤花。家里前年剛做了內裝修，鋪了瓷磚刷了漆，老譚琢磨著以后還得買個太陽能熱水器，能在家洗澡就好了。 隨著收入的提高，譚家的人情支出標準也水漲船高，從2001年時的一次三五十元逐步提升到現在的一二百元。名目也不少，不光是紅白喜事要隨禮，孩子出生老人做壽還有親友傷病都要掏錢。禮金總額也越來越大，而且增長較快。2006年人情支出高達7100元，6年來年均增加44%，成為家庭支出中一大負擔。 “人情往來是咱農村的習慣。”老譚雖然也希望減少人情送禮，但并不覺得這該取消。農村社會就這么小的圈子，鄉里鄉親的，互相幫襯著點也應當。大家也借這個機會多走動走動，加深感情。2005年老譚的妻子和兒子患病，鄉親們就送來2900元，真是救了急。 老譚挺在意村里的和諧氣氛。“我年輕時候還挺愛唱個歌啥的，現在村里沒人組織這些熱鬧活動，也沒有場地，戲班子一年也盼不來一回。除了在家看電視，哪兒還有啥樂頭？” 譚家7年的賬目里，只有兩筆文化娛樂開支：一是2005年7月，一家雜技班子來村里演出，老譚全家去看，花了10元錢；再就是去年11月，給岳母祝壽，親戚朋友一群人進城看戲，老譚掏了100元。 “以后就會好了。”王貴告訴記者，村里掏錢給大伙接通的閉路電視很快就能安裝到位了，村中還平整出了一塊地，準備招商建設“奧林匹克文化廣場”——“讓咱農民也過過休閑的生活。” 希望能像城里人一樣有保障 老譚家客廳的柜子上擺著個大玻璃瓶，里面泡著紅棗、枸杞和一些藥材。劉淑蘭說，那是按別人給的偏方泡的藥酒，據說可以治老譚的風濕痛，“他平時不喝酒，每回感覺關節疼了就喝一杯，管點兒事。” 在譚家的賬本上，購物時捎帶著買點便宜藥是常有的事。“看病花錢越來越多，看個感冒就二三百元，受不了。咱也沒啥大礙，就吃點藥頂著。”老譚說，近年來家里的醫藥費開銷越來越大，2005年達到3013元，相當于當年生活消費支出的1/4。2006年村里號召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時，譚家早早就把每口人的10元錢交上了。當年全家只有老譚做胃鏡享受了合作醫療報銷，花了150元，報銷45元，村醫還給報了8塊錢。今年村里替大伙出了那10元錢，全村參合率達到100%。 “讓農民看得起病，這可是辦了大事。”老譚對這個制度很是在意：過去村民住院交不起錢，被迫停藥、出院的事太多了。如今村民得了重病住院，花兩萬國家就能給報1萬塊錢的醫藥費，兩萬以上的開銷，大病救助還能二次報銷最多1萬塊錢，這要擱到過去哪敢想？ 村醫寧顯輝的家就是鄉里選拔確定的合作醫療定點衛生所。他剛從村民家里巡診回來不一會兒，就有三位村民來問診、買藥。“有了新農合以后，村民就醫用藥確實增加了。有時候只是覺得有點不得勁也過來讓我聽聽(聽診)。我這里按規定可以給每位村民一年報銷8塊錢。村民來拿藥我就少收8塊錢，縣合作醫療辦審核認為我開方用藥合理，再把這8塊錢撥給我。上級不給我工資和經費，全靠自己取信于民，才能掙錢。藥監、衛生部門每年都來查幾次賬，藥價虛高要受處罰的。” 35歲的小寧出身于行醫世家，衛生學校畢業以來，已經考取了鄉醫證、全科醫生證和助理醫師證。“去年正趕上省里的‘一村一個大學生’的好政策，我考進了長春中醫藥大學，可以利用5個寒暑假學出個大專文憑——學費都是政府給報，非常好。這樣我就能更好地給鄉親們服務了。” 不過，老譚現在還是經常自己買藥吃，原因是到醫院看病開藥還是價格高，小病小災的，剛夠合作醫療報銷的起付線，報得不多，手續不少，有時還不如買藥省錢省事。寧顯輝則反映，鄉衛生院報銷比例雖高，可由于醫療條件還比較差，農民看大病大都還要去縣城、省城。希望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加強醫療服務和醫藥費用的監管，適當提高報銷比例，特別是加強基層醫療機構的建設，提高他們的服務能力和水平，為農民的健康保駕護航。 教育問題是老譚心中的一塊“痛處”。他家三個孩子都是初中畢業就回家務農了。“我自己就沒上夠學，五年級還沒畢業就被父親叫回來干活了。我這仨孩子沒趕上現在這免費上學的好時候，那時，上學花錢多不說，咱這農村學校教學質量也不行，孩子學習成績都不好……” 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除學雜費政策受到村民的交口稱贊，但村民更盼望讓孩子享受到高質量的教育。村里惟一的養豬大戶孫長河就把上初二的女兒送進了“贊助費”高昂的油田實驗中學，為的就是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 老譚現在最盼著能上養老保險。“黨的十七大報告也關心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呢。要是國家富了，能幫咱拿一塊，農民自己再拿一塊，讓我們老了能像城里人那樣領養老金，能給孩子減輕多少負擔啊。咱這小家要是一年比一年好，咱國家不更得一年比一年強。” 4.增收的瓶頸，農民的期盼 譚家的增收之路并非坦途。2005年的水稻減產，譚業君至今記憶猶新。“那年水稻品種選擇的不好，抗病能力差，遇到稻瘟病。光我包的那兩坰地就少打了1萬多斤糧，減收1萬多元。” 今年，前郭又遭受到幾十年未遇的大旱災，全縣絕收面積近4萬公頃，種植業直接經濟損失10個億。雖說四家子村靠灌區支持，受災較輕，可老譚外包的稻田由于沒能澆上二茬水，稻米產量和質量都有明顯下滑。 在四家子村，村民們普遍反映，缺資金、少技術、信息服務跟不上、農業基礎設施差是大家比較犯愁的問題。 生產資料價格再這樣漲下去，真擔心種地掙不到多少錢了 除了去年大兒子結婚外，每年的生產資料支出都是譚家最大的開銷。2003年以來譚家生產總支出增幅明顯，年均達到45%，生產成本由每畝316元上升到每畝615元，其中2006年生產支出達到最高，為72522元，比上年增長83%。除去修建育秧大棚(5862元)、購買脫粒機(5412元)等一次性大額開支外，主要原因一是外包土地多了，租金上漲；二是化肥、農藥、種子等生產資料價格不斷上漲，造成生產成本越來越高，每畝地增加成本約50元。經計算，2005年譚家畝均純收入由2004年的907元下降至587元，減幅達到35.3%。老譚說：“生產資料價格再這樣漲下去，真擔心種地掙不到多少錢了。” 今年9月15日，老譚才賣掉了2006年的最后一批62660斤水稻，這已比往年晚了許多。雖說是趕在了新稻收割前夕，可還是只賣到了0.85元/斤，比起去年初最高時的0.98元/斤來，損失不小。 “我這些年的水稻總沒賣到好價上。”老譚說，農民現在不愁賣糧難了，可鬧心的是糧食價格波動大，那價格不能論年算，也不能論天算，簡直就是“時價”——價格一天幾變都是常事。“咱農民常常是糧價漲了就總覺得還得漲，不愿賣；糧價跌了又恐怕還得跌，急著賣，越賣越跌。” 其實老譚打心眼里不愿意“惜售”，他和其他農民一樣分批賣糧，只是為了稍稍降低市場風險。然而，對于糧價的走勢，他一直是“心里沒數”，也從來沒有什么組織機構為他們提供這方面的信息咨詢服務。自己一家一戶地面對大市場，總擔心吃虧，卻又無可奈何。“如果能有鄉村政府或是合作社給(我們)提供信息或組織賣糧就好了。”老譚嘆息說。 農技服務還是太少了 在田間采訪時，一輛披著“科技下鄉”橫幅的面包車開了過來，那是黑龍江某企業的技術人員來推廣自己的良種。老譚拉住人家就問起種植技術上的疑難來，說到關鍵處，還蹲在地頭，以手畫圖，搞清細節。過路的村民也紛紛圍了過來，七嘴八舌地參與討論，田間小路的交通為之堵塞。 “農技服務還是太少了。”達里巴鄉黨委書記于營澤感慨說，縣里的專家一年才能到村里一兩回，講得都好，可到實踐就沒人指導了，出了問題干著急，鄉里的農技站技術力量差，基本解決不了啥，像老譚這樣愛鉆研的有時就算個“土專家”了。 可老譚知道自己也是“摸著石頭過河”，被病蟲害逼急了也只有抱著病苗往城里跑，既誤工又費事不說，還不知道能不能抱對“佛腳”。 村民陳偉利說：“現在很多農藥化肥的說明書都是外文，我們農民怎么能看懂啊，都是參照以前使用其他農藥的標準，不是發揮不了藥效就是過量。”大家在施肥、打藥的時候，把握不好用量和用法，經常是看別人怎么用自己就怎么用，不過，一旦“打頭”的用法不當就可能給全村帶來災難。 于營澤告訴記者，鄉里也希望引進農校的大學生，可現在鄉鎮進人卡得很死，編制和待遇成為大難題。現在能做的只能是到了病蟲害高發期，邀請縣里的農業技術專家到村里巡回講課，“也算盡力了。” 本來澆灌需一天，跑冒滴漏得三天。這邊泄渠水嘩嘩，那邊禾苗嗷嗷叫 在老譚的賬本中，水費支出也較大，一坰地1060元，幾乎占到了種田總成本的四分之一。 “其實種水稻根本用不了這么多水，好多水都是白白浪費損失掉了。”老譚對此痛心而又無奈。據了解，由四家子村負責維修、管護的三級工程共有引、泄水渠600條，總長度近60萬延長米，基本上都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修建的簡易土渠，跑冒滴漏現象比較嚴重。本來放一天水就能灌溉的，現在需要放三天才行，既白白浪費了水資源，又增加了成本，加重了農民負擔。用農民自己的話說就是“本來澆灌需一天，跑冒滴漏得三天。這邊泄渠水嘩嘩，那邊禾苗嗷嗷叫。” 一提起水渠，村黨支部書記王貴就將一個大大的“難”字寫在了臉上，按照引、泄渠維修一次一般可以使用兩年計算，每年需投入25萬元，而目前村集體年收入僅為12萬元，“一事一議的話，修渠的事大家都同意，一說拿錢就不行了。”2004年至2006年對水渠進行維修、養護，全村累計投入資金及出工折資100.64萬元，村集體為此欠債27.8萬元，至今仍無法償還。 “水渠淤積破損嚴重，如果不及時進行維修改造，過不了幾年，水田就得變旱田，老百姓的收入就會減少一大半。”王貴說，要解決這個問題，最好的辦法就是用水泥板硬化加固渠道，可是這一工程需要投入一大筆錢，沒有上級的支持根本沒法辦。 “我們請專家測算過，這渠道硬化后，一坰地的灌溉用水量至少能節省50%，水電費能省530元，全村農民光水電費就能省下近60萬元；這還能節約土地呢，原來3米寬的土渠，硬化后只要1.5米寬就夠了，600條引泄渠能省下近70坰地，按一畝年收入1萬元算，又能掙出70萬元，這一進一出就是130萬！用不了多長時間就把本兒掙回來了，何況，這水泥渠能用幾十年呢！”王貴眼中充滿了期待…… ·尾 聲· “現在咱農民的‘想法’多了，那是因為有奔頭，以前哪想到這些。”老譚樂呵呵地說，黨和國家給了咱這么多的好政策，咱要不干出個樣子來哪行？“最困難的日子都過去了。十七大報告都說了，要讓農民更加富裕，肯定又會有更好的政策給農村，我們的好日子還在后頭呢！” 老譚記賬的事情傳開后，鄉經管站專門給他送來了兩個標準賬本。“明年我就拿新賬本記賬，記下更多的新事、好事，到時候再請你們來看賬，看咱農民生活又有哪些新模樣！”站在自家門前的老譚背著手，挺起胸，目光很自然地滑向遠方的田野。 田野上，艷陽高照，秋收正忙。 (本文采寫得到了國務院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小組辦公室的大力支持與協助) 本報記者 朱安明 崔春雨 通訊員 王春播 易赟 隋麗/文 本報記者 余波/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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