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宋焱

　　12月5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透露出重要信息：明年要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這意味著，隨著當前中國經濟過熱趨勢的顯現，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伴隨中國經濟走過長達10年時間的“穩健的貨幣政策”將適時淡出，“從緊的貨幣政策”將走上中國經濟的前臺。

　　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已確定了2008年中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由“一個防止”增加為“兩個防止”：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并提出“要堅持好字優先”的要求，貨幣政策基調調整的意圖不言自明。然而，對于央行而言，將“從緊”二字落實到貨幣政策的實際操作過程中，無疑是一個新的挑戰。

　　今年以來，針對經濟運行中的銀行體系流動性偏多和貨幣信貸擴張壓力較大的問題，央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適度加大了調控力度：連續5次加息、9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同時發行特別國債回收流動性，并通過引導信貸結構調整，穩步推進金融企業改革，增強

人民幣匯率彈性，加快外匯管理體制改革等多種舉措，促進經濟金融協調發展。

　　央行宏觀調控的不斷加力，對維護總量平衡發揮了積極作用，保持了金融運行的總體平穩。但不容忽視的是，從總體上看，當前的宏觀調控壓力依然較大。一方面，貨幣信貸擴張壓力依然較大，廣義貨幣供應量M2“控而不降”，持續遠離預定目標；另一方面，高企的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漲幅也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10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10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39.42萬億元，同比增長18.47%；CPI反彈至6.5%，達到11年來最高水平。在此形勢下，相關專家學者認為，明年的貨幣政策取向定位于“從緊”，幾乎已沒有疑義。

　　具體到貨幣政策操作層面，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副院長趙錫軍認為，當前央行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面臨幾個選擇：一是進一步加大流動性對沖的力度，可能采取的措施包括上調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票或特別國債；二是發揮利率和匯率對通貨膨脹的控制力度，也就是繼續加息或加快

人民幣升值的步伐；三是加大對銀行信貸的控制，在對全年銀行信貸總量進行控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控制好信貸投放的節奏。

　　“但從現實情況來看，央行采取上述貨幣政策措施的難度也不容忽視。”趙錫軍指出，央行貨幣政策的實施難度主要體現在：隨著存款準備金率的頻繁上調，銀行體系的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達到13.5%，超過1988年創下的13%的歷史高位；與此同時，央行貨幣政策的操作空間也在不斷被縮減：9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使銀行體系的存款準備金率達到歷史新高，必然面對來自商業銀行方面的阻力；在5次加息后繼續加息勢必會進一步刺激外資涌入，從而增加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此外，發行央行票據以及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雖然減少了貨幣供應量，但也將抬高貨幣市場利率。

　　因此，趙錫軍認為，相對而言，前兩種操作的實施難度比較大，控制銀行信貸則更為可行。針對前一段時間市場上流傳的一種說法，即為防止商業銀行年初“早放貸，早收益”，央行在確定信貸調控目標時，可以將目前的“年度指標調控”細化分解為“季度指標調控”，他認為，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要“嚴格控制信貸投放節奏”，在此形勢下，將信貸調控目標進一步細化，也不失為央行的一種可行選擇。

　　值得關注的是，央行行長周小川近日撰文稱，診斷具體問題并給出處方時，要避免誤讀歷史，盡可能避免矯枉過正而導致的“超調”，避免給下一次危機埋下導火索。這一論斷不免引發人們對于“從緊”貨幣政策負面效果的警覺。

　　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從緊”的貨幣政策可能存在一些副作用。如果美國次級貸危機進一步深化，明年全球經濟特別是美國經濟大滑坡，

中國經濟將難以獨善其身，到時候再加上國內從緊貨幣政策的影響，中國經濟驟然變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此，必須重視“從緊”滑向“極度從緊”的可能。但他仍對中國經濟的前景表示樂觀，認為受外部需求放緩的影響，明年中國出口增速不會放緩，將使經濟增速小幅放緩，但內需會保持強勁。他預測，中國經濟明年不會硬著陸，而將繼續保持高增長，達到11%左右。

　　更多專家學者則認為，明年的貨幣政策取向定位于“從緊”是形勢所需，但單憑貨幣政策一己之力顯然無法解決所有問題。從長期來看，宏觀調控的局勢越來越嚴峻，但貨幣政策只能緩解而不能徹底遏制當前經濟運行中存在的過熱苗頭，因此貨幣政策發揮更多的作用，還需要有其它相關政策手段的配合，發揮政策協力，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