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記者 黃河 發自深圳

　　在資本管制的背景下，地下錢莊既為企業提供了更便捷的貨幣通道，又不免泥沙俱下，為洗錢大開方便之門。鄰近香港的區位優勢，使深圳成為地下錢莊最有利的生存環境，外匯管制的機制如不改革，這種現象可能仍會長期存在

　　“網絡化生存”

　　陳女士，深圳一家電子公司的財務總監，兩個月前去地下錢莊時遭遇了警察。這是她與地下錢莊接觸7年來的第一次。

　　那天，她帶著會計像往常一樣來到深圳友誼賓館附近的地下錢莊匯款，剛走出七樓的電梯，她便發現錢莊租用的公寓門口有戴著鋼盔的人影在晃動。

　　守株待兔的公安干警將她“人贓俱獲”。被帶到公安部門詢問調查后，陳女士跟會計帶的7萬余元現金被作為“非法匯兌”的贓款沒收。

　　這次損失雖然很大，但陳女士表示未來仍然會考慮使用地下錢莊，“因為沒有更好的辦法”。 她所在的公司需要經常從香港購買少量芯片，而通過正規進出口渠道的話，時間和報批成本都劃不來。但通過地下錢莊，她們可以將人民幣貨款交給錢莊，再由錢莊將相應的港幣打入香港供應商賬戶，供應商則派人定期將芯片帶到公司，“每個月就一小包，很方便”。

　　正是數以百計的像陳女士這樣的企業客戶構成了地下錢莊的基本業務，錢莊收他們的手續費時也往往會更優惠一些，并通過這些穩定的資金流發展更多“賺錢的業務”。

　　“深圳的地下錢莊已經存在了幾十年，靠每年打掉幾個窩點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香港券商高管近日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這位券商高管說，所謂地下錢莊的老板，其實并不需要太多自有資金，而是一種“中間人”的角色。他們大都認識幾個或幾十個穩定的港臺商人，并在替這些在內地投資的港臺企業做“跑款”業務過程中，逐漸發展到“錢莊”的規模。

　　按照該人士估計，像杜氏這種規模的錢莊每家的日處理量可以達到數億元，“廣東幾千家港臺企業，它們一年的外匯額度中多出來的部分就足夠這些地下錢莊運作了。”

　　據當地公安部門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深圳確實每年都會進行數次打擊地下錢莊的活動，而今年搗毀的總交易額億元的“杜氏錢莊”的規模在已破獲的案例中也并非最大的。

　　深圳地下錢莊的存在形態更像一張“網”：網的兩端是數以千計的匯兌需求方，而在網里，各個錢莊憑借自己的資金和業務規模，形成一個個“結算中心”。在這些“結算中心”之間，不僅可以通過資金和客戶的分享完成巨額的匯兌，而且可以通過各自的家族或同鄉關系發展更多的業務渠道。

　　來自潮汕地區的肖先生告訴記者，在他老家附近的一個鎮里，就有做錢莊的傳統。“一開始是幾個人做，后來人數就慢慢多了。”所謂“做錢莊”，并不是做錢莊老板，而是自己開個小雜貨鋪、服裝店什么的，在日常經營之余，替“老板”聯系業務，并從中提成。

　　據肖先生介紹，在這個圈子里層次很分明，有的“老板”賺了錢去做別的生意，就會在自己信任的家族成員或“業務員”里指定接替者，并將自己的客戶介紹給他。而這些離開錢莊生意的老板們需要轉移資金時，又成為錢莊新的資金提供者。

　　正是這種“網絡化”的存在特征，使得監管部門的打擊往往難以奏效。當一個“結算中心”被破獲后，其他錢莊便會迅速補上這一“需求缺口”；而當打擊面較大時，地下錢莊還會通過提高手續費的方式來向客戶“轉移風險”。

　　鎖不住的“熱錢”

　　

商務部的梅新育研究員在2003年進行“離岸金融中心與跨境資本流動”課題調查時，就注意到了深港兩地地下錢莊的運作特性，“當時主要是從規避監管的角度來考察的。”梅新育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隨著

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通過地下錢莊游走的資金流向也有著明顯變化。

　　在2001年之前，由于國內資本市場尚不發達，加上外匯儲備不高，內地與香港資金在總量上呈現為單向流出的特征；與此相應的則是地下錢莊以走私方式將大量現金運往境外。

　　據梅新育介紹，2001年破獲的一個地下錢莊案中，該錢莊自1996年到2001年期間，通過走私進出的金額高達500億元，“都是直接通過人帶進帶出，數目之大讓人不可思議”。

　　除了境外投資外，各類非法資金的外逃也十分猖獗，如在2001年爆發的“中科創業”案中，涉案主犯之一朱煥良在外逃前，就將在內地分別取現的數億元現金通過快艇直接運到了香港。

　　這一外流趨勢在2001年的B股對境內投資者開放后達到高潮，在B股對境內投資者開放后，B股價格在2001年2月19日啟動，直到當年6月底“見頂”，隨即進入一個長期下滑階段。據業界人士估計，“6·1行情”以后的B股市場上，85%以上都是內地的外匯賬戶。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分析，當時境內投資者用于購買B股的外匯資金，絕大部分是通過地下錢莊兌換的。與此相應的另一個證據是，深圳2001年5月份出現儲蓄存款凈下降26.4億多元的罕見現象。

　　而在B股不斷下滑之際，內地投資者又看上了潛力巨大的H股市場。而從B股到H股的轉換，大量國內資金需要轉到香港市場，因此又為地下錢莊帶來了一筆利潤豐厚的“生意”。

　　現任職深圳某證券公司的黃先生就是第一批進入B股，并轉戰H股的先行者之一，“當時我的200萬資金要轉到香港，如果按照正規渠道三萬五萬地匯出，一個月都搞不完，市場行情可不等人，于是只有借用地下錢莊了。”

　　而在2001年之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內地樓市、股市的投資機會凸顯，地下錢莊的資金流向也開始從“單向流出”變成“雙向對流”。

　　在這種情況下，地下錢莊的匯兌模式也從過去高風險的“現金走私”變成了更加隱蔽的“平行貸款”模式，據梅新育介紹，所謂“平行貸款”，是指地下錢莊將需要流入和流出的資金一一配對，將國內資金轉入需兌換人民幣的海外客戶所開立的國內賬戶，同時將國外資金轉入相對應的境內人員的海外賬戶，從而完成一筆“離岸匯兌”。

　　而在地下錢莊客戶和資金流達到一定規模后，即可利用自有資金為客戶完成這種兩地分別轉賬式的匯兌，無需再將客戶一一配對。

　　“從外匯管制的角度來看，這種方式由于利用了現有的境內資金流，并未產生外匯的流入流出，因此對

匯率等宏觀經濟并無直接影響。”梅新育表示，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方式不會對國民經濟產生危害，因為這種匯兌方式令大量資金脫離了銀行體系的監管，從而為違法收入和貪污所得等灰色資金開辟了一條“洗錢”的途徑。

　　而前述香港券商高管也向記者表示，內地在香港市場的資金中，有相當一部分屬“中轉外”的性質，“一些內地的貪官和大款，跑到東南亞、中美洲等國家弄到身份后，再將資金轉移到香港投資。”

　　據該人士估計，目前在香港的內地資金，大約有20%左右是投資于炒股和炒樓，其他則主要投資于實業和貿易，“如果所有國內資金都拿來炒的話，香港的樓價和股價就不會是今天這個價位了。”該人士同時表示，最近幾個月由于港股直通車的消息，確實有不少內地客戶到香港開戶，“雖然人數很多，但數量并不大，全部加起來也頂不過十個八個大戶。”

　　地下錢莊能否被“招安”？

　　在中國社科院的一項研究報告中顯示，從1994年到2004年，中港兩地跨境資金流動規模，從7985億港元上升到了1.55萬億港元，占2004年內地GDP的10%以下。而在這一大規模的資金流動中，非貿易類的跨境資金流動規模達6747億港元。

　　報告認為，在中國存在“資本管制”這一金融風險“防火墻”的制度前提下，中港之間的跨境資金流動，如果不能有效監管，可能在某種程度上令“香港路徑”成為內地金融穩定的“阿喀琉斯之踵”(即易于成為沖擊的薄弱環節)。

　　對此梅新育有著不同看法，在同意不能忽視深港跨境資本流動的同時，他并不認為“香港路徑”會對現有的金融體系帶來重大沖擊。“漏洞是有，絕對規模也不小，但跟中國高速增長的龐大經濟總量相比，其相對規模并不足以影響整個經濟格局。”

　　地下錢莊要被納入正規的匯兌體系，必然涉及到外匯體制改革。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研究員張漢亞就認為，外匯作為一種貨幣，除保證一定的儲備外，應該加以合理使用；而企業目前在使用外匯時需要通過層層審批，還不如直接通過地下匯兌走得快，所以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合理規范這些地下金融機構的運作，制定相關的游戲規則和規章制度”。

　　社科院的研究報告指出，由于內地與香港對“非正規資金流動渠道”的判斷有所不同，香港的一千多家人民幣兌換店是由香港警署監管的正式金融中介，而這種中介在內地則屬于非正規金融范疇，因此，“香港的正規金融與內地非正規金融的結合便造就了非正規匯款渠道鏈條”。

　　針對這一現實，研究報告認為對資金跨境流動的“香港路徑”應采取疏導方式，促進非正規渠道向正規渠道的融合，同時及時采取措施應對正式金融部門中的不足。

　　鏈接

　　從隱性和非法流入短期資本數額來看，我國目前的資本管制存在很大漏洞。2001-2006年，隱性與非法資本年平均流入額為1321億美元，占.BOP表內平均短期資本流入額的78%。

　　由于缺乏數據，對地下錢莊渠道流入的短期資本估值可能偏少，總體而言，隱性與非法流入的短期資本數量龐大，2006年已達2291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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