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訪·撰文=周穎

　　特約攝影＝楊長虹

　　在2006年4月底，網上的一篇《深圳市民鄒濤關于發起“不買房行動”致全社會的公開信》號召老百姓“不要做一輩子的房奴”，迅速讓鄒濤成了深圳乃至全國的“明星”人物。此后，深圳房價不斷創歷史新高，然而這位“三年不買房行動”發起人的聲音卻越來越弱，竟然“銷聲匿跡”，從公眾的視野里消失了。

　　是他對房價的判斷受到了利益集團的脅迫還是受到利益集團的收買？至少有全國及幾百萬深圳市民支持的鄒濤，為什么不再有代表他們的聲音出現？他以平民的視角又會對當前深圳高的房價有一個怎樣的判斷？11月9日，鄒濤沉默一年后，輾轉首次接受了《數字商業時代》雜志的獨家專訪，披露了很多鮮為人知的一些內幕。

　　“抱歉周先生，我現在非常謹慎和低調，因為你不清楚我的艱難處境。近一年來我幾乎不接受媒體的采訪，而且我更多的時間在湖南鄉下，這兩天你和我聯系真是很巧，正好《南方都市報》改版同期有個活動，我算是他們改版的代言人，就這樣才來到深圳，否則即使和你聯系上了，我們也不可能見面，因為我在湖南。我在網上搜了你的名字，也看到了你的文章，所以我才決定和你見面的。”

　　夾雜著湖南口音普通話的鄒濤，語速很快。他的開場白，讓我終于釋然。盡管我們還沒開始進行長談，但他的語言和神態告訴我，他的低調遠非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客觀環境給了他巨大的壓力。

　　鄒濤認為，房價高企最根本的原因是住房政策的失控與以投機為目的的購買者占據主流。“如果說去年有50%的人買不起房子，那么現在就有85%的人買不起房子，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三年不買房行動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

　　個人力量難和利益集團抗衡

　　《數字商業時代》(以下簡稱DT)：你在發起“三年不買房行動”后，遇到了哪些阻力？

　　鄒濤：阻力太多了，基本上都是致命的打擊。很多想不到的事情都出現了。我是2006年4月26日在網上發的這封《公開信》，27日上午九點后就被刪除了，盡管如此，這封《公開信》還是在一夜之間被網友轉到了全國5萬多個網站，有很多人看到了，引起了全社會及國內外媒體的廣泛關注。

　　此后我把市民的意見先后向深圳市、廣東省的領導進行了書面反映，并與政府的相關官員進行了對話。5月11日下午5 : 20分我在幾家媒體記者的見證下把全國老百姓向我反映的意見進行整理，準備向國務院溫家寶總理送交《關于中國房地產市場問題的民意調研建議報告》，結果在深圳機場安全檢時身份證和機票被沒收，人被機場派出所警察扣留，他們限制了我人身自由，甚至不準與外界打電話聯系。

　　此后來了十幾個不明身份的人把我帶到深圳市內另一個陌生的地方。當時我多了個心眼，把手機調成震動狀態，這樣當外界有人給我打電話時，我可以按接聽，讓他們隨時了解我的現狀，我和那些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進行的對話，讓給我打電話的市民隨時聽到，大家把我的行蹤立即發在了各大網站論壇上。

　　由于種種原因，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十幾個小時后的第二天即5月12日，最終我的北京之行還是去成了。到了北京當天下午，鳳凰衛視讓我和潘石屹做了一個節目，作為地產大亨的潘石屹反復在電視節目中說我是“運動領袖”，給我扣了這么一個非常大的、致命的“帽子”。

　　我不是什么“運動領袖”，我只是一個民意的符號，一個敢于講真話、承擔責任的現代公民，一個還有良知和血性的、在政府與百姓之間承上啟下的社會活動家，我十多年來一直是理性建言，如果我要是針對政府或開發商，或者是有任何違法亂紀的行為，我早就被抓起來了。潘石屹說我是“不買房運動領袖”，這個帽子給我扣得“太及時、太重了”。結果從5月12日以后，所有媒體對我的采訪都不允許發，“三年不買房行動”在進行了16天后陷入困境。

　　在北京的15天時間里，很多北京的朋友給我不停地轉移住處，一共轉移了6次招待所，他們讓我到他們家里吃飯，這讓我非常感動。從一個側面也反映出，我的倡議得到了老百姓最真實的支持。

　　DT：盡管你得到了深圳百姓及全國民眾的支持，但和強大的利益集團相比，你的聲音還是太弱了。

　　鄒濤：我的《公開信》通過網絡帖子的形式發出來之后，除了西藏沒有人給我打電話發郵件之外，全國所有地方的人都有和我聯系，他們無一例外地堅決支持我。有兩件事情我印象很深，一個是一位東北的小伙子在上海從事IT工作，和他交往七年的女朋友后來分手了，原因是他買不起房，給我打電話的時候他都哭了，當時我特別心酸；還有一個是某地的開發商冒充老百姓給我打電話，后來在電話里大罵我。盡管有這么多的支持者，但和強大的利益集團相比，我們還是太弱了，中國的老百姓缺少真正的利益代言人。

　　DT：你現在為什么離開深圳，是受到更多的打壓嗎？

　　鄒濤：我為老百姓的利益發起的呼吁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真的覺得非常寒心。有一件事情現在回想起來非常害怕。今年4月，我私家車的兩個輪胎被人插了兩個刀片，插在了不易發現的地方，后來維修保養店的人對我說，當天如果我要是在高速上行駛，肯定就沒命了。你想輪胎在高速上一旦被爆，可想而知是什么后果。我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旋渦”之中，本來很優越很正常的工作生活徹底被打亂，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每個月的電話費用都至少在一千多元，我之前經營的一家代理國際高爾夫品牌的公司不得不關閉了，這是我離開深圳的第一個理由。第二個理由，我要履行自己的承諾，三年不買房。即使回湖南老家做農民種田，自己在鄉下建房子，我也不會去買那瘋狂高價的商品房，不讓他們賺我的血汗錢。

　　政策失控與投機占據主流

　　DT：盡管現在深圳房價有些回落，但房價仍在高位運行，你覺得造成房價過高的原因是什么？

　　鄒濤：最根本的原因是住房政策的失控與投機因素。如果說去年有50%的人買不起房子，那么現在就有85%的人買不起房子，因為價格太高，短期內無論是增幅還是增速都太快，這是不正常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三年不買房行動”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

　　房價快速上漲的背后，有更多投機的人在里面占據主流，而不是真正有自住購房需求的人。據我所知，現在幾乎變成了“全民炒房”，有些工資收入不錯的人把工作都辭職了，專門以炒房為生，為什么呢？就是因為暴利。一套房子在一個月之內可能獲利幾十萬甚至翻倍。房價越高其實社會隱患越大，因為不合理因素、投機的占據了主流。另一方面，政府沒有起到很好的管制作用，如果國家在2003年制訂住房改革的政策時，能充分考慮到保障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等問題，為普通工薪階層提供住房保障政策，多建一些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房價也不至于向現在如此瘋狂。問題是2003年以來將住房推向市場化以后，很多地方政府為百姓做的越來越少了，最后將所有老百姓的住房需求“一刀切”推向市場，因此這也進一步加速推高了房價。

　　DT：根據你了解的情況，確實有很多深圳百姓買不起房，而投機的人手里掌握大量的房源嗎？

　　鄒濤：是的，暴利之下讓人瘋狂。根據很多市民給我提供的情況和數據表明，深圳有一個所謂的房地產專家、學者，他經常利用自身的優勢鼓吹深圳房地產如何如何，而他自己手里就有上千套房子，全都是依靠銀行貸款，這是更高一個層面的專業投機人士，他們從中獲取了巨額的暴利。有很多人一出手就買幾套、十幾套的，甚至整層買下，這種現象很多。

　　供需不平衡并非高房價主因

　　DT：如果按你了解的情況來看，說明深圳房地產現在是非理性、不正常的，而且風險過高，這也是你發動“三年不買房行動”的原因嗎？

　　鄒濤：我發起“三年不買房行動”有兩個因素，第一是呼吁廣大市民要理性，不要去買瘋狂炒作的高價樓，不買投機房，因為和實際價值相悖離，和老百姓的收入不成比例；第二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表達一種強烈的民意訴求，要讓政策制定者看到，住房不是普通的商品，帶有一定的公共產品的特性。

　　目前的房地產市場由于政策原因而導致的瘋狂炒作把房價不斷推高之后，最后的結局是每個老百姓都買不起房，有可能引發社會的動蕩，不利于國家的穩定和諧。希望國家要看到還有很多老百姓并非商品房的“消費對象”，在住房的產業政策上充分照顧到老百姓的收入現狀，做出一些合理的、適當的調整來保障他們的基本居住權利。

　　DT：很多人尤其是一些開發商將房價過高歸于土地供應不合理，從而加大供需矛盾，你覺得供需不平衡是主要的原因嗎？

　　鄒濤：開發商肯定會從自己的利益出發看問題。事實上我在調研中發現，很多房地產商也意識到房價如此瘋漲對整個行業是非常危險的。其實供需不平衡一直存在，并不是現在才出現的，而且在05年之前深圳房地產市場為什么一直相對較平穩呢，難道那個時期不存在供需不平衡的現象嗎，也同樣存在。問題是后來的投機氛圍太濃了，他們把這個問題轉嫁給政府。我這一年多來的調查結論是：市場的歸市場(商品房的土地供應“招、拍、掛”政策)，政府的歸政府(住房保障方面的供應政策)，這樣才能使房地產市場良性運轉，也比較合理。

　　DT：政府的本意可能也不是讓房價這么高漲，總是有些政策或制度在執行時被異化了。

　　鄒濤：在以前，中國的老百姓從來不擔心自己的住房問題，因為他們可以住福利房和內部集資房或者購買成本價性質的經濟適用房。2003年國務院轉發了建設部出臺的一個調整住房改革政策的文件后，規定了要發展商品房為主，在2003年之前是以商品房為輔，福利住房等政策性保障住房為主。

　　為什么這幾年房子價格瘋漲呢，國家調整了以商品房為主的政策，福利房沒有了，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等也因為地方政府“無利可圖”而很少去建了。在這個政策背景下，各地官員為了政績，為了發展經濟，拉升GDP指標，開始瘋狂賣地，開始大搞商品房開發，政府之所以如此積極，因為這樣做一是通過賣地可以最快速度增加當地的財政收入，據我對全國很多城市的調查發現，一些地方的財政收入基本上是靠賣地的收入；另一方面GDP增長了，當地官員也就有了政績，可以決定其升遷。

　　現在很多房產方面的專家，大部分都利益化了，他們說話不管老百姓死活，并不是真正站在百姓的角度說話，還有極少部分不負責任的媒體，為了廣告收益，也起到了對房價抬升推波助瀾的作用。由于市場信息不透明，普通老百姓的消息來源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媒體，或從一些專家的言論來判斷，因此這一部分利益集團起到了不斷推高房價的作用。

　　為什么發起三年不買房運動

　　DT：你當時為什么發起三年不買房的倡議而不是五年？為什么是你發起的這個帖子而不是別人？

　　鄒濤：這和我的出生經歷有關，我出生在湖南邵陽隆回縣一個偏僻而貧窮的農村里，這里是中國近代史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撰寫《海國圖志》的著名思想家魏源的故鄉，他的祖屋就在我家的旁邊，我受魏源的思想影響很深，從小就憂國憂民。18歲那年看了電影《高山下的花環》感動得淚流滿面，于是報名參軍，那時最大的希望是能戰死沙場，為國捐軀，因為是和平年代未能如愿。我深深地知道底層百姓的生活是怎樣的，1996年從部隊出來后我來到深圳，通過努力在基本解決了個人的溫飽問題后，我開始積極地參加公益活動，為百姓爭取權益。十多年來，一直熱衷參加公益事業，這樣很多人就認識我了。

　　這些公益活動都支撐著我的信念，讓自己要做一個始終保持獨立人格，恪守良知的社會活動家。當很多深圳市民向我訴苦說房價高漲，百姓住房需求無法滿足的時候，我沒有能力直接找政府，更不可能和開發商直接對著干，所以我只能選擇通過發倡議這種形式，來得到民眾的支持和認可，負責任的媒體都來呼吁，有良知的專家學者一起來研究，然后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視和關注，最后解決問題。

　　之所以說發起三年不買房的倡議，我是這么想的。如果這件事情能夠引起政府的關注，他們可以在三年的時間內為百姓建政策保障性住房，比如經濟適用房或廉租房，2006年開始重視調整住房政策，2007年拿出土地進行規劃，到2009年的時候第一批政策保障性住房就上市了，到那時基本就會滿足百姓的需求，這些群體的需求滿足了，投機氛圍自然就會減弱，價格也就不會漲幅過快。到那時候，不買房行動自然就沒有什么人響應，煙消云散了。

　　DT：現在看來，假如當初政府可能會接受你們一些意見的話，房價可能就漲得不會這么快吧。

　　鄒濤：商品房價格的上漲應該與城鎮居民的工資收入成正比才是健康的，否則就是畸形的。我不敢說房價不漲，但至少不會向現在這樣漲得如此離譜。

　　如果推出經濟適用房能滿足那些真正有自住需求的人以后，商品房的投機比例會下降。而現在，無論是真實需求還是投機，都在一個市場空間，這能不抬高房價嗎？不是需求在短期內突然增加了，而是人們預期房價會上漲的恐慌心理和“羊群效應”被無限度的放大后，利用銀行的信貸資金瘋狂投機、博取暴利成了目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唯一“主流”，這也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真實的畸形現狀。

　　在2006年4月，最先報道深圳房價漲幅過快均價已突破一萬元的報紙是《南方都市報》。之前我也一直在關注這個事情，看完報紙我當時在想，一萬塊錢一平方米，買一百平方米的房子需要一百萬，老百姓不吃不喝得需要多少年啊，一輩子都買不起一套房，只能通過銀行貸款給銀行“打工”做一輩子的房奴了。

　　后來我開始搜集大量數據，了解政府和國家有關住房的相關政策，各地政府已經把住房政策變為以商品房為主了，這個政策其實是有問題的，忽略了老百姓的住房需求和支付能力。

　　美國次級債風波的前車之鑒深刻警示我們：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真危險。目前深圳乃至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情況一旦出現問題，最終承受慘痛代價的不是投機人、開發商、中介、專家學者，而是銀行和我們的每一個老百姓。

　　進入2007年，我覺得有些欣慰的是，國家首次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住房工作會議，住房保障正式提上議事日程并開始一一落實；國家還專門出臺了保障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政策，國家也開始從土地供應方面進行調整，從金融政策方面對銀行的住房信貸政策進行調整，遏制房地產市場炒作投機氛圍。所有的這些，都是以前所沒有的，我看到我給中央的很多建議已經一一在實現。我相信不久的將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短暫的瘋狂之后，一定會回歸理性發展層面。中國老百姓“居者有其屋”的夢想一定會實現。

　　房價高企最根本的原因是住房政策的失控與以投機為目的的購買者占據主流。

　　如果說去年有50%的人買不起房子，那么現在就有85%的人買不起房子，因為價格太高，短期內無論是增幅還是增速都太快，這是不正常的。

　　市場的歸市場(商品房的土地供應“招、拍、掛”政策)，政府的歸政府(住房保障方面的供應政策)，這樣才能使房地產市場良性運轉，也比較合理。

　　我沒有能力直接找政府，更不可能和開發商直接對著干，所以我只能選擇通過發倡議這種形式，來得到民眾的支持和認可，負責任的媒體都來呼吁，有良知的專家學者一起來研究，然后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視和關注，最后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