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士蓮

　　與許多在獲得諾貝爾獎之前就已經聲名大噪的經濟學家不同，詹姆斯·莫里斯(JamesMirrlees)在1996年10月以前基本上不為學術圈以外的公眾所知。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研究屬微觀經濟學領域，很少有機會發表容易吸引視線的宏觀經濟預期，另一方面按照他自己的話，他“不很擅長寫書”，所以也不可能像哈耶克或加爾布雷思那樣，擁躉伴隨暢銷書遍布全世界。

　　相比之下，和他一起分享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另一位經濟學家威廉姆·維克里(WilliamS.Vickrey)的名氣則要大得多，為表彰其貢獻而命名的“維克里拍賣”(又稱 “集郵者拍賣”)已經被如此廣泛地使用——從油田開采權到通訊用無線頻譜的拍賣，以及像ebay這樣的互聯網電子商務網站。實際上，在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之前，莫里斯和維克里各自獨立從事研究，甚至從未謀面。但是他們都對同一問題感興趣，即如何設計出最優所得稅制度，以到達效率和公平的平衡。維克里首先在1945年提出了政府制定稅收政策時要考慮到政府與納稅者之間信息的不對稱以及激勵因素，莫里斯則在60年代提供了解決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方法，其最具洞見性的貢獻就是現在被稱為 “激勵相容”的理論，即最優所得稅制度必須能夠鼓勵納稅人在其工作所能達到的努力程度上說真話。所以，如果政府希望工作效率高的人工作得再努力一些，那么，它的稅收政策就一定要能夠引導他們自覺這樣去做。維克多關于稅收的理論在當時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但是“激勵相容”機制卻于過去的幾十年中在保險、銀行信貸、勞動力市場以及前面提到的拍賣等領域被廣泛應用。

　　“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激勵理論”的提出在經濟學領域是如此重要，你會發現后來很多經濟學家都是借助其作為重要理論支持來完成各自的研究課題的，如2005年的諾獎得主埃德蒙·菲爾普斯(EdmundS.Phelps)關于稅收問題的研究結論是對收入最高的人群應采取接近于零的邊際稅率，其主要依據就是莫里斯所主張的政府應該更多地激勵那些效率最高的工作人群提供額外勞動；而今年憑借“機制設計”獲得

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與莫里斯的研究聯系更加緊密，前者把“激勵相容”理論更加深入地應用到了政府治理與經濟制度的選擇和設計層面。

　　諾貝爾經濟學獎給莫里斯帶來了至高的榮譽，也讓置身于工黨陣營的他有機會在政府智囊機構中占據一席之地。2006年，由莫里斯親自領導的英國金融服務協會(IFS)啟動了一項英國稅收政策回顧與評估，并形成關于新的稅制設計的建議，此建議將在2008年初公布，其結果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下一屆競選中各方辯論的走向。

　　獲獎之后的莫里斯也常常被邀請到世界各地進行學術演講，他很享受這種到處旅行的過程。他的生活簡單，喜愛看偵探小說的嗜好常常被一些介紹他的媒體拿來善意而富有想象力地發揮。同事評價他是個“稍微有點嚴厲、卻又格外好的蘇格蘭人”。對于自己的成功，一頭銀發的他甚至有害羞：“解決問題很興奮，但拿獎有點難為情。”

　　莫里斯1936年出生在蘇格蘭南部小鎮明尼加夫。15歲時立志做一名數學教授；21歲從愛丁堡大學數學系畢業，順利進入劍橋大學；23歲轉向經濟學，并獲得博士學位；33歲成為牛津大學最年輕的教授；60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近年開始轉向發展經濟學領域；現在年逾古稀的莫里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教授，為中國學子介紹“通往諾貝爾獎之路”；并預言

中國經濟增長在10至15年內將持續維持在一年10%左右，建議中國政府為貧困人群提供更多津貼，例如免費醫療服務與教育等。

　　訪談

　　經濟觀察報：獲得諾貝爾獎時，你有沒有感到很意外？

　　莫里斯：有，當時真的很意外。我想這種情況下人們肯定也期望你這樣回答，但是也不經常如此。我的朋友去年獲得了諾貝爾獎，他本來以為自己得不到，但這并不能說明他從來沒有期待過。現在回味過去，我覺得雖然感到意外，但是那之前我一直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會得到這個獎。

　　經濟觀察報：目前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逼近0.5,但是有很多學者都認為基尼系數并不適合中國，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你認為0.5是個危險的水平嗎？

　　莫里斯：我認為問題并不在于適不適合中國，基尼系數的計算方法本身并不存在問題，主要問題在于官方發布的基尼系數并非特意為中國量身定做，數據并沒有反映出物價因素。城鎮居民花在住房及交通上的錢要遠高于農村地區，城市里的食品價格也更高。去除這些價格因素計算得來的基尼系數要比現在大家議論的數字低。因此我想說的是，問題并不在于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還是高速發展的經濟體。基尼系數只是一個粗略的指數，它只能大體的反映出一個趨勢。它也沒有考慮到家庭的年齡分布。比方說，一個家庭有三個有能力賺錢的成人與只有一個成人兩個兒童的家庭是一樣的，計算出的人均收入數據是按人頭平均的，因此成人的收入與兒童的收入一樣。但實際上，一般情況下，兒童并不賺錢。因此我覺得我們沒有必要對基尼系數太較真。它只是一個數字，甚至不能反映出我們最大的擔憂。

　　當然，不排除較高的收入差距可能導致社會變革。但據我觀察，事情往往并非如此。想一下，世界上還有許多國家的基尼系數高于中國，像中東、拉美國家。當然拉美有些地區確實存在麻煩，因為總有窮人想把富人的錢弄到手。基尼系數過高當然是件壞事，因為它反映出更大的貧富差距。如果按人均收入來算，中國肯定算是貧窮國家。但是我認為這并不會導致中國發生政治事變。

　　經濟觀察報：你認為政府應該怎么做才能縮減貧富差距？

　　莫里斯：我一直認為，政府確實可以做一件事來緩解貧富差距：提供量體裁衣的補助。所謂量體裁衣就是依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確定給予何種補助。每個貧困地區有每個貧困地區的不同需求，有些地方可能是饑荒，糧食不夠，因此政府可以向這些地區提供糧食然后按需分配。但是并非每個地區都缺糧食，有些地區可能存在其他問題。我認為提供補助是一種很好的措施，政府可以借此獲得可靠的信息，得出某個地區的貧困程度、窮人的數量以及窮人的收入。說這些信息可靠，但是并不精確，它只能大體反映一個地區的貧困狀況。我認為，只要有人提出需要補助，政府就應該給予一定的補助。這可能只是集中在五六個省份或者三四個地區。據我所知，中國政府已經開始采取適當的措施向農村提供補助了。

　　此外，還應該改善農村地區的醫療衛生及教育事業。

　　經濟觀察報：如果政府有求必應，那會不會導致道德風險，比如可能會讓人形成依賴心理？

　　莫里斯：當然會。這也是我一直在研究的問題。不排除有些人會有嚴重的依賴性，甚至討厭工作。但是對于大多數人而言，工作的動力遠遠高于閑散。比如在英國，如果一個人50歲失去工作，因為年齡的原因，他再找一份新工作就會花很長時間，但最終總會找到新的工作。但是你不能因為他花的時間長就說這個人很懶，也不能說因為他在家賦閑幾個月就丟掉了勞動技能，因此不愿意雇用他。

　　我們所觀察到的事實是，當經濟快速發展時，失業率下降，不同年齡階層的人都愿意工作。因此，從很大程度上來說，一個國家的失業人口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狀態和勞動市場的需求。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人們是喜歡有事做的。有些人即使沒有額外的補償，他們也愿意付出額外的努力。有些是出于對自我形象的尊重，有些只為自我提升。很多證據都證明，沒有工作的人并不比有工作的人快樂或滿足，收入低的人并不比收入高的人痛苦或不滿足。當然，從經濟學原理上來說，如果你白給一個人錢，這個人就沒有動力勞動。我覺得從理論上講，這沒有錯，但是實際并不如此。

　　經濟觀察報：你前面提到農村補助問題，政府應當對富人征更多的稅嗎？這種累進制征稅合理嗎？

　　莫里斯：當然，富人應該繳納更多的稅，這沒有問題。要知道，給農村地區的補助當然得有來源了。補助的來源就是稅收。有些富人可能會對高稅率感到反感，而抱怨不公平。但是我認為抱怨不公平聽起來有點孩子氣，而一個成人是不應該有這種抱怨的。

　　政府要做的是，讓人們知道他們繳的稅都用在了什么地方。人們有權利知道這一點。中國的稅收也正在進行調整，但是我認為中國的稅率并不是特別高。印度的稅收比中國還要高許多。

　　經濟觀察報：英國的稅收政策如何？你認為英國的稅收政策對中國有什么借鑒意義？

　　莫里斯：如果單純因為英國是較發達的經濟體，就把它當作效仿的榜樣，這就錯了。在英國，有稅收減免制度，可以除去某些費用之后再征稅。如果一個家庭有兩個孩子，他們就能獲得接近70%的稅收寬免。此外，人們賺得越多，能領取的社會補助越少，這被稱作稅收抵免(taxcredit)。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英國做的有點過火。

　　英國的法律中有關于合法避稅的規定，如果一個企業或個人僅僅為了避稅而進行某種交易，那么這種交易無效。而且英國征收短期資本利得稅和長期資本利得稅，因此就有很多企業在第一天買入

股票，第二天馬上賣掉，賣掉之后又馬上買入相同規模的股票，第三天再賣掉，以此實現較小的資本利得，并避免被征稅。中國目前還沒有資本利得稅，具體的實施狀況我還不太清楚。

　　中國應該設立更加完善的法律，培訓稅收機關的工作人員，讓經過培訓的有專業知識和專業技巧的人來執法。但是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

　　經濟觀察報：中國央行又一次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你認為這會不會成為中國流動性控制的拐點？

　　莫里斯：不能說這是拐點，這只是一個政策工具。但是我覺得利率措施應該是控制流動性的更精確的工具。你看，中國現在物價這么高，利率也應該高起來，人們才有動力去存款。現在中國的實際利率并不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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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