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01：2007年11月21日，一名湖南衡陽男子肖志軍由于拒絕在手術單上簽字，其22歲的孕婦妻子李麗云搶救無效死亡，那么李麗云的悲劇為何上演？

　　圖片02：記者找到了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法律事務室主任王北京，他曾參與起草制訂1994年出臺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王北京認為，悲劇的發生主要原因是當前極度緊張的醫患關系、以及醫院和患者互不信任所導致的。

　　圖片03：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子君表示，從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最理想的模式就是通過競爭之后，提高服務質量，提高效率，改善服務，最后老百姓才能得到好的服務。

　　這兩天，34歲的湖南人肖志軍突然成了一個名人，出名的原因就因為他只需要簽個名字，就或許能挽救兩條生命，可是肖志軍卻偏偏就沒簽，2007年11月21日7時20分，醫生宣布其22歲的孕婦妻子李麗云搶救無效死亡。

　　記者：“你為什么沒有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

　　患者丈夫肖志軍：“我發現醫生在謀殺她，如果簽字的話，醫生就更有理由了，更有理由明目張膽把我老婆整死，可以害死她，我不簽字，他就不敢害死她，我是這樣想的，我有很多無奈。”

　　北京朝陽醫院西區醫院副院長趙志強：“實際上這個病人家屬并不相信我們醫院。”

　　記者：“他是通過什么樣的表現讓你感覺到不信任呢？”

　　趙志強：“是這樣，他一直在說，說我來了以后，我后悔了。”

　　事件爭執的焦點就是醫院要求肖志軍簽字，而他拒絕了。簽字對這個手術有多重要？記者查了一下相關規定，根據1994年出臺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醫生對患者施行手術，應取得其家屬或關系人同意并簽字。如果按照條例要求，醫院沒有肖志軍的簽字不做手術，似乎嚴格遵守了相關的法律規定。但是，在蘇州卻發生了一起醫院沒有任何簽字就做了手術的事情。那這個手術又是否違法？

　　2006年9月，蘇州市附屬第二院，接收了一位胸部受傷的患者，經初步診斷被刀刺中了心臟，出現了昏迷和休克的現象，醫生認為應該立刻實施手術，但是按照我們國家的法律規定，對患者實施手術是需要本人或家屬簽字的，由于患者家屬在外地，并且此時患者的情況越來越危急，從剛才的休克狀態已經發展到了心跳停止，醫生當即決定在急診室里對患者實施手術，在沒有得到家屬簽字的情況下，附二醫院想出了一個降低醫院所承擔的風險的方法。

　　蘇州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院長姜忠：“我們就現場進行了實施搶救過程的一個全程錄象，搶救如果不成功以后，那么我們要作為一個舉證倒置，萬一發生糾紛，舉證倒置我們有第一手的材料。”

　　但是這樣一場醫院救人的事情在當地蘇州電視臺進行報道后，卻引起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反響，一些媒體也展開討論，對醫院在沒有家屬簽字的情況下實施手術的問題提出了質疑。

　　雖然，兩起事件的結果截然不同，但是我們看到，無論是北京朝陽醫院京西分院還是蘇州大學附屬第二院，無論手術做了還是沒做，他們的選擇都引發了不少爭議。那么，1994年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究竟是怎么出臺的？為什么要做出這個家屬簽字的規定？我們也找到了起草和制定這部《條例》的人。

　　記者找到了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法律事務室主任王北京，他曾參與起草制訂1994年出臺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對于其中的第三十三條要求患者家屬簽字的規定，王教授說，這是我國醫療管理規定的歷史沿革。

　　據王北京介紹，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當時的政務院批準發布了《醫院診所管理暫行條例》，其中第17條也有一個明確規定，就是規定醫療機構在實行大手術的時候在病人的病情危篤的情況下，那么要經過病人及其關系人同意并簽字，但在1956年，衛生部又發文廢止了手術簽字的制度，到了1982年，衛生部重新規定，醫院實行手術要征得患者及關系人或者其單位同意，王北京認為，1994年出臺的《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要求手術必須征得患者同意，并要有家屬或者關系人簽字，這一規定是為了充分保護患者的權利。

　　作為這一規定的制訂者，王北京承認，他并沒有想到該條例出臺13后，會出現李麗云這樣的悲劇。王北京認為，原因不在于《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而是因為當前極度緊張的醫患關系、以及醫院和患者互不信任所導致的，從表面上看，李麗云事件似乎是一個法律問題或者社會問題，但規根結底，還是一個利益關系沒有理順的問題。

　　那么，在國際上有沒有相應的法律規定？

　　在北京和睦家醫院記者采訪了齊威廉博士，他告訴記者，在西方國家里，手術前只要病人自己簽字就可以了，只有特殊情況才需要病人的家屬代簽，而如果遇到緊急情況，不管有沒有簽字，所有的醫生都有馬上進行搶救的義務。對于最近發生在北京孕婦死亡的事件，齊威廉博士也有所耳聞，他告訴記者，在國外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將會馬上告知當地法官，是否進行手術搶救，將由法官來進行裁決。

　　記者對北京的公立醫院進行了調查發現，對醫院信任或不信任的比率大概是半對半，但是所有的人都表示，在簽署手術單的時候，他們心里都是忐忑不安的，在醫院看來，醫患關系這個話題太過敏感，但是醫生們承認，現在的醫患關系的確是出了問題。

　　來自衛生部的數據顯示，2002年，醫患糾紛有5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2006年則超過了1萬起。有一些糾紛讓我們記憶深刻：

　　2005年11月，哈爾濱爆出天價藥費事件，病人住院67天花費500萬元；

　　2006年12月，深圳一家醫院因為不堪忍受病人到醫院打鬧，全體醫生護士戴上鋼盔上班；

　　2007年4月，福建武夷山14家醫院，聘請當地14名民警擔任醫院副院長，防止“職業醫鬧”擾亂醫院秩序。

　　當醫院拿出手術單，讓患者家屬簽字的時候，大部分患者家屬心里都是有疑慮的，他們要么擔心醫院會不會多收費？要么擔心醫院是不是在推卸手術失敗的風險？為什么國外的醫患關系較為融洽，而我們的醫患之間卻存在著種種的隔閡？

　　北京和睦家醫院完全按照英美等國的醫療體系進行運作，醫院副總裁安德倫告訴記者，西方國家的病人看病，不像中國醫院需要患者先支付大筆押金，西方患者只需要帶張保險卡，病人需要做的是，填寫服務需求表，醫院會把這些表格寄到保險公司，保險公司會把費用直接返回給醫院。

　　目前在中國，只有60%的城鎮人口和30%的農村人口享有醫療保險，在醫療保險沒有全面覆蓋的情況下，醫院不得不直接面對患者。

　　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周子君：“以前我們曾經探討過這個醫療責任險，由商業保險公司來承擔做這個事情，在中國這種情況下，現在開展得非常不理想，這里頭確實制度里缺少一個中介，就是在患者和醫院之間發生了醫療糾紛之后，有一個有公信力的中介來調解，這個方面是個欠缺。”

　　在國外的醫院里，基本上不會出現大處方，甚至天價醫藥費的情況，因為醫生只收取診療服務的費用，而開多少藥和他們的收入沒有關系。

　　安德倫：“醫生有相關的激勵制度，但是和他們開具的藥房沒有關系。”

　　周子君：“有些醫院不當的經濟刺激，比如醫生的收入和他的醫療收入掛鉤，這是造成大處方過度醫療服務的根本原因，現在國家也在出臺一些措施、政策來限制改善這種情況，但問題是在限制和改善的同時，我們要防止另外一個情況，就是醫務人員沒有積極性，會造成醫療效率非常低下，最后造成百姓的看病難。”

　　即便醫院有意識的鼓勵醫生給病人多開藥、開貴藥，來增加醫院收入，這樣做在美國其實面臨巨大風險，因為醫藥費是保險公司直接撥付給醫院，因此，保險公司會對醫院開出的處方進行審核，不合理的收費將會拒絕給付，這樣就會對醫院開藥進行監督。

　　周子君：“國內很大程度是要靠醫生的自律。現在從目前來講，要把利益機制要倒過來，所謂倒過來就是實行一種預付費的機制或者定額付費的機制，比如一種闌尾炎手術，政府給你核定的價格就是1000塊錢，假如說醫生治療一個闌尾炎政府就給1000塊錢的話，我會用盡量少的檢查，盡量少的藥把這個病人治好，就這么簡單。”

　　同樣作為市場化自負盈虧的醫院，國外的醫院不靠“以藥養醫”，那靠什么來維持醫院的正常運作和經營呢？

　　安德倫：“住院、手術、化驗、診療等等，醫院有多種收入來源，主要的收入來自于對住院病人、急癥病人等提供的服務。”

　　周子君：“從這種市場經濟條件下，最理想的模式就是通過競爭之后，提高服務質量，提高效率，改善服務，最后老百姓才能得到好的服務。”

　　半小時觀察：李麗云的悲劇為何上演？

　　這幾年我們聽到越來越多的醫生抱怨，他們的工作難做，同時我們也聽到了越來越多的患者抱怨，看病難，看病貴，看病還得打著十二分的小心，防止醫院宰你一刀。

　　醫院和患者是一種合同關系，一方提供服務，一方支付報酬，但和很多服務行業不同的是，我們的醫療行業被多種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所扭曲了。醫生的責權利不清晰，他們很難靠精湛的醫術，或者到位的服務來賺取更高的收入。尤其在醫患發生矛盾的時候，醫生的地位顯得頗為尷尬。全國一些地方出現過戴鋼盔的醫生，這樣看似可笑的自救行為，其實反映了當前法律對于醫生保障方面的空白。

　　但是，患者同樣也是弱者，他們支付著高昂的醫藥費，還要不停的找關系，塞紅包，以求得到醫生更多的照顧。一旦出現了醫療事故，從鑒定到法院裁決，更是重重難關。有一份統計，醫療官司是目前原告最難打贏的官司之一。

　　因為雙方都是弱者，所以，為了自我保護，他們才對對方深懷戒心。這樣的醫患關系，把醫療市場推向了一條越來越窄的死胡同。解開這個死結，靠的不是一條法律，而是一個責權利清晰，監管約束完備的醫改方案。如果患者和醫院都能夠感覺到，他們的責權利是受到保護的，而所有不合法的行為都會被追究，那么這個市場才能進入一個良性循環。但愿李麗云這樣的悲劇不會上演。

　　主編：張凱華

　　記者：孫菁 周羿翔 杜楊

　　攝像：李培 白羽 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