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社會保險法》草案，標志著我國社會保障立法進程又邁進了一大步。作為社保體系的核心法律，新草案將涵蓋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五個保險領域。

　　我國社會保障改革已延續十幾年了，但基本法律的缺位，使這一改革始終缺乏“尚方寶劍”。現代社保體系在中國的發展，與市場化轉型密切相關，在與計劃體制相應的、傳統板塊式社保制度被觸動后，需要進行重大改革來維系國民福利和社會穩定。1990年代，與社保改革相關的一系列立法活動開始出現，如《勞動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等，以及國務院1991年通過的《關于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決定》，都構成了社保體系的立法基礎。

　　然而，十幾年過去了，雖然社保改革取得了重要成就，但與讓公眾分享經濟發展成果、構建

和諧社會的目標相比，還遠遠沒有達到要求，其原因之一，就是立法基礎的不完善。現有對社保的法律支持，以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及地方法規為主，法律法規數量少、層次低，立法分散，難以形成體系，尤其缺乏綜合性社會保險基本法，這使得國民福利保障只能通過行政手段，弱化了社會保障體系的嚴肅性和運行效率。

　　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通過法治化來保證政府為公眾服務，其中社保立法本質上是為了明確規定政府的責權。從此角度看，現代社保立法的原則，除了增加政府的職責，更要明確限制政府的權力，避免以社保名義侵害國民福利的政府行為。1883年，德國頒布《疾病保險法》，標志著以社會保險為核心內容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誕生。1935年，美國國會通過《社會保障法》，促使社會保障制度在美國得到全面實施。如今，歐美各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已經進入成熟階段，無論是“福利國家”的北歐模式，還是政府與市場結合的美國中間模式，或者“完全積累制”下的拉美模式，雖然各自都有不如人意之處，但毋庸置疑地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基石。

　　我國多年社保改革舉步維艱，但值得慶幸的是，《社會保險法》已呼之欲出，或許將帶來一個全新的中國特色社保制度的改革時代。當然，為了彌補我國社保改革的法律缺位，不僅需要盡快出臺《社會保險法》，還需要一系列單項法律和實施細則的配合，由于涉及眾多主體的利益，這一立法過程必然困難重重。需要強調的是，制定這些法律，根本目的是為了以法治來保障國民基本福利，其中應該充分貫徹幾個原則。

　　首先，應在立法精神中充分體現社保的制度化特征。所謂制度化，表明社保不僅是經濟制度，而且是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核心要素。改革開放帶來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富裕階層的規模增加，而收入兩極分化和貧困問題也更嚴重。社保制度是面向中低收入階層的制度，目的是為了盡可能使國民分享國家強大的成果，只有上升到如此高度，才能使社保改革真正被各界重視起來。其次，也應借此盡快強化社保體系的法律化特征。相關政府條例和部門規章是不可能真正約束政府自身權力的，以法律替代行政規章，是我國社保改革的出發點。如果有人擔心，通過法律會使政府在社保方面套上“財政枷鎖”，那么我們認為這個枷鎖是必需的，只有這樣才能促使政府在首先保證社保支出的基礎上，通過其他收支結構優化改革來實現公共財政的意義。

　　此外，社保立法也應體現出全民化。這要求立法過程不僅是部門主導推動，而且要充分向社會聽證，使切身利益相關的大眾都盡量參與。同時，全民化還意味著要以法律手段來保證大多數國民被納入保障體系。人們只看到發達國家“福利國家”帶來的財政困境，卻沒看到這對于許多國家向現代社會平穩過渡的意義。在轉軌中的當前特定階段，為了真正實現社會和諧，普惠的福利保障是理應承受的成本，要想直接跨越發達國家社保制度的發展歷程，是不現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