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為了提高莫斯科地鐵票價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曾經被看作是計劃經濟的極端事例。最近北京下調地鐵票價前，曾召開各方人士參加的聽證會，無論后者在決策過程中起到了多大作用，從政治局會議到聽證會，畢竟有著明顯的進步和變化。

　　但地鐵定價的重要性，卻沒有發生實質性的變化。當年前蘇共政治局開會討論地鐵提價，《財經時報》則在《國是》版專題討論地鐵降價，這都證明，公交價格仍是舉足輕重的國家大事。

　　衣食住行，是對老百姓日常生活要素的最簡要概括，如今大多數中國人早已解決了溫飽問題。吃什么飯，穿什么衣更多的已經上升到了生活質量的范疇。而隨著

房價的提高，交通半徑擴大，出行頻率的提高，住與行的價格與質量，已經成為關系到普通人生活壓力最重要的參數。

　　作為長期生活工作在北京的一名普通“北漂”，筆者認為，地鐵價格下調，影響廣泛，利大于弊，且善莫大焉。目前媒體關于對地鐵降價的幾點擔憂，其實都沒有必要。

　　比如，某知名

證券周刊最近發表了一篇專欄文章稱：

北京地鐵降價是隱形損害大多數人利益（增加全體納稅人負擔），補貼了部分人（坐地鐵的富人趁機得利，不坐地鐵的人沒有獲利）。但有數據統計，目前地鐵在北京市內交通承擔著三分之一的流量，2015年將承擔50％，而從人頭來看，80％以上的市民都或多或少使用地鐵。因此，基本上不存在只有“部分人得利”的情況，更重要的是，從消費結構看，不坐或較少使用地鐵的人，基本屬于收入較高的打車族和私家車族，而較多使用地鐵的，基本屬于中低收入者。納了稅的前者沒有從地鐵降價得利，這在社會再分配過程中起到了正面效果。

　　但私家車和打車族也并沒有因此受害，因為坐地鐵的人多了，地面交通擁堵自然得到了緩解。結果是有錢人改善了交通質量，低收入者降低了支出，這符合兩個群體各自的第一訴求。

　　而盡管低價公交將加大政府財政負擔，但也完全不足為慮。因為，交通擁堵緩解、空氣質量提高、地鐵沿線地價和房價上升、投資環境改善等綜合正效應，就遠遠大于財政支出增加的負效應；即便僅僅是因此導致的財政增收效應，也能遠遠超過財政支出增加的數額。

　　不過，有一種說法倒是耐人尋味，從最近幾個月各地的CPI統計數據來看，基本越是發達的中心城市，CPI數據越低，北京更是連續數月均居全國倒數第一。而據專業人士透露，越是中心城市，由于經濟結構和生活水平的原因，通訊和公共交通價格在CPI核算體系中所占的比重越大。而通訊價格是各種消費價格中下降最快了。因此，受到政府管制的公共交通價格是否會成為各大城市調控CPI的利器，頗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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