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王曉欣

　　作為西部內陸城市，成都既不沿邊，也不靠海，然而，在第五屆中國投資環境論壇上，世界銀行中蒙局局長杜大偉在演講中指出，這次投資環境論壇首次在西部城市舉辦。我們選擇成都，是因為它是中國內陸投資環境的標桿城市。

　　世界銀行、國家信息中心、國家發改委國際合作中心聯合發布的《企業、政府雙重視角下的投資環境———成都市投資環境案例研究報告》認為，成都作為中國內陸投資環境的標桿城市，其探索和實踐值得深入研究。

　　宏觀因素影響城市

　　世界銀行金融與民營部門發展部首席經濟學家樊啟淼認為，外部與宏觀的因素、地區自然稟賦、投資環境、地方創新四大要素，直接影響著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城市的競爭力。

　　如何理解城市競爭力的內涵？樊啟淼講了一個生動的故事：一個周末，一個經濟學家和一個律師到郊外去爬山，穿的是非常厚重的爬山的皮鞋，爬到半山腰的時候出現了一只非常饑餓的老虎，經濟學家就從包里拿出了一雙非常輕便的跑鞋，律師非常不解地問，這個時候換鞋有什么用呢？你能跑過那只老虎嗎？經濟學家說，我根本用不著跑過老虎，我只需要跑過你就行了。

　　中國中西部地區目前面臨著一個很大的機遇，就是制造業由東南沿海向中西部轉移。樊啟淼分析，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力的成本越來越高，投資者此時就會考慮，把這些生產基地轉向內陸地區，成都將成為產業轉移的核心承載地，能否抓住這個機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個地方政府能否盡快地改善投資環境。在改變比較優勢過程中，政府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通過政策和戰略會影響到產業結構變化。雖然成都距離海港和主要市場的距離不能改變，但豐富的旅游資源正是成都的比較優勢。對于成都良好的自然資源來講，應大量引進軟件產業、服務行業，而重工業不是成都的比較優勢。

　　政府應重視公平競爭環境

　　改善投資環境的關鍵就是改善政府職能，那么，政府究竟應該做什么呢？

　　首先，政府要促進社會公平。世界銀行中國代表處的首席經濟學家張春霖說，政府應該做幾類事情：做老百姓和市場機制不愿意做的事情，做他們做不了的事情，或者做不好的事情。這個原則實際上是我國過去30年改革成功的秘訣之一。轉變政府職能過程中，政府應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促進社會公平。在此方面，政府一是要消除絕對貧困；二是保障機會的均等，保障過程的公平；三是實施收入再分配。此外，公平的實現程度，還決定著一個國家和地區能不能提供健康的、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

　　其次，政府要營造公平競爭環境。政府應該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物品，比如法制政府的健全。此外，市場機制無法發揮作用的其他一些領域，比如生態環境的保護、壟斷行業的監管、質量的監管等，這些都是需要政府強化職能的方面。強化這些領域的政府職能，最重要的意義就是保障公平競爭來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張春霖說，不少地方都有“今年重點扶持十家

　　第三，政府不該代替企業做出經營或者投資方面的決策。當前，一些地區還存在政府運用自己對土地的控制、對資源信貸的控制、對其他基礎設施的控制來實現自己的投資重點和投資意圖。張春霖說，政府干預企業的經營或投資決策，對經濟效益的損失是很大的。

　　城鄉統籌解決“三農”問題

　　縮小城鄉差距，一個根本的出路就是用城鄉統籌的理念來推進新型城市化，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市場化改革是推動城鄉統籌發展的根本動力，無論是發展現代農業，還是加快新型城市化，都應當加快市場化改革的步伐，推動農村資產資本化。同時，統籌城鄉發展，加快新型城市化進程，應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推動主體功能區的形成，用市場化的理念進行綜合性的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分割的體制，建立與市場化改革相適應的城鄉一體的機制。

　　成都市委常委、副市長孫平說，統籌城鄉發展，加快新型城市化進程，并不是要把所有農村變為城市，關鍵要形成現代城市與現代農村和諧相融、歷史文化與現代文明交相輝映的城鄉一體的經濟社會發展格局。

　　農民要向城鎮轉移，需要在就業、居住、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等方面進行巨大的公共投入，農民自身也需要付出包括購買住房、繳納社保和其他需要支付的費用。孫平算了一筆賬，根據測算，平均使一個農民擁有城市居民或者相當于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條件，從成都的實際來看，需要公共財力和個人投入約15萬元至20萬元的成本，成都現有農民約600萬人，需要投入總額達9000億元至12000億元左右，顯然公共財政無法支撐。因此，應加快市場化改革的步伐，推動農村資產資本化。農村和農民擁有大量的資源，要使它們能進入市場流動，實現其價值顯化。

　　如何才能建立起與市場化改革相適應的城鄉一體的機制呢？孫平認為，一是轉變政府職能，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運行的干預，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二是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制度，改變目前農民在城鎮長期務工，也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的現狀，消除農民向城鎮轉移的“門戶”限制；三是要建立城鄉一體的公共福利制度，包括社會保障、就業培訓、教育、醫療衛生、社會救助等，做到凡是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種福利保障，農民也同樣享有。

　　成都市立足于既定的資源和區位條件，選擇差異化的戰略定位，構建完善的政策支撐體系，在推動投資環境改善方面成效顯著。可以說，改善投資環境，彰顯成都比較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