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程瑞華

　　運行9年的“黃金周”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假日生活，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升級，但同時也帶了不少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豐富“假日經濟”內涵，“國家法定節假日調整方案”問卷調查受到廣泛的關注，帶薪休假制度將離我們越來越近。

　　在公眾的爭論和質疑聲中，為期一周的“國家法定節假日調整方案”問卷調查15日結束。截至15日上午11時，參與調查的網民已超過150萬人。

　　其中“五一”黃金周存廢問題成為網民爭論最大焦點之一。多數網民認為，“應該把‘五一’黃金周的七天假分散到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春節等傳統節日中去。”那么，長假方案如何調整？清明、端午、中秋等傳統節日能否成為法定假日？它又將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變化？

　　“假日經濟”帶來了什么

　　從某種意義上講，9年來，黃金周的設置功不可沒。自1999年國務院新修訂的《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延長了人們的休假時間。“假日經濟”流金淌銀的財富效應開始顯現，出現了節假日旅游消費的火爆場面，形成“黃金周”。

　　對于我國廣大工商企業而言，“假日經濟”無愧為一塊大“蛋糕”。在1999年國慶第一個“黃金周”到來時，席卷全國的假日旅游熱潮令各界人士始料不及。2000年春節7天假期，國內旅游人數超過2000萬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長一成；全國旅游花費約163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六分之一。今年“十一”黃金周期間，39個重點旅游城市監測的181家商業企業，共實現銷售收入65.70億元，比2006年同期增長18.3%；監測的177家餐飲企業，共實現營業收入3.23億元，比2006年同期增長10.8%。

　　據不少商家測算，雙休日的營業額大約要比平時增加1倍，春節、國慶等重大節日的營業額比雙休日還要高。事實上，全年營業額的1/2是在不到1/3的假日內實現的。面對假日間瘋狂購物的火爆場面，不少經營者有針對性地調整了營業時間，采購了大量應節商品，調整商品布局。為了迎合人們購物賺便宜的消費心理，商家紛紛推出“打折銷售”、“有獎銷售”等極有誘惑力的促銷活動。

　　更重要的是，發展“假日經濟”，促進了產業結構升級。產業結構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經濟文化發展階段的主要標志。經濟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第三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均達到60%以上，農業(第一產業)占2%-4%，工業制造業占20%-30%左右。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三大產業的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第三產業由原來的12.17%上升到30%左右。這說明我國的產業結構已經有了明顯改善,由原來的“一二三”產業結構演變為現在的“二三一”的產業結構。

　　“假日經濟”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到許多的行業和部門，如商業、旅游、交通、文化、治安等等，行業相關性極強，而它們又是構成第三產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假日經濟”必將帶動我國經濟產業結構升級，促進我國經濟的良性運行。

　　“假日經濟”的新內涵

　　休假制度的演變，體現了時代的特征。1999年我國開始實行黃金周長假制度。這一制度的設計，反映了時代特點。如今，“假日經濟”不能單純理解為“節日經濟”，更不僅僅是“旅游經濟”。它包括旅游、休閑、娛樂三種形式，涉及到商品消費、旅游服務消費和文化消費三個領域。從更高的程度上講，它作為一種休閑消費，既是勞動力價值的體現，又是勞動力價值的提升。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消費也越來越從單純的物質層面發展到精神層面。這不僅是對人之為人的價值的更高層次的體現，也是一個提高自身素質的能動過程。從這一點出發，發展“假日經濟”就不能只重商業和旅游業，也應發揮其文化內涵。

　　有關部門經過對2007年至2036年這30年間的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重陽節的日期進行推測分析發現，這30年間有17個清明、17個端午、15個中秋、17個重陽排在了周五、周六、周日、周一這四天上，這樣，就可以形成不固定的長周末，一年有3到5個長周末，消費者可以自由選擇出行時間和消費時間，這樣既可避免集中休假的各種弊端，又可提高旅游設施的利用率，降低成本，使假日經濟的供求雙方都能得益，保證了“假日經濟”的拉動作用。同時，更融入了我們繼承和保護我國傳統文化、增進社會和諧的新內涵。比如我們傳統的清明、端午節日，實際上是幾千年來一直延續下來的。清明、端午等盡管還不是法定假日，但一直受到民間的重視。

　　帶薪休假制離我們有多遠

　　毋庸置疑，長假期制度的推行，為人們的長線旅行或探親提供了機會。但從目前我國長假期制度所帶來的各種收益和成本來看，成本大于收益。“一種有別于目前集中放假方式的‘自由帶薪假’受到了將近一半市民的歡迎。”這是零點調查公司的一項調查結果。

　　專家們認為，雖然1999年開始實行的“黃金周”對于拉動內需、促進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過于集中的長假安排也帶來了一定的問題。從第一個“十一”黃金周到今年“十一”黃金周，全國接待旅游人數從2800萬飆升至上億人次，而在旅游、餐飲等行業取得豐厚收入的同時，我國也付出了太高的社會成本。首先是商家的短期成本劇增。商家為了能在黃金周期間大量銷售產品，大量進貨，積極促銷。各種競爭在所難免，從而降低了商家的利潤空間。而消費者在短期內集中消費，在一定范圍內造成了供需矛盾，需求旺盛而供給有限，必然導致消費者所購買的產品和服務質量下降，消費者權益受損。因此，越來越多的理性消費者開始放棄出行或集中購物。

　　其次是政府公共管理費用增加。為了應對黃金周期間可能出現的各種社會公共管理問題及各種突發事件，政府不得不額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全國各級政府也需要分派專門機構負責黃金周期間的社會監管機構，做好安全保障、信息服務、社會監管等工作，這占用了大量的政府和社會資源。

　　另外，對自然景觀和歷史文化遺跡造成了破壞。黃金周期間，消費者大量集中出行，全國各自然景觀和名勝古跡的接待能力面臨嚴重挑戰。大規模游客集中游覽時，更會超出景區的負荷能力，對文化古跡的破壞力明顯增強。

　　因此，許多專家學者提出帶薪休假制改革。事實上，早在1991年國家就提出了帶薪休假制度，當時國務院印發的《關于職工休假問題的通知》中就明確規定，各地區、各部門在確保完成工作、生產任務，不另增人員編制和定員的前提下，可以安排職工的年休假。但是，由于僅是以“通知”形式下發，各地并沒有強制落實。199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勞動法第45條規定，“國家實行帶薪年休假制度。勞動者連續工作1年以上的，享受帶薪年休假。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但由于國務院一直沒有制定出臺具體辦法，帶薪休假制依然被束之高閣。

　　帶薪休假，不僅是對職工休假權益的保證，更是對職工健康的溫情關懷，更體現了一種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的勞動管理理念。查閱各國休假制度我們發現，許多國家專門就每周工作小時單獨立法，強制限定雇主確保雇員的休息權利，雇主敢于以身試法，代價極高。“休息”的主張和“休息”的法制，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憑空出現的，它是一國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達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應當說帶薪休假與當下的國情現狀是相適應的。因此，變革黃金周制度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