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李 新 馬 娟  北京報道

　　前 言

　　就像河流終歸會流入大海，中國企業和中國資本正在面臨著國際化生存的機遇與挑戰。

　　投資辦廠、建生產基地、設營銷網絡、跨國并購、參股、境外上市等多種方式成就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近幾年的快速增長，近三年年均增長高達60%。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6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達906.3億美元。200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凈額為211.6億美元。其中，境外收購、參股、重組性投資正日漸成為主流。

　　但是，TCL并購后的整合困境、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出師不利等等現實證明了“走出去，賺全世界人的錢”并非易事。海外市場上，如何分辨“餡餅”與“陷阱”，對于很多中國企業來說仍是難題。

　　那么，在海外投資、并購成為潮流的當下，中國企業與中國資本究竟應該選擇怎樣的路徑出海？怎樣實現保值增值？

　　本期，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注：2007年，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與西北大學凱洛格管理學院合辦的EMBA課程在《金融時報》評選的排行榜中名列全球第一)與21世紀經濟報道聯合舉辦“天下論衡”，共論中國海外投資的機遇與挑戰。香港科大商學院署理院長鄭國漢、商務部境外經貿合作區辦公室副主任方蔚、香港科大商學院經濟系主任謝丹陽(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經濟學家)，以及香港科大商學院IEMBA班學員、北京盛達森國際工程有限公司(1999年被列入“全球國際承包商55強”，主要承建國家經援工程、國際工程投標項目等)董事長鄭祥智、廣州溫州商會常務副會長潘永淼參與討論。會議由香港科大商學院傳訊及對外事務主任孔芬芳、本報記者李振華主持。

　　1. “不夠積極的收購方”

　　《21世紀》：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已經開始加速，但受到種種因素的影響，中國海外收購的成功率一直不高，特別是一些巨型規模的收購交易，總受到“意外”因素的影響。以并購數量為例，波士頓咨詢公司指出，在世界13個快速發展經濟體(RDE)中，中國的GDP占29.4%，但海外并購數量卻只占10.6%，屬于“不夠積極的收購方”。您如何看待中國在國際并購市場上的角色？

　　鄭國漢：毫無疑義，中國貿易數額巨大。但有一點需要注意，在對外貿易數據里有一些重復的計算。舉例來說，中國每出口一美元的產品，附加值不到0.4美元，而美國對華出口，每塊美元附加值大約是0.8美元。很多產品根本就不是中國的資產，是外資利用中國的生產平臺，把大量的產品往外銷。

　　中國對外的投資為什么這么少？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最初的開放政策主要是引進外資，而且中國政府對于外匯儲備一直比較謹慎。近年，隨著外匯儲備迅速增加，政府的態度才有所改變。但是政府一直很擔心大量資金外逃帶來的負面影響，以致對資金的進入控制不嚴，但對資金的外出監管嚴格。

　　從防止資金外逃到現在資金夠多允許資金出去，政府經歷了思維和政策的一個轉變過程。

　　另外，對外投資與經濟發展程度密切相關。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對資金較大需求的階段。

　　謝丹陽：提到對外投資，中國與日本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日本曾經大舉向國外投資，而截至目前中國的對外投資相對較少。

　　日本大舉對外投資有幾方面因素。一是日本缺乏資源，要走出去占有一些資源，比如石油。另外，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日本的勞工成本已經越來越高。而對于中國來說，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處于資本需求階段，都是對外投資需要考慮的問題。

　　《21世紀》：近兩年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在加速，比如TCL、中海油、聯想的海外并購。然而據觀察，中國企業走出的積極性還不夠，而且企業海外并購成功率并不是很高，原因何在？

　　鄭國漢：據了解，這幾年民營企業對外投資的規模越來越大，商務部應該對民營企業多一點支持，目前政府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

　　在這方面香港有成功的經驗。香港在世界上的重要城市都設有一個經濟辦公室，主要任務就是搜集當地的相關信息，比如法律和政策信息，香港企業可以去那里查詢，了解市場信息和政策，企業從而省去了搜集這些信息的成本。我覺得中國政府也有必要在世界重要城市設立服務性的經濟辦公室。

　　鄭祥智：我作為對外投資的直接參與者，覺得政府對企業走出去支持的力度越來越大毋庸置疑，這一點我感受頗深。

　　中國企業海外收購所面臨的問題很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文化差異以及思維方式的不同。再有就是團隊合作問題。由于巨大的文化差異，團隊就很難在一些項目上達成共識。

　　我們海外投資還面臨人民幣匯率風險問題。對此，我認為中國企業國際化經營應對市場匯率變化的能力還不夠。

　　在海外承包項目過程中我們還發現，中國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優勢正在消失。以前，中國政府曾經提倡過勞務輸出，現在不同了，中國政府不太提倡勞務輸出，中國的勞動力，比如在紡織、建筑行業，已經出現了緊缺，勞動力成本也在不斷上升。

　　2. 境外經貿合作區“搭臺”

　　《21世紀》：針對企業“走出去”所面臨的問題，政府近年來是否有相關的措施出臺，給予企業以及時的支持？

　　方蔚：關于企業走出去，中國政府現在有一個戰略性的舉措，就是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這個舉措是政府推動中國企業集群式的走出去。這樣避免單個企業在海外顯得勢單力孤，也便于政府保護中國企業。

　　關于設立境外經貿合作區，中國的探索是從2006年開始的。與過去不同，在境外經貿合作區的戰略中，企業是主體，政府的角色是引導，主要是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政府的引導體現在兩個方面：即產業引導和國別引導。

　　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具體模式是什么呢？是由比較有實力的企業，國有企業或者民營企業，組成一個單個或者聯合的投資主體，進行企業的投資。不過，對企業的規模有一定門檻限制，要求企業至少連續兩年在國內的年營業額達到150億左右。這是因為，如果規模小的企業，在國外抗風險的能力不夠。不少走出去的企業因為自己規模小，經營很快就遇到了困難。

　　選定企業之后，境外經貿合作區不是到國外建一個工廠，而是要建一個工業園區。企業在這里經營、招商、管理，吸引中國的中小企業再來境外經貿合作區投資，這樣就可以轉移中國企業具有相對比較優勢的產能。

　　在當地設廠就可以獲得原產地的資格，擴大我們的一些進口、出口，借此可以減少對外貿易摩擦。另外，對所在國，可以幫助其提升相應的產業品質，尤其是可以促進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也可以解決所在國一些民生問題，比如就業等。

　　對所在國的政府，境外經貿合作區內的企業要尋求當地的政策支持，包括法律支持。要把企業談判得到的優惠政策，包括土地和稅收優惠法律化，作為雙邊貿易投資協定固定下來，以確保我們的企業在所在國投資的權益。

　　在金融方面，中國政府也考慮給予一些資金支持。但是政府的資金支持也是有條件的。首先，企業必須達到相關要求的資質，才能納入國家級的境外經貿合作區，參加招投標；另外，企業必須在所在國承諾一平方公里或更大區域的規劃，而不是簡單地蓋幾間廠房作為合作區。其次，對已經納入政府支持體系的企業，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提供一些支持。企業所在的省市，地方政府也要支持，而不僅僅是中央政府提供支持。在政府支持之外，對入園企業，國家開發行、進出口行、進出口保險公司等都愿意為其提供一些貼息貸款或一些融資。

　　對企業而言，參加國家的招投標之后，要履行承諾，有關部門要根據企業的承諾對企業進行考核。同時，經濟合作區企業還要建立退出機制。中央政府對這些企業也給予一些財政上的支持，政府還提供領事保護。通過境外經貿合作區的模式，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很多問題都可以逐漸得到解決。

　　現在中國推動境外合作區，目前進展的情況是這樣的。2006年商務部啟動了這個計劃，到現在第一批招投標中一共有八個企業中標，其中有七個企業都有實質性進展。對于境外經貿合作區，中國各地政府和企業的積極性很高，尤其是東南沿海和經濟比較好的地區。今年7月份，商務部又啟動了商務部第二次境外經貿合作區招標，又有十一家企業中標。

　　《21世紀》：在今天，政府越來越積極地支持企業走出去的路線。但是，中國企業在能源等方面的對外投資仍然面臨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比如中石油收購優尼科所遇到的障礙。對此，有觀點認為是否可以避免控制權的交易，而是采取收購少數股權的方向，或者是投資有關敏感性的項目的時候，就像世貿基金合作一樣。是否可行？中國企業有哪些該值得注意的問題？

　　謝丹陽：我覺得中國企業應該從小做起，在比較敏感的地方，企業應該循序漸進，慢慢增加互相之間的了解。一旦形成互相了解之后，對方可能會允許中國企業增加控股。

　　另外，這一問題也需要換位思考，比如中國要到對方國家開展經貿合作區，尤其像非洲國家，所在國可能比較歡迎這樣的投資，但它們原來的宗主國可能會對此干涉，為中國的對外投資帶來麻煩。。

　　我曾在國際貨幣資金組織工作過四年。據我了解，很多非洲國家雖說已經獨立，但這些國家以前的宗主國每年還會對他們有很多援助，幫助他們發展教育、衛生等領域。除此之外，還有一些貿易上的優惠待遇。所以，雖然當地政府歡迎中國去投資建廠或是開設園區，但如果英國和法國等原來的宗主國覺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他們就會取消對這些非洲國家的援助。這至少是需要溝通的地方，我們的領事館在當地也應該經常跟做一些溝通，至少不讓對方覺得很突然。

　　所以，中國企業要從小做起，適當考慮地緣政治的影響，盡量避免觸礁這種事情的發生。

　　3. 品牌并非必要條件

　　《21世紀》：主權基金的對外投資是越來越重要。今年中國也成立了自己的海外投資基金——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并做出了第一筆投資。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成立伊始，就引起了各方的討論。有觀點認為，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應該成為一個完全市場化的機構；但也有觀點認為，中國投資有限公司必須在實現中國國家戰略的角度上進行海外投資，希望能夠配合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那么，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對主權投資基金到底應該賦予什么樣的職能？

　　鄭國漢：中國投資公司設立的大背景就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太多了，設立投資公司的目標是想取得更高的回報。但是我認為，對外匯儲備的投資，更應該立足于保值、增值。

　　中國投資公司所能實現的戰略目標，通過其他銀行也可以達到，要進行策略性投資其實并不一定需要通過中國投資公司，還有很多其他的途徑。另外，雖然它的規模不是很大，但跟其他的主權基金相比，來自中國的主權基金會引起更多的疑慮。我覺得為了避免引起他們的擔心，不如更注重于收益回報，少做策略性的投資。

　　謝丹陽：中國投資公司現在的資金是兩千億美元，其中1/3準備承繼匯金以前的那一部分資產，還有1/3可能會注資給農業銀行，最后剩下的1/3投資其他領域，所以投資公司的規模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大。

　　所以，投資更應追求收益回報，而不是策略性投資，中國應該盡量避免引起別國過多的關注或反感。

　　《21世紀》：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另外一個挑戰，是我們的企業能不能在海外也建立自己的品牌。企業建立自己的品牌，可以有不同的途徑，可以在企業的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后逐漸樹立自己的品牌，或者是直接通過收購已有品牌。在建立自己的品牌方面，中國企業需要關注哪些方面的問題？

　　鄭國漢：我覺得品牌對企業的海外收購并非一個必要的條件。事實上對外投資有很多不同的考慮，有些為了市場，有些為了技術，有些為了生產成本，而品牌只是其中一個因素。中國的海外收購不少并不成功，這并不稀奇。即便是在一國之內的并購，失敗也是很常見的。

　　對外投資更重要的是能夠取得多少回報，這是更重要的。希望隨著我們企業規模的擴大，在走出去的時候，成功率會能增加。

　　潘永淼：歐洲品牌的競爭很激烈，溫州人收購當地企業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非常了解當地的文化。在國外建立品牌，中國企業在某些方面還是很有希望的。中國的產品以半成品的方式運到歐洲，在當地設中轉站，招聘當地的勞工，在當地包裝好再銷售到市場上，這就不會產生抵制中國商品的問題。

　　我覺得，民營企業在將來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應該唱主角，在方式上，采取螞蟻搬家式的步驟更好。而政府應該支持對外投資力度比較大的企業，給它提供貸款。當我們的企業在國外壯大以后，可以兼并國外的品牌，而自身并不生產具體產品，主要是做營銷網絡。這樣的中國品牌，才是更重要的。

　　《21世紀》：對外投資中，大型并購交易的主體通常是國內的大型國有企業，而近兩年來，中國股市良好形勢使得企業融資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少大型國有企業都在海外上市了。由于這些企業大多處于壟斷地位，其在國內的盈利水平非常高。那么，這些企業在海外進行投資或者并購之后，其原有的公司治理模式能否保證其海外取得較好的盈利水平？這些企業的“走出去”需要做哪些變革？

　　鄭國漢：企業對外投資的根本要求是，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要有明確的利潤目標。如何海外投資盈利呢？一方面是企業管理要適合當地的社會、政治環境，第二是企業要有適應能力，公司管理必須配套。

　　至于一家企業在國內發展很好，到海外投資能否取得成功，這需要經受考驗。現在投資者對中國企業愿意付幾倍的市場價格來購買它的

股票，使企業顯得非常值錢。但是，公司的盈利不能只靠股票盈利，股票盈利總是有中止的時候，最后還要回到公司自身的盈利能力上。而企業的盈利能力與企業的策略、和管理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