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經濟規模坐四望三，中國海外投資近年來增長迅速，隨之而來的是風險的同步增長：2005、2006兩年，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連續推出年度《國家風險分析報告》，指出作為世界第三大貿易體的中國，正面臨日趨嚴峻的海外投資和貿易風險，出口業務壞賬率竟是發達國家的10-20倍。

　　今年夏天，中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對“黑石”集團的股份投資，因美國“二期房貸”金融風險爆發，一舉虧損5.38億美元，虧損率高達16%；幾乎與此同時，“杭蕭鋼構”紙面高達344億元的為非洲國家安哥拉“安居家園”建設工程提供建材的“超級合同”出現問題，重大風險加上有關公司有意隱瞞、誤導，致使該公司股價劇烈異動，造成眾多股民的慘重損失。

　　1.

　　股份不獨大缺少話語權

　　出于市場和投資戰略的考量，許多企業將海外投資、拓展的目光投向非洲、東南亞、拉美、前蘇聯國家等。而這些國家由于歷史和發展的原因，投資環境存在許多不規范、不完善之處，這些不規范、不完善，正是風險多發的溫床。

　　不少非洲、拉美國家法規嚴格限定了外國資本在某些領域的股份比率，比如委內瑞拉，石油等行業外國資本最高控股限額為49%；西非國家塞內加爾，貿易類公司本地股份不得低于51%；東非的肯尼亞，農業開發項目國家須控股至少51%。

　　這些規定造成中國投資者雖然出了錢，卻拿不到決策權、話語權。非但如此，一些潛力巨大、利潤豐厚的合資企業，入股者不是政府本身，就是背景深厚的當地權貴。如2006年1月，中海油收購尼日利亞“OML130”AKPO油田45%股權，而出售股權、并握有剩余55%決定性股份的“尼日利亞南大西洋(19.84-1.04-4.98%)石油公司”，其幕后當家人正是該國前國防部長丹約馬將軍。這種合資模式不但將當地企業低效、人浮于事、財務和管理混亂等痼疾原封不動帶進新公司，給投資造成潛在風險，一些有“背景”的當地控股者并不真正出資而只以影響力入股，不承擔風險卻坐享紅利，也有損中國投

　　2.

　　金融匯兌毫無信用

　　許多非洲國家金融制度極不完善，傳統的信用證交易幾乎完全不可行，因為商業銀行不是拒絕辦理，就是拒絕承兌，而采用其它付款方式，如貨到付款、付款交單等同樣存在錢貨兩失的風險可能——在中非貿易史上，中國銷售代表手捏提單等著買家交款贖單，而買家早已打通碼頭關節將貨提走的事例不勝枚舉。一些非洲客戶采用先如期支付幾個小單，然后甩下一個大單，利用積累的信任騙貨消失，或保持相當長時間的良好合作，等你放松警惕再黑你一把的辦法，也曾屢試不爽。中國上海某紡織品公司在西非的獨資貿易公司就遭遇類似騙局：多哥洛美尼日爾籍商人穆斯塔法利用兩年良好合作帶來的互信爭取到“放貨賒銷”的優惠，又利用將近一年的如約回款誘使中方業務代表大膽擴大放貨額，2004年10月，該公司老總偶然發現穆斯塔法的未歸還貨款已超過1.2億西非法郎，且其銷售額竟占洛美總銷售額近九成，甚至所有貨物都存放在其倉庫且共管鑰匙，因覺得風險太大，急忙發令整改，結果2005年1月即發生部分貨物神秘失竊、穆斯塔法門市部一夜間全部關門，和近2000萬西非法郎欠款死賬的事故，若非此前已有準備，損失可想而知。

　　3.

　　經營理念不能融入地情

　　許多中國投資者不了解當地國情民風，一味套用國內經驗，如以金錢刺激鼓勵加班，用高壓管制提高勞動強度和延長工時，習慣用甩錢、走路子、通關系和聯絡感情的方法“搞定”等，結果在當地的經營處處受阻。首鋼在南美秘魯的鐵礦、某公司在贊比亞的銅礦等，發生工潮后中方投資人或買通“實力人物”生硬處理，或采用小恩小惠懷柔，結果罷工者根本不買賬；不少企業忽視一些致命的細節問題，貪圖勞動力便宜、商品售價高等，在某些非洲國家開廠，結果當地勞力技術跟不上、效率不高、培訓困難，或者宗教習慣多影響工時，或者所在地經常停水停電，造成成本提高。如深圳惠凱在多哥的襯衫廠、上海華源在馬里的梳棉廠、某企業在馬里的真蠟布廠等，最后產品價格竟高出直接從國內進口一大截，風險可謂驚人。

　　4.

　　關稅和市場準入風險

　　俄羅斯、東歐和非洲不少國家都有所謂“黑清關”問題，一方面，正規清關幾乎無利可圖，“黑清關”在許多國家事實上“準合法”，另一方面一旦出現問題，“準合法”就成了“真非法”。比如尼日利亞是中國商品的重要市場，但事實上根據該國海關法規，這些商品絕大多數是“違規進入”的，這就造成一個有趣的現象：產品相同、清關手續相同的兩個貨柜，也許一個安然售出，另一個卻被扣押重罰，甚至已賣而后罰、已扣而又放的故事也屢見不鮮。

　　再有一些國家最初允許甚至歡迎中國貨入場，但不久又因故改變政策，如俄羅斯年初對外國零售業的“清場”，再如西非，多哥、貝寧兩國對待中國紡織品銷售企業的態度，近10年來此落彼起、此起彼落折騰了幾輪，造成在“老非洲”中耳熟能詳的“洛美-科托努-洛美”反復大搬家。如此折騰，風險可想而知。

　　5.

　　遭遇“規范”大棒的抵制

　　在歐美發達國家，風險的來源有時恰恰相反，不是不規范，而是所謂“規范”。

　　如歐盟針對中國紡織品和小商品，打的是“反傾銷”的旗號，祭起的是規范的法寶；美國召回中國玩具、加拿大拒絕中國學步童車，拿出的是法定質檢報告，祭起的同樣是規范的法寶。一些收購項目，如TCL收購德國施奈德、中石化企圖參股加拿大阿爾伯特省油砂項目，中海油并購美國優尼科等，相繼遭到阻力和風險，對方不是擺出“國家戰略利益保障”，就是拿出民調結果，祭起的同樣是規范的法寶。

　　這些“規范”有時是小動作，如修改某個產品的配額，提高對某些商品的海關抽查率，影響的是個別商品、個別企業、個別市場；有些卻是非常大的動作，如美國對中國傾銷問題的世貿組織反傾銷指控，以及美國、歐盟壓迫

人民幣升值的軟硬兼施、輪番高壓，相信幾乎每個涉外企業都難逃其波及，難免其風險。

　　6.

　　海外欺詐無處不在

　　即使在發達國家，投資和金融欺詐也難以避免，一些頂著“跨國品牌”、“重大采購”的國際騙子，屢屢以耀眼的光環、誘人的利潤，誘使中國投資人和企業上鉤。而發展中國家所能遇上的騙局就更多了。

　　如在尼日利亞，著名的“419騙局”曾讓全球談虎色變，如今已由尼日利亞一國發展到許多周邊國家，由單純的“傭金欺騙”發展到“遺產欺詐”、“訂單欺詐”等。騙子會準備好公證書、保函、銀行信用證，也會一反“騙子不露面”的定式，主動出沒于廣交會、華交會等正式場合，利用廠商急于簽單的心理行騙；他們會在

東莞甚至北京設辦事處、聯絡站，利用廠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的心態減弱其防范心理；他們會抓住廠商“積小信為大信”的思維定式，先規規矩矩做幾筆小生意博得信任，等客戶放心簽下巨額合同，在無擔保抵押前提下放心交給大單，再一口吞噬。 南風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