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家族企業的傳統詛咒

　　（新加坡）李秀娟、李虹 編著

　　高等教育圖書公司出品

　　⊙【讀品】出品人 李華芳

　　隨著歐美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趨緩，“亞洲四小龍”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崛起讓新儒家也趁勢而起。杜維明認為儒家思想中很有值得借鑒的地方，例如華人家族企業就為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提供了動力。而這些家族企業以前一直在企業研究的視野之外，它們的制度與行為和主流的“新教倫理”下的“現代企業”格格不入。但就是這些家族企業成了解釋亞洲奇跡的重要因素。

　　哈佛大學的懷默霆在《家族企業：組織、行為與中國經濟》一書中有一篇文章，論述中國的家庭是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阻力還是動力問題。懷默霆曾經是哈佛大學社會學系的主任，潛心研究中國家庭很多年。他觀察到，中國傳統家庭關系中的“忠誠和信任”可能會模糊家庭資源的產權，會導致沒效率或者效率很低下；但同樣是這種對家族成員的“忠誠和信任”也可能使得成員為家庭盡心盡力，這也恰好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所謂的“關系”、“模糊產權”等因素何以能推動經濟的增長。

　　后來，黃紹倫將此類家庭成員概括為“家族主義企業家”，按照通俗的說法，或許也可以稱之為“儒商”。黃紹倫延續了熊彼特對“企業家”和“創新”的論述，認為即便是在“家族主義”傳統下，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也沒有被抹殺，不過是不同于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影響下的企業家行為而已。而杜維明則進一步闡釋了儒家傳統對華人企業家及其企業的影響。

　　盡管歐美現代企業制度風行一時，但傳統的家族企業始終存在著，生命力強盛，這使“產權清晰論”遭遇了不小的困境。儲小平在《家族企業的成長與社會資本的融合》中，把家族企業的這種模糊產權和柔性管理等等都看作是企業家調動社會資本的方式，如此一來，家族企業就能借助“泛家族關系”利用資源，進而擴展企業，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

　　但問題在于上述論述都只說明了家族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其第一代華人家族企業的影響。而現在華人家族企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維系家族企業的經營，或者說如何打破傳統的“富不過三代”的詛咒。李秀娟和李虹這本《富過三代：破解家族企業的傳統詛咒》，就試圖給出解答。因為假如家族企業不到三代就垮了，那么長期來看，其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就要大打折扣，進而“家族主義企業家”的說法也不一定能站住腳。

　　正如李秀娟在書中提到的那樣，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中國的家族企業在這一背景下正蓬勃發展，人們在對它們充滿期待的同時也不免擔憂：現階段的中國家族企業能否成功擺脫“富不過三代”的傳統詛咒？這一問題也構成了《富過三代》一書的起點。李秀娟以個案切入細節，從微觀上解釋了家族企業的經營、傳承、如何化解內部矛盾、如何完善治理結構以及如何選擇戰略規劃等五個方面，也從這五方面來回應宏觀上家族企業如果作為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本書的個案剖析如同陳凌等的《制度與能力：中國民營企業20年成長的解析》一樣，在為中國改革過程中的家族企業和民營企業畫像的同時，也試圖為它們立碑。

　　李秀娟在這本《富過三代》中實際上是將五個方面歸結為所謂的“家族企業接班人”問題。例如今年躍升《福布斯》富豪榜首位的碧桂園的楊惠妍由于其父親給予的股份，一舉成為首富。這是一種交接方式。但李秀娟也通過世界各地家族企業的特色分析表明，并不是只有家族化管理這樣一條陽關道，在家族企業管理上也可以走職業化道路。當然歐美的保時捷和福特等家族企業與亞洲的家族企業之間的確存在差異。李秀娟也回溯了中國家族企業發展的歷史，認為家族企業實際上要處理好“企業經營、所有權和家庭”這三極的關系。“三極發展模式”最早由蓋爾西克在《家族企業的繁衍》中提出。但李秀娟通過希望集團和萬向集團的研究表明，中國家族企業在處理三極關系上尚有許多問題，因此是“有待完善”的。

　　實際上，家族企業的永續經營問題與現代企業之間也有諸多聯系和共通性。除了家族企業特有的“家庭”這一極外，不管是什么形式的企業都需要面對“基業如何長青”的問題。《富過三代》最后將“基業長青”的源泉歸于“創新”，是很有道理的。這不僅意味著企業家本身的創新精神，也意味著企業制度本身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