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律意識的缺失，企業家往往在“出事”之后，才想到律師的幫助，因此，這些企業家一般與辯護律師接觸較多。在這里，我們邀請到“刑事辯護第一人”、京都律師事務所的田文昌主任，其從多年的刑事辯護經驗出發，談談對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的看法

　　文 本刊記者 呂冰心

　　《法人》：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是一種什么性質的犯罪？它與貪污罪、挪用公款等犯罪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田文昌：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是腐敗性犯罪，是以故意犯罪的方式，侵犯了公共財物。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是一種過失犯罪，其惡性程度遠遠小于貪污、挪用公款罪，行為人主觀上可能是為了追求一種積極、好的結果，動機可能是好的。

　　目前，國有公司人員定濫用職權罪的案例并不是很多，即使發生，人們的注意力也不在此罪上，主要是關注貪污腐敗等犯罪。從這個角度來講，濫用職權犯罪也是今后需要重視的問題。

　　《法人》：您曾經說過，經濟活動中有四種刑事風險：第一種情況是，為了私利不惜鋌而走險犯罪；第二種情況是，由于法律的界限模糊，行為人法律意識淡薄，而無意陷入犯罪；第三種情況是，立法、司法的原因形成了錯判；第四種情況是，因為競爭對手的誣陷而入獄。濫用職權罪應該屬于上述哪種情況？

　　田文昌：一般來說，行為人觸犯濫用職權罪主要是因為法律的界限模糊，行為人無意陷入了犯罪，屬于第二種情況。但是也不排除司法機關沒有理清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的標準，而形成冤案、錯案。

　　《法人》：那么，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犯罪的定罪標準或者構成要件是什么？

　　田文昌：認定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是否屬于濫用職權，必須明確一個標準。根據刑法第168條的規定，濫用職權罪的行為要件，是以積極的越權行為為主要特征，而越權行為的標志是其違規性，即超越權力范圍，一意孤行，堅持錯誤的決策，強行、擅自作出違反規定或者違反公司章程的行為。

　　另外，是否發生嚴重損失的結果也是區分罪與非罪的基本標志。而且這種損失是現實的，而不是可能的損失。因為該罪是過失犯罪，必須以實際發生、既成事實的危害結果作為構成要件。

　　《法人》：在認定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時，應注意什么？

　　田文昌：刑事立法，包括司法解釋，對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犯罪的界定標準是清楚的，但是，在實踐操作上還比較隨意。認定濫用職權罪需要慎重，要注意區分濫用職權行為和決策失誤。不能夠隨意的說某人有工作失誤就是濫用職權。決策失誤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難以避免，頂多承擔一般的領導責任。2006年1月11日，最高檢在珠海召開的“檢察機關集中查辦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瀆職犯罪專項工作現場會”上，公布了掌握相關政策需要注意的15條指導意見，其中第四條提出“對在改革開放、招商引資、企業改制過程中出現的失誤或者失敗，要慎重對待，嚴格區分罪與非罪界限。只要是從有利于發展出發，總體上符合這樣精神和改革方向，沒有徇私舞弊、中飽私囊，沒有嚴重侵害群眾利益，不要輕易立案。”

　　《法人》：根據您多年刑事辯護的經驗，您認為國有企業領導人和民營企業領導人的法律風險，誰更大一些？

　　田文昌：應該說，目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仍然處于不平等狀態。雖然隨著憲法的修改，立法價值取向在逐漸改變，但是觀念尚未改變。比如，在民事糾紛中，如果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發生糾紛，國有企業的腰桿就很硬，且我們經常會看到：“為了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等字眼。似乎只要這個帽子一戴，理由就充分了，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帽子。實際是把企業利益混同于國家利益。因此，從企業地位上來看，目前的現狀是，國有企業的地位高于民營企業。

　　但是國有企業領導的個人法律風險要大于民營企業領導，因為受到濫用職權、玩忽職守、貪污腐敗等約束更多。畢竟國有企業的領導管理的是國家財產，責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