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宇宙 知名專欄作家

　　克羅福德在《金錢傳》中形容貨幣的力量為“恰如駕馭一個魔鬼，讓他來干天使的事情”，我們的祖先管仲說得則更為直白和樸素：“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管子·山至數》)

　　管仲曾對齊桓公說國家的財富，“王者藏于民，霸者藏于大夫，殘國亡家藏于篋”。桓公問他：“何謂藏于民？”管仲答道：“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于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于民。”

　　管仲還建議桓公用先王的貨幣制度，“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仲說：“先王高下中幣，利上下之用。”“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上下之用，則文武是也。”

　　在管仲看來，沒有一成不變的幣制，對幣制的調整取決于國君政令的需求以及國民對待貨幣的態度，“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幣重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于數而止”，既不能使

　　最能利用貨幣搞和諧的“先王”非周武王莫屬。他的對手殷紂王則有一身蠻力，打仗是把好手，搞經濟則連“二把刀”都算不上。

　　當殷紂王的時代，殷商的國民經濟發展到了巔峰，然而王室對于奢華的需求卻使民眾感到了敲骨吸髓的搜刮。據《史記》記載，為了保持宮廷的高質量的淫靡生活，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將民間的財富統統弄到了國庫中，形成了管仲所謂“殘國亡家藏于篋”之局面。

　　在三代之前，據說大舜在頓丘和傳虛之間經商時，已經開始了借債和放貸，“頓丘買貴，于是販于頓丘，傳虛賣賤，于是債于傳虛，以均救之”。既然商民以商業為國家傳統，那么就會天然地產生借貸行為。馬克思說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是“洪水期前的資本形式”，是一對“孿生兄弟”。當它們一起出現在紂王的統治中的時候，負債累累就變成了商民們最普遍的現實。

　　據《周書》記載，對于商民深受官債、私債纏身的雙重壓迫，周武王看在眼里，疼在心頭。他在滅商之后果斷地“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另據《呂氏春秋·慎大》記載，他除了“發鉅橋之粟，賦鹿臺之錢，以示民無私”外，還“分財棄責(債)，以振(賑)窮困”。

　　滅亡商朝的新政權以政府的行為來宣告取消國債，并且以此作為賑民手段，事實上等同于將自由返還給了所有被紂王奴隸的民眾，周武王因此很快便贏得了商民之心。他于揮手之間便熄滅了商遺民心中復國的

　　和諧是一種政治追求而非政治手段，當周武王施行仁政的時候，他所向往的并非只有贏得商民之心，而是期待周王朝未來的繁榮與強大。他不獨想消除民間的窮困，還試圖增加整個國民財富。

　　周武王及其后攝政的周公奠定了西周數百年的繁榮。然而歷史總是有規律地往復，就像在畫一個圓圈；王朝的血統總是盛極而衰，衰極又盛。幽王烽火戲弄了諸侯之后，平王將都城遷移到了洛陽。東周開始了。

　　中國歷史上的“王霸之爭”正是出現在周平王開啟的新王朝里。當和諧之火熄滅之后，當王室的權力被諸侯削弱、周王城里的那位高高在上的天子需要齊桓公“尊王攘夷”之后，究竟選擇王道還是選擇霸道成為歷史不得不作出的抉擇。最終“春秋五霸”閃耀在了歷史當中，但是他們都給自己披上了“尊王”的外衣，昭彰著“攘夷”的幌子；他們誰都沒敢放棄對“王道”的承諾。可是誰都知道，那只是強力裹挾著的假象。

　　真正的“王道”是文武之道，是文王、武王父子兩代與周公一起承諾天下的“示民無私”和“振窮困”的和諧之道。然而僅止于此并不能實現真正的和諧。真正的和諧在于“王者藏于民”。

　　管仲說：“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為大治。”關注民生，藏富于民，增加民間財富，提高人民群眾的財產性收入，讓勞動者可以勞動致富，讓投資者可以投資獲益，這才是真正的“王者藏于民”，也才是真正的和諧。財富本身沒有立場，更沒有意識形態，當民富國強之后，真正的“王道”和“王者”就有了誕生的土壤。而像殷紂王那樣一廂情愿擄掠天下、使人民深套于債務當中的，所能收獲的注定只有鏡花水月的往事和歷史的半個笑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