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陳默 實習記者 陳培嬋

　　十七大報告將“和諧社會”建設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為民眾描繪了一個“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美好圖景。

　　“和諧社會”不僅僅意味執政者回應了改善民生的民間呼聲，要讓民眾分享經濟增長的果實。從在改革次第推進的策略來考慮，它還聯動著“經濟建設”和“政治建設”兩盤大棋。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社會法研究室的范亞峰認為，構建和諧社會對當今中國的關鍵意義在于它是構建“社會基礎秩序”的基礎設施工程，通過保障民生以防止未來更大的體制變革中可能出現的社會問題，為以后更深層次的改革奠定基礎。

　　而在這個路線圖中，加強社會立法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法治保障。“社會法”的崛起也意味著“中國正處于向民主法治社會進步過程中的權利的時代”，不僅在權利的“向度”上要繼續保持和推進，權利的“厚度”也需要升級。

　　作為官方的最權威的智囊機構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下屬的法學研究所在2005年4月正式成立了社會法研究室。在十七大召開之際，該研究室有關成員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們包括：

　　常紀文：執行主任

　　劉翠霄：副主任

　　范亞峰：副研究員、法學博士

　　謝增毅：副教授、法學博士

　　余少祥：副教授、法學博士

　　董文勇：助理研究員、法學博士

　　“社會法”崛起應對“風險社會”

　　《21世紀》：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成為中共十七大的主題詞，十六大以來，可以看到決策層開始強調社會領域的改革和改善民生，在學術界出現了“社會學的春天”，立法方面也出現了“社會法”的崛起。怎么看待這個轉向的時代背景？

　　劉翠霄：十七大報告中用專門的篇幅論述了解決民生社會改革的問題，特別是提出了“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美好圖景。從國家發展歷程來看，也到了應該全力以赴地關注老百姓醫療、住房、養老、教育等生存、生活風險問題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提出，也意味著對國家當前發展狀況的清醒認識。改革開放后我們關注經濟的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經濟發展的確很快，但是明顯帶來了很多社會問題，比如，貧困差距、城鄉差距、環境污染等。決策層已經意識到，一味關注經濟問題而忽視社會問題所帶來的增長，是沒有發展的增長。只有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才是真正的發展。

　　而體現社會公平的政策需要得到制度保障。我們并不是要一步到位搞福利社會制度，但只有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才能最終實現經濟的良性發展。

　　這些都是國家加大社會立法的背景。我最近就參加了《就業促進法》、《社會保障法》等立法工作，能看出來國家加大社會立法的力度。

　　余少祥：社會法的崛起是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后，已經有能力來解決社會公平問題了。

　　從歷史發展來看，世界上的社會保障也是經歷了幾個發展階段。社會保障是在工業革命之后出現的，“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出現后，英國出臺了《濟貧法》，為大量無產者提供一定的食物保障。工業革命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到1881年，德國在俾斯麥主導下出臺了《社會保險法》，“在資本主義制度的菜里面滴了幾滴社會主義的油”。第三個階段以20世紀經濟危機后美國1935年出臺的《社會保障法》為標志。

　　社會法的精髓是通過民權促進民生

　　《21世紀》：《勞動合同法》立法過程中蓬勃的民眾參與和激烈的各方爭論讓我們記憶深刻。此外，《義務教育法》、《就業促進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慈善法》和《社會保險法》等許多法律的修訂和制定都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在諸多法律中，社會法有什么與眾不同的地方？社會法對解決目前人們關注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關涉民生的公共服務問題能發揮什么作用？

　　謝增毅：社會法還是比較新的事物，在理論上還不是很完善，但已經有一些共識。與傳統的民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門相比，社會法是解決社會問題和體現國家社會政策、側重保護和扶持弱勢群體的法律，維護他們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另外它強調政府的責任，強調社會公共利益和整體利益。

　　社會法的范圍一般包括勞動法、社會保障法、教育法、醫療衛生法、特殊群體權益保護法(婦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保護法等)等。

　　社會法保障的主要是人權中的經濟社會權利，也就是所謂的“積極人權”，它涵蓋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規定的適當生活水準權、健康權、社會保障權、工作權和就業中的權利、受教育權等，需要政府和社會提供條件、資源和幫助才能實現。

　　在我國建設和諧社會的背景下，社會法可以在理論和制度上有所創新。它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一些學者甚至認為社會法已經成為公法和私法之外的“第三法域”。我們國家現在強調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的四位一體，就法制保障而言，“政治建設”主要靠憲法和行政法等公法部門來推進和保障，“經濟建設”主要靠民商法和經濟法，“社會建設”則更多地需要社會法來保障。

　　常紀文：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以往的法律是側重強調國家的權力和職能的運行，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國家越來越重視公民的社會權利和個人權利，強調公平和正義。社會法的崛起也是國家要讓老百姓享受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表現。我認為這也體現了執政黨執政理念的轉變。

　　從無到有、從粗到細，社會法現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區別于公法和私法的相對獨立的法域。目前，我國的社會立法的立法速度居各個部門法立法之首。同時，中國的社會立法也有自己的特色。西方一些國家的社會立法和福利制度已經走向了一個極端，形成了養懶漢的制度，影響到了經濟的發展。而我國的社會立法既要保障社會的安全和穩定，也要強調效率和競爭。我們不養懶漢，但同情弱者。

　　中國的社會立法體現的一個趨勢值得我們高度關注，就是由強調“政府要履行職責”轉為強調“公民有權要求政府履行職責”。這不同于過往政府主導、自上而下的權力運行機制，下一步要強調政府依法履行義務，程序要透明，而且要接受監督。

　　《21世紀》：今后我國的社會立法走向應該是什么樣的？除了“民生”之外，社會立法對解決人們的其它訴求，比如解決貧富差距，社會歧視等，能夠發揮什么作用？

　　范亞峰：過去20多年，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經濟自由的擴展。但是我們還存在很多問題，比如國有資產流失和權錢交易的扭曲，市場發育不完善和壟斷領域的問題，以及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帶來的發展等。正確認識中國目前深層次的問題，有助于理解社會法崛起對中國的特殊價值。

　　實際上，一個社會應該有三個核心的價值觀。首先是自由，自由的價值要繼續推進，目前中國的發展亟需提倡自由，允許大量的民間資本進入壟斷領域，反對市場的壟斷；另一個是公平，社會轉型過程中強調了經濟的發展，但是社會管理體制并沒有及時跟上，比如在就業中存在的性別、乙肝、戶籍歧視等；第三是正義。正義這個價值超越了從經濟學邏輯上講的公平和效率層次，它強調的是公共理性，一個常態社會應該以正義作為它的核心價值，利用政治、經濟、法律等來對社會進行微調，而不是走向兩個極端。

　　從這三個價值的角度來看，社會法強調的是公平和正義。以前是強調經濟自由，現在補充上公平和正義。十六大以來，決策層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提出和諧社會的概念。胡錦濤總書記就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這是一個很精辟的概括，它指出了社會建設的核心，也是和諧社會的核心，就是民權和民生這兩個領域。

　　在這個最權威的解釋里面，首先提到的就是民主法治，也就是說在強調民權，要通過民權來促進民生。民生問題很重要的一個理念就是要縮小貧富差距。而社會法中涉及的對社會歧視的矯正和對整個社會公共服務品(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的關注則與民權直接有關。

　　構建和諧社會，社會法的崛起，意味著對公民權利尤其是弱勢群體權利的保護。它對當今中國的關鍵意義在于構建“社會的基礎秩序”，民生是一個平衡的社會結構的基礎性設施，保障民生可以防止未來更大的體制變革中的社會失控，為以后更深層次的改革，包括政府治理結構的改革等，奠定基礎。

　　社會法的建立還體現了一個很好的走向，就是對社會領域問題的解決，由行政手段向法治手段邁進。社會法的建立意味著用法治的方法來改善民生，意味著一旦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品不合格，就要承擔法律責任。從這個意義上看，政府是把公民的社會經濟利益上升為權利了。

　　這是一個重大的變化。可以這么說，以往對利益的強調只是停留在“零售”的個體水平，基本上而言主要是對個案訴求的回應，而現在則成為了“群體批發”，所有公民都普遍地享有這種由法律確認和保障的利益。這也是社會法最精髓的地方，即用民權來推進民生。從這一角度上講，政府在通過社會立法來推進中國走向一個公平、自由、正義的社會。

　　如何真正發揮社會法的效用

　　《21世紀》：社會法的權利往往具有普遍性和不特定性，確定的權利義務關系也有公共性，而義務主體主要是政府和其他社會強勢群體，這些特點決定它的實施和立法目的的實現可能容易落空，很多立法“看上去很美”，但是要讓民眾“品嘗它的滋味”卻很不容易。那么，社會法要真正發揮效用，需要哪些支持系統和保障機制？目前我國的社會立法存在哪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和不足？

　　董文勇：相對經濟立法的比較充分而言，目前的社會法是不足的。2004年憲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國家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社會保障制度”和“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條款，這也需要在社會立法方面予以落實。

　　現有的社會立法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主要有兩點，一個是法律體系不完善，一個是執行不力。

　　體系不完善，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社會法領域中很多法律是缺失的，立法不充分。比如社會保障法方面，只有幾個條例，一些枝干性、基礎性的立法都還沒有。第二是立法層次不完善，立法層級比較低，有些法律制定出來后也沒有配套性的法律，銜接不夠。拿醫療保險來說，盡管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職工醫療保險、城鎮居民醫療保險和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制度，但基本上還停留在規章甚至是紅頭文件層面，而且相關的立法，包括政策制定，銜接都不夠好。第三是立法規劃混亂，沒有系統科學的設計和規劃，像醫療、教育等關乎人的生命健康和人口素質的，應該優先，但是現有法律卻很有限。

　　這些不足導致的一個致命缺點，就是連續性、穩定性差，沒有前瞻性，導致權利似乎是可有可無的，給不給權利、給多少權利，朝令夕改的情況并不少見。

　　其次一個嚴重問題是執行不力。目前的法律大部分是以軟法的形式出現，比如法律對某些主體設定了義務，但是在罰責部分卻沒有相呼應的規定，不能問責，法律規定也就難以落實。像德國，就有專門的社會法院來解決由于社會法方面產生的糾紛，一旦權利不能順利實現，公民可以通過司法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謝增毅：社會法要真正發揮效用，需要許多支持系統和保障機制。就拿備受關注的《勞動合同法》為例子，這部法律的執行和實施，就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政府部門的監管積極性和監管能力、工會制度的完善和NGO組織的發展、雇主和用人單位的意識水平、勞動者自身的權利意識和維權能力以及技術水平等很多因素有關。

　　同時法律體系本身的完善也是重要因素。像正在制定中的《就業促進法》中有幾處涉及到平等權的問題，禁止就業中的種族歧視、民族歧視、性別歧視和對農民工的歧視等，如果違反條款可以起訴。但是該法主要解決促進就業問題，而不是反歧視問題，所以針對反歧視還需要制定專門的法律，去界定哪些情況屬于歧視，哪些是例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