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糧到非糧的原料轉化，為民營企業打開了一道獲得身份確認的縫隙

　　進入這個行業的民營企業是最富冒險精神的“淘金者”，他們上無政策扶持，下無銷油渠道，但往往能跑在政策風向之前，對成本環節控制到極致，沒有沉重的非商業包袱，敢于嘗試規模化種植失敗的風險，而且善于同基層政府和農民博弈。

　　這是一股容易被低估的力量。

　　“下鄉”標本

　　2005年的一個夏日，在從云南麗江到永勝空曠的公路上，一輛凌志越野車突然剎住，然后倒退了50多米，還沒有停穩，一個身材嬌小的女人就拉開車門跳出來，她繞著路邊的一株小樹手舞足蹈，嘴里喊著“小桐子！小桐子！”

　　三年后，茍平向《中國企業家》講述這段往事時，仍然忍不住大喊出來。她口中的“小桐子”學名就是麻風樹。茍平是云南神宇新能源公司總經理，最初她并不知道云南盛產麻風樹，僅知道有零星分布，“什么叫分布？就是兩公里內有一棵樹也行。一下飛機我就傻了，這么大的云南到哪兒找這個東西？那天在麗江附近我看到了第一棵小桐子，然后又一棵，再接下來就是層層疊疊連片的足有幾千畝，感覺好像做夢一樣。”

　　當時茍平還沒有意識到，她在農村的博弈技巧足以成為民營企業下鄉的樣本。

　　從北京到云南異地創業，茍平第一個念頭是一定要在最基層下足功夫。她之前曾在中國扶貧開發協會工作，深深了解其中的奧妙，有一個例子就是與同仁堂合作扶貧在山西某縣種黨參，與農民的合同從地板擺到天花板，但實際上相當于廢紙一堆。

　　神宇實行了一種核心種植區方式，每到一個地方去租賃土地，要求租賃的年限都是50年，因為麻風樹一旦種下去，在生長期內摘50年果子都沒有問題，不用重復種植。在神宇核心種植區內，每一個片區不能低于10萬畝，即可以滿足年產兩萬噸生物柴油工廠的原料需求，只要有足夠可供利用的土地，就把工廠設在這里，農民看到有工廠在才會放心種植，不會擔心沒人收。無論是政府還是負責種植的農民，都不需要投入資金，因為種苗也是由公司購買的，核心種植的含義就是控制原料的成本和來源，農民不是在自己的自留地上種植，而是給公司打工。 即使如此也有風險，曾有人提醒茍平，要小心農民一把火把樹燒了，明年你還得花錢來種。因此神宇在與農民維持互利關系方面搞出了一套細致方案，一個種植程序可以分解成三個或四個工序，完成一個工序驗收合格后才付該工序的錢。而收獲的時候，本來果子產權是屬于公司的，但是神宇仍然按照交上來的果子重量付錢，盡管實際上是以勞動力成本核算，但給了農民一種“賣果子”的感覺，如此農民就會更用心地去保護種苗。

　　和縣政府、鎮政府談判的時候，茍平最初上來就講這個項目如何利國利民，國際上油價形勢怎樣，但談著談著發現聽眾眼神發直，后來才觀察到原來對方只關心兩件事兒：第一，農民能得到什么？第二，政府能得到什么？于是她改變方式，和地方政府算賬：哪怕一畝地投300塊錢，十萬畝地是多少錢，而這些錢是一定要當地老百姓一鋤頭一鋤頭地消化掉；建個加工廠至少要花3000萬，政府會因此有多少的稅收。這樣就很容易溝通，“地方害怕企業不干實事，但說實話按照這種方式最應該擔心的是我，簽完合同就要交錢，油賣出去我才能把錢掙回來。”

　　目前神宇已經在鳳慶、永德、耿馬等云南6縣完成30萬畝的種植面積，并準備在緬甸建立150萬畝的種植基地，畢竟邊際性土地沒有耕地更利于麻風樹生長。緬甸政府正在倡導金三角地區罌粟的替代性種植，麻風樹特別受歡迎，茍平在緬甸看到的景象讓她大惑不解，緬甸政府要求官員都要把發的麻風樹種子帶回家，沒有地就種在花盆里，縣長們的業績考核中麻風樹種植面積也是重要一項，但如此廣泛的種植卻沒有后續加工。

　　“原料上了生產線就是一個完整體系，中間消耗的東西是固定的。實際上要控制的是前端的原料，”茍平說，“我認為這個產業的風險都在這里。”

　　背影中的“財神”

　　目前仍在生物液體燃料行業內堅持的民營企業背后都有現金流充沛的耐性資本支撐，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終點很輝煌，過程太漫長”的選擇。

　　近年來，很多民營企業都找到甜高粱專家王孟杰咨詢能否進入甜高粱燃料乙醇行業，“我通常問他們這樣幾個問題，你準備土地了嗎？能拿到多大規模的土地？地方政府支持你嗎？特別是，你有多少錢？”王說，“如果只有幾千萬資金，我們通常勸他不要干了，這個產業一頭扎進去，開弓沒有回頭箭，五年之內見不到效益很正常。”

　　神宇公司的投資者是國內林木行業翹楚之一的菲菲森旺，茍平最初僅是和董事長楊東軍介紹生物柴油的情況，四十分鐘后楊即決定“這是必須要進入的領域”，并力邀茍平加盟，至今菲菲森旺在云南投入的資金已不下數億元。“十五”期間，以電子行業起家的黑龍江企業家楊家象獲得了“863”計劃支持的一個甜高粱試驗項目，在佳木斯東北方向約20公里的一個縣里建立了樺川燃料乙醇廠，迄今已投入3000多萬。新疆2007年以來連續啟動甜高粱燃料乙醇項目，南部莎車縣與一個名為浩淇的浙江生物質新能源公司簽訂了協議。浩淇擬投資12.6億元，分三期建設年產燃料乙醇30萬噸的項目。《中國企業家》了解到其投資方來自浙江中宇創業聯合控股有限公司，該公司主要業務為建設、房地產開發、礦山開發、科技開發、旅游幾大板塊，2006年年產值已達38億。

　　若沒有雄厚的資金后盾，夢想就成了一種沉重的負擔。在山東陽信縣，濱州光華生物能源公司試驗基地的門框上仍可看見殘留的法院封條。光華生物2005年一上馬就按照中試的標準，在儲存、發酵和蒸餾方面均有獨到之處，有可能進入國內第一批甜高粱燃料乙醇試點項目的行列。

　　但是，2006年投資方光彩能源有限公司突然撤資，將光華推入低谷。那正是項目進行了一半的時候，周圍一萬畝甜高粱到了收割的季節，訂單已經下去了，8毛錢一斤稈，農民套好車準備送貨了，“那時我每天就做兩件事，一件事是應付債主，另一件事是四處借錢，”總經理姚軍峰是個語速緩慢的年輕人，“良心喪于困地，如果我當時拍拍屁股走了，從商人的角度似乎也說得過去，但還是有信心，不知道怎么就挺過來了”。

　　事實上，國際上著名私募基金、產業資本都對生物液體燃料青睞有加，生物柴油的龍頭企業古杉集團就曾獲得維眾創投和藍山資本兩輪融資。而大量民營資本也在向這個方向流動，《中國企業家》獲悉，數位在國研斯坦福培訓班相識的企業家準備在2007年9月份聯合成立一個名為“國福”的生物質能源發展公司，該公司性質定義為創業投資，擬組建國內第一支專業投資生物質能源的基金。

　　“國福”主要發起人為上市公司中科英華董事長陳遠，注冊資本1億元，陳遠本人認購了40%的股份，他把“同學”華睿投資總經理史國松、旭陽焦化董事長楊雪崗也吸引進來，主要投資領域就是生物液體燃料，第一個項目可能在生物柴油領域。陳遠的信心來自“內幕消息”，國家將對該產業實行有彈性虧損補貼機制，不管原油價格如何波動，只要達到行業平均運營水平的企業就不會虧損，而副產品開發用途多，如果高于行業平均水平效益就會非常可觀。

　　“我們的團隊中，有搞投資的，有搞化工的，還有搞林業的，大家都是民營企業出身，總比‘國家隊’決策快，效率高吧？”另一位發起人告訴《中國企業家》。

　　生存之道

　　然而，“國家隊”的優勢也是民企投資者難望其項背的，至少其項目更容易拿到“準生證”，堂而皇之進入國家成品油銷售體系。在燃料乙醇行業中，絕大多數民營企業所生產的乙醇出路無非有如下幾條：在四家定點企業產能不足時，雙方私下交易，分享補貼；賣給中石油、中石化以外的民營加油站；暫不進行精熘，以食用酒精或工業酒精出售，其中第三種方式最為普遍。生物柴油生產企業的銷售也只能依靠自己，主要銷往使用農用車的農村。

　　樺川酒精廠作為“863”課題2005年已獲得驗收，但直到2007年仍在原地踏步，規模始終不敢擴大，原因就是沒有正規的銷售渠道，總是存著滿滿兩大罐酒精，附近居民誰需要就兩元一斤買回去喝了。另據知情人士透露，浩淇新疆項目中的酒精，在與石化企業還沒有取得協議之前，有一部分也以白酒的形式賣到了哈薩克斯坦。

　　“只要中石油、中石化能買我的酒精，即使拿國家現在給四家定點企業一半的補貼我也敢做，”一位民營企業家告訴《中國企業家》，他有一套控制成本的“土方法”，“希望國家能在1萬噸—5萬噸燃料乙醇產量這個層面放開口，允許大家示范，不要覺得1萬噸的規模不經濟，10萬噸的又擔心不成熟，總是陷在一個矛盾的怪圈里。”

　　比較現實的方式是整合資源，“國家隊”與“民營隊”各做產業鏈中的一段，神宇就與中石油也達成了意向性合作，“中石油知道加工煉油銷售是自己的強項，但是在種子選用、種植與農戶交涉時特別頭疼。”茍平說。這恰恰也是雙方都感興趣的路徑，中糧也有意在各地尋找研發比較成熟的民營企業作為收購目標，曾經拜訪濱州光華，但當時由于濱州正處于困境，中糧對其技術缺乏信心，而與中糧同去的專家也讓光華感覺“盛氣凌人”，合作終未成功。“等到酒精嘩嘩地向外流的時候再讓中糧看看才有說服力，不過話說回來，到那時我還未必想賣了呢。”姚軍峰淡淡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