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宋雪蓮 劉若凝/黑龍江報道

　　歷經人民公社、財政、人民銀行、農業銀行、銀監局等幾任“婆婆”代管的農信社，2003年以前“地位”一直沒有確定。這種“代管制”給農信社帶來不少體制性弊病，甚至有業內人士認為，它給農信社遺留下兩樣東西：壞賬和孬人。

　　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03年6月末，全國農信社法人機構34909個，虧損面高達55%。2002年底，全國農信社實際資不抵債數額為3300億，資本充足率為-8%，虧損總額為58億，歷史掛虧1300億。十年連續虧損絲毫沒有停止跡象。

　　2003年起，新一輪農信社改革拉開帷幕。當年6月，國務院下發《關于印發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的通知》。文件指出：“按照‘明晰產權關系、強化約束機制、增強服務功能、國家適當支持、地方政府負責’的總體要求，加快農村信用社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同年8月，試點從浙江、山東等八省市啟動，改革正式拉開序幕。

　　2007年8月10日，全國最后一家省級聯社——海南省聯社的掛牌成立，標志著農信社新的管理體制框架已經全面建立，改革試點第一階段工作任務基本完成。

　　截至2007年6月末，全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含農村信用社、農村合作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各項貸款余額30841億元，比改革前2002年末增長121%；各項存款余額43394億元，比改革前增長118%。今年上半年實現利潤219億元。全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四級分類口徑的不良貸款2972億元，不良率9.6%，分別比改革前降低了2175億元和27.33個百分點。農信社口徑的資本充足率12.24%，比改革前提高了20.69個百分點；歷年虧損掛賬586億元，比改革前減少了722億元，降幅55.6%；農業貸款余額13982億元，比2002年末增加8403億元，增長151%，增幅明顯高于同期各項貸款增速，農業貸款占各項貸款的比例由2002年末的40%提高到目前的45%，支農主力軍的作用不斷得到強化。

　　在農信社的改革過程中，因為種種原因，針對此次改革目標、過程、方法、成效的種種質疑也一直伴隨左右。而一些農業大省的農信社改革更是艱難，也更為迫切。

　　黑龍江省素有中國的“糧倉”之稱，而作為支農的主要金融力量，黑龍江農信社卻曾經是一個虧損大戶。2005年之前，黑龍江各級農信社的虧損已經連年位居全國第二名，不良資產和虧損掛賬達100多億元，案件頻發，亂象環生。

　　2005年8月2日，由黑龍江省內7家市地聯社、79家縣級聯社自愿出資入股設立的黑龍江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下稱“黑龍江省聯社”)掛牌成立，時任黑龍江省金融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的李久春出任理事長。

　　省聯社成立之后，不僅大規模公開“處理問題”和“處理人”，更建立以稽查局為代表的內控“新政”。現在，黑龍江農信社不僅扭虧為贏，贏利高達6億元，而且還成為省內營業網點分布最廣、覆蓋率最高、擁有客戶數最多的金融企業，成為支農老大。

　　對此，黑龍江省聯社領軍人物李久春頻有感慨：“一個成立50多年的農信社，歷經滄桑都沒有倒下，足見其生命力的頑強。”

　　(中標題)李久春的9個“為什么”

　　2007年7月，黑龍江省聯社理事長李久春坐在記者面前，談內控制度的建立，談支農資金的籌措，談“一證通”貸款業務，笑容可掬，像一位軍人在細數著自己的戰果。

　　而就在一年多前，李久春卻因為震怒在全國農信系統聞名遐邇。

　　“為什么我們經營了這么多年能形成100多億元的資產損失，損失到哪里去了，我們怎么管的？”

　　“為什么我們作為金融機構能有幾個億的國家公職人員欠款，我們的貸款制度怎么執行的？”

　　“為什么開大會、下文件、提要求，落實不到基層，還是置若罔聞、我行我素，有章不循、有禁不止，我們的各級干部是怎么履職的？”

　　“為什么有的縣級聯社和信用社這么亂，那里的上一級機關領導天天都在想什么、干什么？”

　　“為什么有的領導喜歡與素質不好的人劃圈子、交朋友，有的甚至得到重用，到底是什么利益關系作梗？”

　　“為什么貸款要好處長期禁止不了，肥了哪些人？”

　　“為什么借、介、貸內外能夠三方勾結，損害了信用社多少利益？”

　　“為什么頂冒名貸款屢禁不止，各級聯社都默許了嗎，為什么司空見慣無人追查？”

　　“為什么我們自己檢查查不出問題，是不會查？不敢查？還是不想查？”

　　2006年4月，在“全省(黑龍江)農村信用社正風守紀教育和案件專項治理工作會議”上，李久春神情激動地提出了以上九個“為什么”。之后，李久春的“憤怒九問”迅速在全國農信系統的網站上流傳。有人稱之為“振聾發聵”，還有人說：“終于有人思考農信社的問題了”。

　　李久春的震怒，并非因為黑龍江農信系統當時的亂象，而是因為亂象竟然超出了他這位“老金融”的想象。

　　超乎想象的亂象

　　“2003年以前，農信社的性質一直沒有確定，歷經人民銀行、農行等幾屆‘婆婆’，都是代管又都不管，沒人真正負責。而每一次管理體制的更迭，帶來的都是管理上的缺位，以及運行機制、管理方式、監督制約機制上存在的諸多問題，這就給農信社遺留下兩樣東西：壞賬和孬人。”李久春直言不諱地說。

　　“某改制信用社35名員工中有33名是老子、兒子和七大姑八大姨，還有一個社被百姓戲言為‘讓老X家給包了’。員工學歷層次底，總體素質差，‘無知無畏’，近親繁殖的現象在各級聯社已經成為常態......”

　　而作為虧損連年位居全國第二名的黑龍江各級農信社，其改革前的“爛賬”狀況更讓人怵目驚心。

　　據李久春介紹，2005年黑龍江省聯社成立前，包括票據置換部分，全省各級農信社成立以來已經沉淀了100多億元的不良資產和虧損掛帳，案件頻發，基層信用社主任紛紛涉案，亂象環生。“占發案量80%的頂冒名貸款常年發生。某信用社從主任到司機都可以頂冒名貸款，都成了頂冒名的窩了，但員工們卻習以為常，不以為這樣做是違規違法。”“自此延生的是風氣不正，關系復雜，管理松弛，行為失控，導致問題積重難返。”

　　2004年7月，黑龍江銀監局曾專門召開全省農信社案件防范和風險管理會議，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發生在2004年春節期間的哈爾濱市巴彥縣聯社劉福成侵占資金案件所涉及的40名相關責任人做出公開處理：公開宣布取消9名農信系統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建議哈爾濱市聯社對18名農信社主任、副主任給予行政紀律處分，建議對22名農信社一般工作人員給予行政處分；同時，建議當地黨組織給予其中21人紀律處分。如此大規模公開處理違規經營責任人，在黑龍江省銀行業還是第一次。

　　冰山不過是一角微露而已。

　　“2004年12月末，黑龍江省聯社籌備組成立時，為防患于未然，籌備組曾在全省抽調了500多人對農信社的違規經營進行交叉檢查，20多天后大家紛紛回來匯報：平安無事。”李久春回憶說。但沒過多久，哈爾濱市通河縣聯社就在短短的兩三個月里接連發生了3起金融大案，涉案總金額約1800萬元，“超過當地年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其中，某儲蓄所所長孫偉巨額存款盜用案，便是一起典型的銀行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國家財產事件。“整個儲蓄所內部就像他自己家一樣，想取錢時隨便貼一張票據，就可以把錢取出來。”據通河縣聯社一位負責人介紹，該儲蓄所一年的存儲額不過1000多萬元，孫偉一伸手就輕輕松松地拿走了948萬，幾乎把整個儲蓄所掏空。

　　“我琢磨了許久，為什么自己人查不出問題，而銀監局一查就有問題呢？”采訪中，李久春自問自答到，“一個單位不能發現自己的問題，太可怕了。”

　　“利益關系網”是腐敗的溫床

　　“過去農信社也有稽查部門，而且也大都齊裝滿員；但多年來，因為內審體制不順，人員素質不高，稽核機構基本已經形同虛設。有的單位對違法違紀問題見怪不怪，麻木不仁。有的問題暴露之后，他們隱瞞不報，能捂則捂，使一些小問題變成了大問題，最終釀成案件。而查處違規違紀問題和案件的比率卻幾乎是零。”李久春將此概括為：不會查、不想查、不敢查。

　　在李久春看來，其中的原因，“關鍵是人，人的關鍵是行為，行為的關鍵是‘利益’”。

　　“在我們的聯社與聯社之間、聯社與農信社之間、領導與員工之間、員工與客戶之間，存在著一個復雜而又無形的‘利益關系網’，這是導致腐敗的溫床，是縱容違紀的內在動力。這種‘利益關系網’表現在人才選拔上，往往會出現諸如‘表面公開、實則內定；表面民主、實則一言堂’現象；表現在經營上，就是‘表面公正、私下交易，表面廉潔，暗地腐敗’。”

　　“這個利益網的打破，既需要時間，又需要力度。”李久春說。

　　“基層暴露的問題如此觸目驚心，那么，全省79家聯社到底還有多少家有嚴重問題？還有多少員工在胡作非為？100多億元的資產損失，是如何造成的？”李久春希望為自己的疑問早些找到答案。

　　2005年年底，李久春認定了自己上任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成立稽查局，目的是“檢查出自己的問題。”

　　(中標題)內控“新政”：“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

　　黑龍江有句俗語：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李久春顯然不信這個邪。

　　2005年11月，黑龍江省聯社在全省農信系統內公開招聘稽查局人員。“共有375人報名，我們嚴格考聘了20名從業時間長、專業技術過硬，懂經營、會管理的‘復合型’人才組建稽查局。”李久春說。

　　“八不準”的稽查

　　2005年12月24日，黑龍江省聯社在全國率先組建了省聯社稽查局，隨后，市縣聯社陸續成立稽查分局和支局，并一改以往稽核工作“平行領導、平行監督、內審走形式”的做法，賦予稽查局“垂直領導、上掛一級、平行監督、下查一級”的新的管理體制，賦予三級稽查局相對的獨立性，開展稽核工作的權威性，處理問題的超脫性，賦予稽查員現場經濟處罰和建議行政處分的權利。稽查局由省聯社直管，實行報告制度和理事長負責制，稽查局工作直接對理事會負責。

　　新成立的稽查局有個著名的“八不準”稽查紀律，即不準由被稽核單位安排住宿；不準接受被稽核單位安排的就餐和宴請；不準在被稽核單位和所在的原單位報銷任何費用；不準接受被稽核單位任何饋贈；不準參加被稽核單位安排的旅游、聯歡等娛樂活動；不準向被稽核單位提出與稽核工作無關的要求；不準與被稽核對象私下接觸；不準泄露稽核秘密。

　　“一旦發現收受禮物甚至和被稽核對象吃飯的，就馬上下崗”，李久春介紹說，“這讓基層社大傷腦筋，因為以前請吃、請玩、送禮品禮金等手段都沒有了‘用武之地’。”

　　除了獨立稽查外，新成立的稽查局還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稽查員的人事、薪酬管理也進行了創新，省聯社稽查局稽查員的編制仍在原單位，但由省聯社直接管理。稽查員除由原單位開工資以外，省聯社每月定額補助，有檢查任務時每天另行補助160元。”

　　省聯社還承諾，對工作突出、綜合素質高的稽查員給予相應的政治待遇，作為充實各級信用社管理人員的首選。同時對稽查員實行主查人責任追究制。

　　在檢查的方式方法上，稽查局視稽查對象的不同情況，采取定期檢查、突擊檢查、專項檢查、“地毯式”排查、全面接管整體移位等方式進行，“以全面接管整體移位為例，稽查局全面進駐后，原信用社員工則強制休假，接管經營20天后，再進行交接評價，有問題及時處理。黑河一家聯社的女主任涉案900多萬元，作案手法隱蔽，經過多次檢查都沒有檢查出來。后來稽核人員進去，該聯社員工被強制集體放假，這樣的‘休克療法’才讓她現出了原形。”李久春說。

　　2006年開始的將近4個月時間里，黑龍江省聯社稽查局重點檢查的7個縣聯社、86個信用社中，有33家存在頂名、冒名貸款問題，占所查農信社的38%。省聯社立即采取了清收、追責等手段挽回損失。

　　“稽查局成立一年多來，效果非常好。2005年和2006年出現的71起案件，基本都是稽查局查出來的。”為此，全省共處理責任人10816人(經濟處罰9331人，行政處罰1485人，移交司法機關106人)，“接近員工總數的一半”。截至2007年6月末，被查單位共整改問題3735個，落實四項制度2216人，收回違規貸款4.5億元(其中現場收回貨幣資金2.7億元)，落實還款計劃7.5億元，完善貸款手續3.6億元，三項合計15.6億元。

　　嚴格的稽核手段使黑龍江省聯社一度成為全國農信系統的案件高發區。如今，以基層信用社主任作案為主的陳案發生率，在經過2005年和2006年的集中爆發以后正逐漸下降，“查實的陳案在今年降到了3起，只發生了1起新案，新案率同比大幅度降低。”

　　“處理問題難，處理人更難”

　　成立稽查局等一系列措施的實施，讓黑龍江省聯社在內部監管、運營上初見成效。“發現問題容易了，但處理問題卻很難，尤其處理人更難。”李久春感嘆到。

　　“2006年黑龍江農信系統共發生了51起案件，是全國掛名的案件高發區。雖然都是多年的陳案大爆發，但是大多數都是基層信用社的主任在領頭作案。處理一個很小的基層社的主任，他都能找到各級領導來說情，這讓我們很棘手。”

　　為此，省聯社成立了違規違紀人員處理委員會，成員由稽查局、稽查分局的局長組成。“如果處理的難度大，就端到理事會上進行表決。”

　　“今年的一次理事會，我們處理了10家縣級聯社的主任，這些人在縣里地位非同小可，違規胡干，造成了巨大的損失，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齒。”在理事會上，委員會給13個理事每人發了一張紙，第一欄是主任們的違規事實、造成的損失以及本人的簽字認定，第二欄是有關處理依據，第三欄分列著從警告到移送司法機關等多項處罰措施，處理意見由13名理事無記名填空。

　　“沒有一個理事是不認真負責的”，李久春說，“那一次有6個主任被開除留用，震動非常大。”這之前，他們還與省銀監局先后兩次召開萬人參加的電視電話公開處理大會，對204名違規人員進行了處理。

　　此外，“在基層社換屆調整工作中，我們除了嚴格實施‘雙考’、競聘、‘三公開’的選人用人機制以外，還實行了基層信用社主任聯保制，就是縣聯社班子成員每人要擔保3~4名基層信用社的主任不會出問題。大家可以自由選擇包保對象，一旦出問題，先把擔保者拿下再進行核實處理。”

　　據李久春介紹，第一輪聯保就有131個基層信用社的主任因為沒有人敢擔保，不得不下課。“還有人干著干著，因為他的擔保者感到有點懸，中途向班子提出不再繼續擔保，沒人續保，也只能下課。”基層信用社主任已不再成為可以任意支配信用社資金的“肥差”，更多地則意味著巨大的責任。“甚至有幾個主任覺得工作壓力大，自己主動辭了職。”

　　原來歸基層信用社主任直接領導的坐班主任(會計)，現在則實行委派制，變為縣聯社的派駐人員，“基層信用社的主任曾經相當抵觸，因為想要做假帳難了。”

　　此外，在高管人員選拔和員工錄用上，黑龍江省聯社采取了在李久春看來“比高考還嚴格的”考試制度。

　　“出題者到遼寧去出題；9點考試，8點半試卷進考場，全程由武警監考。我們因此成功地建立了干部庫，管理人員隨時出現空缺，隨時都可以補上去。各級班子成員雖然壓力大了，但干勁卻足了。”

　　員工近親繁殖的問題也因此得到了有效解決。2006年，經過考試，黑龍江省聯社通過內退、解除勞動關系、待崗、清退等形式，共分流各類人員2175人，占原在崗員工總數的10.5%。據李久春透露，2007年的力度還要加大。

　　“出口打開了，我就可以進大學生了，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新招了1200多名相關專業的大學生。我在他們培訓的時候，看到了他們的朝氣蓬勃，就像看到了黑龍江省聯社的希望。”言及于此，李久春臉上出現了笑容。

　　(中標題)“農信社才是農民的生存希望”

　　“你在農信社存過款嗎？”采訪中，李久春突然問到。

　　記者搖了搖頭。

　　“看，你們誰都不在農信社存款，可是你知道，存款是血，貸款是命，沒有血，我們怎么會有命呢？”李久春形象地說。

　　在黑龍江，占有貸款需求60%以上的農民不是靠貸款發展，而是靠貸款維持生存。“很多時候一個農戶每年貸個萬兒八千的，買來種子化肥，把地種上，秋天也就維持著能夠還上錢，好來年再借。”沒有融資渠道，就意味著他們簡單的再生產鏈條可能斷裂，甚至連基本生活都難以維持。能夠借到錢，對于黑龍江這個農業大省的農民來說，顯得更加重要。

　　近年來，包括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在內的大多數商業銀行已經漸漸退出農村地區。據了解，目前在黑龍江農村經濟發展中，農信社逐漸成為支農老大。

　　不過，這個老大，當的有點難。

　　盡管黑龍江省聯社已經扭虧，但因為資金實力不足、歷史包袱沉重，難以承擔支農重任，仍感到“缺血”的嚴重和“輸血”的乏力。

　　隨著新農村戰略的實施，“三農”資金需求增長更快，資金供不應求的局面更加突出。特別是每年的3月初，各地農村信用社備耕貸款投放紛紛“告急”，“等米下鍋”現象陸續出現。

　　每年的春天，更成了李久春最頭疼的季節。

　　“支農的時候才想起我們”

　　“每年，我們都要因為發放貸款‘不及時’而被當地媒體曝光，尤其是春天。哪個村發放貸款比別的村晚了一兩天，老農都會去找記者。”李久春很無奈地說。“但農信社的嚴重缺血和負擔沉重卻并不被大家理解，況且我們還要一個村一個村地發吧，總得有晚發放的不是？平時大家想不起我們，一到春種需要支農時就都想起來了。”

　　李久春為記者算了一筆帳：“全省440萬戶農民，有貸款需求的就達 400萬戶左右。需要的資金近300億。僅每年的備春耕資金缺口就達100億元左右。依靠農村信用社現有的資金實力，遠不能滿足要求。”2007年，黑龍江省聯社千籌百措了220億元資金為全省360萬農戶提供了信貸支持，貸款面達88%。

　　但如此巨大的貸款需求，卻是眾多金融機構最不感興趣的一塊。

　　“農業銀行雖然農字當頭，但自2001年以來，已經有50%以上基層營業機構退出農村金融市場。”今年5月份，李久春在黑河市調研中發現，今年以來黑河市發放的11億元涉農貸款中，僅有2000萬是其他金融機構發放的。而當時，黑河市轄區內的18家農行基層營業網點不斷撤離農村地區，農信社又不能及時補充，部分地區已經出現金融服務真空。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教授、農村金融研究所所長王曙光告訴記者，作為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的農業發展銀行，目前也僅限于單一的國有糧棉油流通環節的信貸服務，基本只負責糧棉油收購資金的發放和管理，其他政策性業務，如支持農業開發、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并沒有有效運作起來。

　　“目前，很多金融機構都在農村吸儲，并將資金調往城市。這也是農信社資金缺乏的一個重要原因。”牡丹江聯社理事長張鳳剛告訴記者。

　　以

郵政儲蓄為例，王曙光認為，

郵政儲蓄體系確實為城鄉資金流動、吸引農村儲蓄以及方便農村匯款帶來很多利益，成為農村金融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之一；但由于“只存不貸”，郵政儲蓄體系已經成為引發農村資金外流、導致農村資金枯竭的“罪魁禍首”之一。郵政儲蓄體系的大量吸走資金，與四大國有銀行撤出農村金融市場、農信社存貸差持續增大等因素一起，加劇了農村地區投資的不足，農民資金需求長期難以獲得有效滿足的情況下，農村經濟發展的滯后就成為順理成章的結果。

　　“為了籌措資金，我們每年都要向人民銀行申請再貸款，并先后與20多家金融機構溝通洽談同業存放合作事宜。比如廣西、廣東、山東、湖北等地的信用社，我們都進行過合作。去年34億，今年年初就達到12億。”據李久春介紹，從2005年8月黑龍江省聯社成立到現在，其籌資總額已達到72億元。

　　今年8月中旬，黑龍江農信社的各級聯社主任齊聚北京，希望能夠“早點得到央行票據的政策支持”。畢竟，發行專項中央銀行票據，對農信社化解歷史包袱、改善資產質量、提高資本充足率、達到農村商業銀行的準入門檻都將起到重要作用。尤其對這個位于坐擁440多萬農戶，貸款需求在90%左右的農業大省的農信社來說，更顯彌足珍貴。

　　“但這是有政策門檻的，也不是隨便就可以要來的。”一些信用社的主任向記者反映道。實力和結算條件的不足使得許多農信社并不能如愿以償。

　　“能存住的錢都不在我們這里”

　　“過去農信社發放貸款比今天容易多了，基本就是‘春放秋收冬不貸’。但是形勢的發展卻使得我們必須改變過去那種粗放的放款形式，加強為農民的服務意識。”

　　據李久春介紹，在黑龍江省綏化市慶安信用社試點成功的農戶“一證通”貸款業務(即“農戶授信聯保”貸款業務)，是黑龍江省聯社推廣的一項新的業務。該項業務采用“授信發證、自愿聯保、隨用隨貸、循環使用、兩年有效”的管理辦法，最高授信額度可達5萬元，惠及70萬農戶。

　　“一證通業務的開展簡化了辦理程序，拿到證的農戶明天用錢今天就可以到信用社辦理貸款，誰的關系都不用找。隨用隨貸的方式減輕了農民負擔，并因為是一戶一證，從根本上遏制了多年解決不了的頂名、冒名貸款的發生。”李久春說，“但是，方便農民的同時，農信社的麻煩卻大了。比如一個農戶第一個月借了5000元，第二個月可能就提前還了，春放秋收的規律沒有了，頭寸不再可以把握，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們什么時候來還錢。”

　　“僅此一項，2005年和2006年綏化農信社就少收了3000萬的利息。而且農信社必須增加人力處理隨時可能發生的一證通業務。”綏化市聯社理事長朱學峰告訴記者。

　　“發農業直補款的時候，農民甚至不讓款項在農信社多存一天。頭天晚上剛趕出活，第二天農民就來取款，一分都不留。為了支農，我們連一塊錢的存折成本都不收，那幾天忙得打印機都打碎了幾個。”僅此一項業務，他們三年來又少收入9000萬。

　　牡丹江聯社理事長張鳳剛介紹說：“黑龍江農信社面對的大都是分散的農戶，與大額貸款相比，每筆業務的成本無形中更加高，收益更加少。”

　　閆占國向記者訴苦說，有時政府部門做的事他們也不理解，比如農村合作醫療的保險資金要求劃撥到鄉鎮，發到農戶手里。可是，省財政和

衛生部門要求款項必須存在國有商業銀行，發放卻由農信社來執行。慶安信用社為此一年就花費了12萬元的成本。“能存住錢的都存在國有商業銀行了，存不住錢的、發放成本高的都在信用社了。”

　　李久春還告訴記者這樣一件事：一位老農因為農信社員工建議他在存折里保留一元錢，以便留住存折下次再用，竟一怒之下找來電視臺的記者，將過程偷錄以后進行了曝光。

　　農信社和農民的希望

　　據張鳳剛介紹，牡丹江去年一年的存款余額是85億元，還不足山東的一個縣區；農信社進城時間又不長，黃金地段早就被人占領了；加上自身在社會上的地位還不強，結算手段又落后，形象的樹立仍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憑什么吸引別人到你這里來存款呢？目前，我們鞏固優質客戶，主要還是依靠感情因素。”

　　令人欣慰地是，在縣域經濟缺乏金融服務的情況下，農信社已經有了很多的商業機會。目前各級地方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了農信社的作用，“看到了誰在真正支持他們，尤其是縣一級政府，已經感受到了農信社在整個縣域經濟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都在主動找農信社溝通。”

　　“農民們也逐漸認可了農信社。10年前農民借錢不愿意還，怕再借不來，認為反正都是國家的。現在，農民們成了最講信用的群體。”“各級監管部門對農信社也有了重新認識和定位，在產品支持、中間業務開發等方面，都有了不小的進步。”

　　“別看你們城里人沒有把農信社當回事，可是對于農民來說，農信社就是他們生存的希望。”李久春說。

　　(文中圖片由黃偉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