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先后派出四路記者，去探尋太湖之殤、黃河之悲、海河之痛以及珠江之思。《財經》記者在各個流域的現場采訪中，目睹了水污染對農作物、牲畜甚至人本身的種種危害。

　　什么原因導致中國水污染愈演愈烈？經歷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實答案已經非常清晰：偏低的行業污染物排放標準、地方政府縱容下的企業肆意枉法、在財政制約下污水處理廠建設和運行的無力，以及始終隔靴搔癢般的行政性監管和處罰。而《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為制度性的求索打開一扇新的“窗口”？

　　種種跡象顯示，進入2007年以來，各地陸續爆發水污染事件。如何應對這一嚴峻局面，已經成為擺在最高決策者案頭的最現實挑戰之一。

　　9月3日出版的《財經》雜志封面文章“中國水污染危機”報道，8月22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城市飲用水安全保障工作；8月26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開始審議數部法律。 其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系首次進入國家最高立法機構審議程序。《水污染防治法》出臺于1984年，曾在1996年經過第一次修訂。此番再次修訂，意義非同尋常，僅新增條款就有26條，修改較大的條款有24條。這部法律原來總共只有62條，其調整力度可謂空前。

　　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在對修訂草案的審議意見中警告說，中國 “水環境惡化趨勢未得到有效控制”。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周生賢在此次會議上所做的修訂說明中強調，中國的水污染物排放一直沒有得到有效控制，水污染防治和水環境保護面臨著“舊賬未清完，又欠新賬”的局面。

　　面對這場全局性的水污染危機，《財經》沒有理由不作出回應。在水污染防治法修訂草案提交審議之前，從今年7月底至今，《財經》先后派出四路記者，去探尋太湖之殤、黃河之悲、海河之痛以及珠江之思。《財經》記者在各個流域的現場采訪中，目睹了水污染對農作物、牲畜甚至人本身的種種危害。

　　什么原因導致中國水污染愈演愈烈？經歷多年治污曲折之后，其實答案已經非常清晰：偏低的行業污染物排放標準、地方政府縱容下的企業肆意枉法、在財政制約下污水處理廠建設和運行的無力，以及始終隔靴搔癢般的行政性監管和處罰。而此次《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能否為制度性的求索打開一扇新的“窗口”？

　　《財經》報道稱，這一版本的修訂草案，針對水污染事故，取消了罰款的上限，而代之以直接損失的20%到30%來計算。與之前相比，的確是一個進步。然而，水污染事故僅僅是非常態下的監管。對于日常性的超標排放行為，此次修訂仍然保留著100萬元的上限。

　　美國的《清潔水法案》的規定要嚴格得多。它采取的是每日累進制，不設上限，視情節輕重，罰款額度從2500美元直至25萬美元不等。在罰款的同時，往往還要再加上1年到15年的牢獄之災。上述兩類處罰，一旦重犯，都加倍處理。

　　1997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也納入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但由于缺乏相應的執法機構和能力，在過去十年中，公眾可以獲知的此類判例甚至不足兩位數。

　　《財經》認為，很顯然，僅僅依靠一部法律，哪怕其條文上再完美，或者再加上領導人的行政意志，要想改變中國水污染的現狀以及未來都是不夠的。中國目前真正急需的，恰恰是一種具有可操作性的理念變革。“即使中國明天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水污染問題的基本解決，恐怕也要用30年，甚至40年的時間。”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高級工程師劉樹坤對《財經》記者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