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國忠(前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美國經濟在最近兩次泡沫中積累了很大的過剩。儲蓄率的下降和保健成本的上升是其最顯著的反映。事實上，這二者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正是飛速增長的保健花銷，推動了美國的過度消費。

　　但是，為什么保健開支會接近失控？根本問題在于不斷上升的保健需求。肥胖是問題所在——三分之一的美國人肥胖，三分之一超重，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屬于正常。肥胖會導致心血管疾病，是當代社會中的殺手。

　　這與科技進步和全球化相關。外包使制造業工作被轉移到海外，信息技術使很多工作實現了自動化。一方面，高薪的白領人士更注意鍛煉；另一方面，低薪的藍領工人不再從事重體力勞動，下班后也不做鍛煉。如此，美國社會就分化為肥胖的低收入階層和健康的高收入階層。

　　美國必須下大氣力解決肥胖問題。肥胖導致醫療衛生支出的持續上升。此外，肥胖也會嚴重降低勞動生產率。體重和產出往往是成反比的——這話雖逆耳，卻是忠言。如果美國不解決肥胖問題，將會在20年內失去超級大國的地位。這是“

　　價沒錯 串謀不對

　　許小年(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在通貨膨脹的環境中，只要沒有像串謀那樣違反法律，廠商提價以轉嫁成本就無可指責。面對通脹，消費者也會要求提高工資，以避免實際生活水平的下降。消費者力圖最大化自己的福利，而廠商目標是利潤的最大化，人人都在謀求自己的利益，這是一個公平的利益博弈，沒有任何人負有天然的“道德原罪”。

　　在無串謀的前提下，廠商與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博弈有三個可能的均衡——提價；平價但質量降低；以及平價但產出減少。至于保質、保量而且平價的產品，只是一廂情愿的幻想，根本不可能在市場經濟的現實中存在。平價雖好，但消費者不愿見到低質產品和供應短缺，而且產出的下降還會造成失業。綜合考慮這些因素，可以證明，當成本上升時，提價對包括消費者和廠商在內的社會整體福利的影響最小。

　　(《財經》雜志網絡版)

　　現階段的廉租房應以實物配租為主

　　陳予軍(知名財經評論員)：目前，我國可用于廉租房的住房太少，貨幣配租的方式只能在短時間內緩解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在廉租房房源非常少的情況下，如果采取貨幣補貼，等于是把廉租房戶全部推到市場上去租房，這很可能推動租金的上漲，加重租房戶和政府的負擔。在西方發達國家，大都有對房屋租金進行管制的法律，而我國在這方面尚是空白，如果租金大幅上漲，貨幣配租很可能被逼上絕路，失去社會保障的本來意義。

　　實際上，世界大多數國家在解決廉租房等社會保障性住房的時候，在初始階段，也基本上都是實物配租，等到實物配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才實行貨幣配租。(上海證券報)

　　資本密集型產業并未獲得比較優勢

　　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我們目前所觀察到的只是增量意義上的勞動力供給減少，存量意義上的資源稟賦結構尚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說，資本密集型產業并未獲得比較優勢。

　　國外學者按照要素密集程度，觀察目前具有顯示性比較優勢的1700多種中國制造業產品，發現其中主要是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居第二位的是技術密集型，隨后是人力資本密集型，最后是自然資源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尚沒有占據任何地位。而且，2003年與2000年相比，這種情況沒有發生很大的變化。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與發達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相比，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仍將是低廉的，因此，

　　(中國就業促進會“促進就業與經濟發展良性互動高層論壇”)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