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如果從1978年改革開放算起，中國的改革開放走過了近30年的歷史。30年后的今天，中國的改革進入了一個什么時代，它的特征是什么？面臨的主要問題在哪里？中國企業在這一時代迎來的機遇和挑戰有哪些？《財經時報》近日邀請研究“后改革開放時代”的領軍人物——中國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陳乃醒主任、以及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鄭功成教授、對外經貿大學賈保華教授共同探討這一話題，全面為讀者帶來“后改革開放時代”的全新解讀。

　　陳乃醒：對企業的規范只能比實際高半步

　　本報實習記者 姬岳洪

　　《財經時報》：您為何提出“后改革開放時代”這一說法？

　　陳乃醒：所謂“后改革開放時代”，簡單的來講，就是指中國的改革開放已從建立市場經濟為主要取向的政策調整，轉向為以立法為主的市場規范時代。

　　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體系基本上已經建立。國際上已有很多國家承認我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所以，我們應該走入了一個不同的改革開放時代，有了新的任務和目標。過去的改革開放它是一種創新和創造，凡是不符合市場規律的都在改革之列，凡是阻礙經濟發展的都在改革之列，現在我們已經基本開放，在這種情況下，目標手段變成了規范。

　　過去是政策為主，政府發一個紅頭文件讓大家去執行，在新的體制下國家應出臺大量的法律來規范。

　　《財經時報》：鄧小平提出“堅持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而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走過不到30年的發展歷程，您在此時提出這一概念，有學者認為這一論斷有淡化改革開放重要性的傾向，您怎么看？

　　陳乃醒：那倒未必�！昂蟾母镩_放時代”實際上是改革開放的繼續，是階段性的劃分，改革開放并沒走到頭。近階段我們要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過去通過政策調整的改革已經完成了，市場經濟已經通過改革完成了，我們便有了新的目標和任務：規范市場，進一步來使市場競爭更加有序化，防止企業惡性競爭等。

　　政策和規范是相輔相存，法律是具有長遠性，政策是臨時性的，這個并不矛盾。規范也是改革，而且是另一種深化了的改革。小平同志雖然不能夠預計將來的發展問題，但我們今天的改革開放仍然沒有脫離小平同志的大思路、大戰略。仍然沒有淡化，仍然需要改革。

　　《財經時報》：“后改革開放時代”的到來對企業來說帶來怎樣的機遇和挑戰？企業家們應做什么調整和準備？

　　陳乃醒：目前，國家對企業的管理主要通過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行政手段還有，有時表現很強烈，不過比過去來說越來越少。事實上，經過大家摸索之后，證明規范的發展是比較好的一個模式。規范好了才是機遇，在規范的情況下，企業對生產標準就好把握。

　　同時，國內外市場連接起來后，我們面臨了新的領域和問題需要補充學習。如知識產權問題、技術標準問題，我們面臨國際市場生疏的競爭要盡快適應。對于非關稅壁壘增加，比如進口標準、綠色環保等各種標準進行的貿易限制要謹慎。當然規范定的標準高了，技術水平沒有做出來，很多企業就要“死”去，將導致幾千萬的人失業。小平談改革要“由小到大，由淺入深，由易到難，螺旋型的發展，一步步深入”。

　　中國的企業家很聰明，只要政策開一個縫，民企家們就知道怎么去調整。比如，最近新政策規定了我們可以到香港去投資，只要這個縫一開，利用這個政策進行的投資馬上就上馬了。

　　《財經時報》：“后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的企業如何實現在國際化下的對接？

　　陳乃醒：對接首先要看自己是一個什么水平，并不是國際化就要求大家都一樣。國家化是指大家在國際市場自由競爭，而且相互要融合，包括文化的融合、產品的自由競爭和相互的融通和諒解。首先我們要生產出物美價廉的產品使國外消費者認識中國。產品是起點，產品多了以后，陸續在醫療、衛生包括我們的文化上著手，進而讓外國人對中國產生一個整體的認識。

　　國際化包括我們的思想理念國際化、文化傳統的國際化。如果在國際化過程中丟掉我們的根，光出口一點產品和資本那是很可悲的。

　　《財經時報》：“后改革開放時代”的規范本身有沒有暴露的問題？如果有，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應對？

　　陳乃醒：問題肯定有，而且很嚴重。規范的標準太高，脫離實際，政策壁壘太高。比如我們的出口退稅政策，一旦限制中小企業，那將是幾十萬上千萬人的失業問題，這將是非常危險的是事情。

　　前進半步是合理的。讓規范比實際高半步，使企業努力能夠達到。否則，規范過高企業就會倒閉，不利于經濟的發展。一句話：規范不能夠下猛藥，要循序漸進的過程，現在我們聽信外國的太多，不應按西方的調子跳舞。我們一定要堅持發展中國家、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實際來規范。至于出現一些摩擦，無論你怎么做也會有，因為國外有人天生就看不慣你，要把貿易問題政治化，要遏制你，要造謠。

　　《財經時報》：您認為中國政府在設立規范上的立場應該是怎么樣的？

　　陳乃醒：中國政府應從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不能夠按照西方的思維方式走，不然那將面臨多少企業倒閉？最近，美國一千多個經濟學家給國會寫信，反對他們搞貿易保護主義，這就是經濟學家看問題的理性。他們能夠從經濟的角度看問題，從自由貿易而不是單純的從政治上看。

　　現在我們的政府就害怕外國人講中國人的壞話，這是自信心不足。標準高去遷就外國人就能夠搞好關系，真的是這樣的嗎？如果幾千萬人失業那才是問題。現在的農村是無工不穩，如果我們的工業不發展，農民失業走回頭路是不行的。無論什么規范都要從實際出發，都要從我們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出發，從發展中國家實際出發。

　　《財經時報》：國外的規范經驗對“后改革開放時代”是否有借鑒意義？

　　陳乃醒：應該借鑒，不過不能夠完全按照老歐洲的那條路走。不能夠通過規范束縛了我們創新的手腳。高福利下的歐洲法律太多，束縛了人們的創新精神。法律從方方面面捆住了人們的手腳，你只要動一步就違反了法律。

　　對于我國來講，規范的時候法律要有，但不可過多。把基本的問題定下來就行，比如把所有制的問題、勞動權力、經營權力、投資自由的基本問題定了，具體怎么做，應給人自由的空間。按發達國家的標準，脫離我們的實際，影響幾百萬人就業問題，這就是很大的問題。我們通過我們的法律規范來規范我們自己人失業，這是好法律和好政策嗎？不是好政策。國外媒體炒一個事情我們就談一個什么問題，某些部門簡直就成了美國輿論的辦事處了。

　　《財經時報》：您預計在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七屆代表大會上，會提出“后改革開放時代”的方向在哪里？

　　陳乃醒：整個風向不會變。胡錦濤同志在中央黨校的講話已經將十 七大的調子定了：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思想解放，堅持社會主義。整個后改革開發時代的市場規范依然還是要解放思想、創新，還是要從發展中國家出發，不能夠無目的的規范。規范的目的是促進發展，不能幫外國人遏制中國人。

　　(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