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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的中國圖謀
一個用思想“征服”世界的小鎮，為何沒能“征服”中國？
采訪/本刊記者 王琦、金錯刀、侯燕俐 文/本刊記者 王琦 編輯/金錯刀
中國距離世界有多遠？
7971公里。這是北京距離瑞士小鎮達沃斯的飛行距離。
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舉辦地，一個用思想征服世界的小鎮，如今已經成為“全球化”的一個符號、一個隱喻。
自中國打開國門的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與達沃斯便建立起了某種聯系。早在1979年，達沃斯論壇主席施瓦布就向中國發出了“熱情的邀請”。此后這根線一直沒有斷過，80、90年代，中國企業聯合會曾組織一些知名的國有企業老總參加達沃斯論壇，中國政府也數次在達沃斯論壇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達沃斯于中國商界，還是若即若離。迄今為止，有心前往達沃斯聆聽世界心跳與脈搏的中國企業家、能夠被達沃斯邀請前往的中國企業家，其實仍然屈指可數。2007年，達沃斯參會人員總計2000多人，而與會的中國人不超過50個。當那幾個中國商界的“達沃斯人”，如馬云、田溯寧、潘石屹等興奮地在自己博客、在各種論壇里談論著那個雪國小城給予他們的腦力激蕩時，可能相當一部分聽眾，如讀者您，并不以為然。畢竟，天天發生在中國這片熱土上的事兒比遙遠冰冷雪城里那些高遠虛空話題看上去更加令人興奮。
但是你可能錯了。世界在一個坎上，正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在達沃斯論壇上所講：以歐洲為中心的時代，行駛了200年后結束了。而社會批評家杰里米·里夫金則認為，“美國夢”正緩慢死亡，新“歐洲夢”正在形成。但他們都沒有勇氣指出，“中國夢”的輪廓將自東方呈現、日趨清晰。那一小撥年年去達沃斯觸摸全球化神經的中國人，正是追尋“中國夢”的前鋒。達沃斯與西方需要把目光投向中國，以求汲取全球化巨變下的靈感和引導；同樣，中國必須躋身到這樣一個全球化俱樂部里，跳上舞臺告訴世界，“我在這里”，甚至參與到趨勢的掀動、規則的制訂中去。
在本期封面中，《中國企業家》采訪數十位跟達沃斯有過直接關系的人，他們有經濟學家，有商業領袖，有所謂的“達沃斯人”(Davos man)，也有反對達沃斯的人。通過圍繞著達沃斯展開的種種沖突、疑問、交鋒，展現中國企業乃至中國力量融入全球化的一個個“蝴蝶效應”。
這30年來，達沃斯與中國的錯失與誤解是相互的。自1981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就落地中國，令人遺憾的是，達沃斯論壇連續26年在中國聯合舉辦的“中國企業高峰會”聲譽平平。而《財富》全球論壇、《福布斯》論壇這些后來者反倒在中國名聲鵲起。2007年9月，夏季達沃斯論壇“新領軍者年會”在中國大連召開。達沃斯在重啟中國戰略嗎？“中國夢”能否通過達沃斯找到通往世界的出口？無論如何，兩者的擁抱應該是長久的。
剛剛被中國企業家“發現”的達沃斯論壇，已經令全球各界領袖激動了多年。由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于1971年創立的世界經濟論壇，每年1月在瑞士滑雪圣地達沃斯(因此更多被稱作達沃斯論壇)召集政界、商界、學界和媒體界，從“為全球公眾利益而奮斗”出發，對全球、區域和行業議題展開討論。
在西方，收到達沃斯的邀請函是一種榮耀，代表著你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數千人之一。而達沃斯也因為擁有全球1000強企業的會員社區，而固化了它不可取代的第一經濟論壇的地位，被稱作“民間聯合國”、“頂級CEO俱樂部”。
但是，在西方世界呼風喚雨的達沃斯，在中國的拓展與影響并不盡如人意。就中國市場而言，達沃斯的會員企業僅有20多家，達沃斯所引發的震撼與討論也不過是在一個小圈子里。這與中國經濟作為全球最熱話題的現象形成了對比強烈的反差，也讓人疑問叢生——達沃斯為何沒能深深地抓住中國？
中國“達沃斯人”的激動與迷茫
“交通不便，一路輾轉16個小時，去時想著以后再也不去了。”2001年，阿里巴巴董事長馬云初次到達沃斯的路上則是滿腹抱怨，但是，在達沃斯論壇上他被迷住了，接連去了六次。“達沃斯是一個說狂話、空話的地方，總是能夠給我方向感。”
“達沃斯是思想匯集的地方，是思想的假日、思想的節日，是啟發心靈的地方。只要你有想法，交流起來就能獲得認可。”中國寬帶產業基金董事長田溯寧1997年第一次參加達沃斯，達沃斯甚至影響了他的職業生涯，田加入網通前就受論壇上電信業“放松管制”話題的啟發，田現在主做的寬帶產業基金則是發軔于2005年論壇上的“數字生態系統”。
“達沃斯論壇是有影響力的企業、有影響力的人發揮其獨特的影響力來影響世界的舞臺。已經過去半年了，達沃斯引起的震撼在我的心中一直沒有停止。”2007年首次參加達沃斯論壇的中國移動總裁王建宙，在一篇文章中吐露心聲。
“達沃斯是形成全球共同價值觀的地方。”在2007年對中國企業家俱樂部舉辦的對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的歡迎晚宴上，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社長劉東華這樣總結。
中央電視臺“贏在中國”總制片人王利芬在第一次參加達沃斯論壇時，描述了那個被稱為“有一種失重感”的瞬間，“2005年1月，我第一次去達沃斯。在主會場的一個并不大的咖啡區，我看到索羅斯與人交談，邁克爾·戴爾抱著他的筆記本電腦匆匆上樓，美國參議員Mc Cain坐在沙發與別人聊天，管理學家哈佛教授邁克爾.波特正在電腦上查閱他的日程，Google的CEO施密特在與《數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龐帝交頭接耳，遠處一群保安和媒體記者簇擁著英國首相布萊爾向主會場走去，還有數不清的全球500強CEO穿梭其間。”
在調查中，“趨勢”是中國企業家們提及最多的一個關鍵詞。馬云稱他在達沃斯找到了很多“趨勢性”的理念。“‘全球化’、‘企業公民’、‘環保創新’，這些概念基本都是在達沃斯首先提出的，3年-5年之后中國才開始討論。”更為關鍵的，這種趨勢也帶來方向感。“2001年互聯網大勢不好，該往哪里去？當時聽到克林頓有關美國‘9·11’之后應該往哪里走的演講，他講到了使命感驅動，我茅塞頓開。”而阿里巴巴的“誠信通”則是馬云在達沃斯上受窮人銀行家尤努斯的啟發。
“氛圍”則是另一個被較多提及的詞匯。在田溯寧看來，“全球化、互聯網，替代不了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達沃斯有其他論壇上很少有的氣氛：每個人都在走動、每個人都在交流、每個人都想見別人或者是被別人見，讓所有的溝通變得更加有效。”而馬云則認為，“在達沃斯沒有人會覺得你在說大話、空話，6年前尤努斯還沒有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在全球最富有的人面前說‘窮人比富人更有信用’，并沒有人把他當作瘋子、狂人。”
中國企業家參與達沃斯論壇，中國企業聯合會起了不小的作用。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陳英回顧道，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企聯組織中國企業家參加達沃斯，中國國際期貨經紀公司董事長田源、中遠集團總裁魏家福等都是早期的參與者，企業家們的統一的反應是“信息量大、層次高、討論的問題比較超前，能給出方向感，看出世界未來的發展趨勢。”
但是，這些“達沃斯人”的震撼，卻并沒有在中國產生廣泛性的影響。中國1979年就開始派團參加世界經濟論壇，中國人在達沃斯論壇一直少之又少。2007年，在達沃斯出現的中國人不超過50個，而參會人員總計2000多人。在論壇設定的228個議題當中，中國人參加主要討論的則不到30個。雖然中國話題在達沃斯逐年升溫，但改變不了“去了的還去，不去的還不去”的境況。
數十年來，達沃斯上的“中國概念”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從早期的政治力量為主，到后來的企業家力量的加入。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早在1992年就參加達沃斯論壇，見證了這種變化。在他看來，1992年是一個轉折點，“達沃斯請李鵬總理去，是有一定膽量和壓力的，當時的論調是中國要垮。”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在達沃斯論壇上作了《九十年代的中國經濟》的主旨演說，向世界表明了中國強調改革開放的政策及堅定決心。1998年是另外一個轉折點，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世界對中國充滿了疑問，李嵐清副總理在達沃斯論壇作了《中國經濟穩步增長》的講話。“1992年、1998年的達沃斯論壇對中國經濟影響巨大，甚至對國外的大規模投資起了決定性作用。”吳建民說。
在芮成鋼看來，達沃斯最顯著的變化是“最早大家把中國當作怪物來看，當作一個特殊的國家來看。忽而中國崩潰論，忽而中國威脅論，不是好得不正常，就是壞得不正常。今年開始，大家對中國的討論不再是這些內容，而是把中國真正當成一個正常的國家來看。”
“中國的地位和聲音我覺得還是不夠。”2007年3月10日，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舉辦的達沃斯歸來分享沙龍上，前UT斯達康中國總裁吳鷹如此表示。讓吳鷹印象深刻的是一件事件，在一次電信行業會議的上，有十幾個電信行業的領軍人物參加，其中也有中移動總裁王建宙，“王建宙來晚了，我特地跟身為主持人的摩托羅拉總裁愛德華·詹德說：中國移動的老板來了。但他并不重視。”
并非去過達沃斯的每個人都在達沃斯感受到了興奮。正略均策管理咨詢公司董事長趙民表示，他去過達沃斯四五次之后就不想再去了，“沒什么意思，貧困、環保、全球變暖，第一次聽覺得挺有意思，第二次還能接受，第三次聽完以后就覺得煩了。”在他看來，更多的中國企業家關心的還是企業的發展、運營等實際問題，更虛、更空、更高的問題，沒有辦法在絕大多數中國企業家心中引發共鳴。
“英語短板”這個技術性的問題反復被世界經濟論壇大中華區副總監張勵、外交學院院長吳建民、中央電視臺英語主播芮成鋼、原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潘承烈提及。“在達沃斯，所有的交流都是討論的形式進行，不僅僅要會英語，還要能夠用英語探討行業、專業問題。這成了多數中國企業家邁不過去的一道門檻。”
這對同樣是新興市場熱點國家的印度為何在達沃斯表現活躍給出了理由。英語基礎好、民族性格開放讓印度企業家在達沃斯大大搶了中國的風頭。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英語是中國企業家在達沃斯群體失語的重要原因。在田溯寧看來，中國企業家與達沃斯之間的主要障礙是畏懼心理。“中國已經在全球化中有這么重要的位置，就應該把自己當成主人。別人不理你，你就主動說話，有什么了不起的。”
在達沃斯，中國力量一直是缺乏組織。印度在達沃斯組織了“印度之夜”，耗資300萬美元，邀請達沃斯與會者一起狂歡，將印度推銷給世界。這讓不少中國企業家感覺很受刺激，甚至有中國企業家提議在達沃斯舉辦“中國之夜”。而連續7年參加達沃斯論壇的芮成鋼建議：“中國企業家一定要帶著問題和具體的目標去達沃斯，否則可能就只是看了個熱鬧。”
達沃斯運作之謎
每年夏天，大馬哈魚都會排除萬難，回游到自己出生的淡水河中婚配繁育。每年冬季最冷的時候，有一群全球頂尖人士都要經過10-20個小時不等的舟船顛簸，輾轉到瑞士一個雪山下的小鎮，住在擁擠窄小的房間里面，度過充滿高密度談話、疲倦的五天。
1970年，瑞士商學院31歲的教授克勞斯·施瓦布向歐洲企業界倡議，為應對國際競爭的嚴峻挑戰舉行一次非正式會晤。1971年1月，400多名企業家和學者參加了歐洲管理論壇(世界經濟論壇前身)。此后，施瓦布逐步將美國和其他發達、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力量攏至達沃斯。每年年會都有近百個國家的政要、企業家、經濟學家、科學家、演藝明星和新聞記者等約2000人聚集達沃斯小鎮，研究和探討當今世界經濟的現狀和前景，尋求應對世界所面臨的重大挑戰的辦法。
從0到世界頂級，達沃斯論壇也經歷了幾個轉折點。一個轉折點是逆勢引入“中國概念”，自1979年以來，中國應邀派代表團參加達沃斯論壇，并有政府領導參與。另一轉折點是2002年，“9·11”事件之后，達沃斯又一次逆勢把論壇移往紐約。2007年在中國大連舉辦的夏季達沃斯論壇則被稱為是新的轉折點。
“施瓦布最初的想法是讓歐洲和英美企業家聚在一起，有一個交流的機會。隨著論壇的成熟，施瓦布的想法也逐步成熟。他認為，沒有經濟發展就沒有社會的進步；沒有社會的進步，經濟發展也是不可持續的。社會的進步，必須要靠企業和政府聯合起來，所以他一直在推崇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挑戰人類面臨的嚴峻問題。”一位世界經濟論壇員工告訴記者，在達沃斯內部，大家把施瓦布視作一個政治家，而不是商人。
“和《財富》論壇、《福布斯》論壇相比，世界經濟論壇的最大區別是非盈利性。”世界經濟論壇全球成長型公司中國負責人于江向記者強調，“我們沒有競爭對手。”
達沃斯論壇的商業模式是，通過收取會員費、論壇戰略伙伴和議題合作伙伴的合作費以及年會、地區性會議和峰會的會費來維持論壇運轉。扣除每年運營所需成本之外，有任何盈余，將會再次投資，或者是建立新的計劃或項目，或者是既有的項目。對達沃斯而言，會員和合作伙伴公司是其核心動力。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蔣睿杰(Jeremy Jurgens)稱，論壇會從三個方面給CEO會員帶來啟發：首先是宏觀趨勢與形勢的判斷；其次是商業層次上的交流；第三給CEO們提供商業之外的靈感啟發，比如，論壇會請天文學家、藝術家等跟CEO們進行頭腦風暴。
最近幾年來，世界經濟論壇總收入一直處在穩步上升中，2001年總收入為7220萬瑞士法郎(1美元等于1.2瑞士法郎，按照8月14日美國匯市收盤價)，2002年總收入為6645萬瑞士法郎，2003年為7406萬瑞士法郎，2004年為8334萬瑞士法郎，2005年則達到1.04億瑞士法郎。與此相對應的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員工有300多名，來自五十多個國家。
有人評價，達沃斯論壇的最大“盈利”就是知名度、不斷提升的影響力。
對于達沃斯的“非盈利性”，外刊曾有過“非盈利但是很賺錢”的評論。趙民則認為，“雖然世界經濟論壇不盈利，但是與其相關的媒體、投資機構都非常賺錢。”
達沃斯在規模和規格上能夠遠遠超越其他國際經濟論壇，除了非盈利帶來的“公正”效應，時間早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芮成鋼分析道，“世界上只需要一個高端經濟論壇就夠了，誰最先做出來，就最有競爭力。”
除了年會之外，世界經濟論壇還有區域峰會、會員內部交流、全球競爭力報告等機構報告。如果說一個論壇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影響力，世界經濟論壇擁有的1010家會員(大多是世界1000強企業)則保證了它完全可以把所有競爭對手甩在身后。
他們到底為什么樂此不疲？《商業周刊》給出的答案是，“因為達沃斯有讓他們快樂的承諾。事實是，金錢和權力并不必然使人快樂。社區是快樂的強有力的制造者，這使得CEO們又一次回來。”
“我們是在運營一個社區。”毫無疑問，這是全球最高端的、最有影響力的社區。圍繞這一社區，有戰略合作伙伴、行業合作伙伴、區域合作伙伴、會議合作伙伴等，分別提供場地、車輛、餐飲、電子設備等的贊助，和一般的商業贊助不同，這些合作伙伴的LOGO甚至不能出現在論壇上。于江認為，“這就是社區的精神，把論壇當成自己的事情做，完全是無償的。如若不然，大企業和小企業永遠無法平等對話了。”
在大眾層面，《財富》論壇、《福布斯》論壇的品牌影響要遠遠超過達沃斯，但這并不會讓世界經濟論壇有任何不安。“我們目標客戶很明確，就是政府部級以上領導和大型企業的CEO和董事長。我們只在精英層面上推廣，大眾層面的主動推廣根本沒有，也沒有用，做了或許反而會損害品牌。”
在議題設置上，達沃斯年會試圖尋求一種平衡：政治和商業各占50%。達沃斯論壇的員工會不定期的到會員企業去，了解企業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對什么話題感興趣。另外，論壇會通過世界各地的專家溝通交流，了解最新的研究運用到商業領域會帶來哪些變革。
達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聲討。每年達沃斯論壇舉辦其間，蘇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馬云第一次去達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機槍。“大廳里的企業家在臺上談希望全球化為人類做出貢獻，門外則對這些企業家破口大罵。”馬云一篇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中這樣寫到。
《金融時報》則有專欄文章對達沃斯批評道，“原本立意很高的討論常常退化成為陳詞濫調。坐在大廳后面花上幾個小時聽人們講‘經營全球風險的有效領導’——本年度達沃斯主題之一——你會睡著的。”
在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看來，達沃斯在全球化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該機構創造了一個機會讓世界各國的政府、經濟和輿論界開展溝通的平臺。另一方面，該機構又充當了一個傳教士，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規則通過更委婉的渠道灌輸給其它國家的精英階層，使其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乃至認同、膜拜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規則，而這些規則又未必都是合理的。
論壇主席施瓦布是達沃斯論壇的真正推手，絕大多數與施瓦布有過接觸的人都把他稱作“有遠見的人”。5年前甚至更早，施瓦布就表現出對新興經濟體、新興產業和新興企業的關注。“我們認識到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一是經濟力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二是地緣政治力量由西方向東方轉移；三是決定權由企業向終端消費者轉移。”施瓦布在一次公開演講時如是說，達沃斯的戰略重點也開始轉移。
中國正成為施瓦布的未來重點，對于達沃斯的中國圖謀，梅新育直言道，“作為一個社會機構，達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力，除了傳統的權力中心之外，還必須在崛起中的權力中心加強影響力；否則，隨著老權力中心在世界格局中所占份額下降，僅僅在老權力中心擁有影響的社會機構影響力也就將隨風而逝了。而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崛起中的權力中心。”
重啟中國
但是世界經濟論壇的中國之路并不順利。
1980年，施瓦布主動聯系到中國國家經委，希望能夠與中方合作，通過組織研討會的形式“給中外企業彼此了解的機會”。5月1日，時任國家經委主任的袁寶華率領國家經委代表團訪問歐洲時，在瑞士日內瓦歐洲管理論壇(世界經濟論壇的前身)總部與施瓦布面談時，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業管理協會(中國企業聯合會的前身)合辦的第一屆“企業管理國際研討會”(中國企業高峰會的前身)召開。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國眾多人口形成的廣闊市場。”曾參加國家經委代表團的中國企業管理科學基金會副會長潘承烈對《中國企業家》回憶到這一點還是滿懷敬佩。“討論會能夠迅速成型，國家經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協調作用。袁寶華當時兼任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所以最后確立由中國企業聯合會來代表中方合作。”潘曾擔任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負責與達沃斯方面的合作超過10年。
在“中國企業高峰會”創立之初，雙方合作相當愉快。通過國家經委，每次峰會中國企聯都能夠保證有“中國領導人接見”和“部長級報告”，中外企業家可以在部長報告之后直接面對面向部長提問。在改革開放之初，這給對于政策難以把握的中外企業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而世界經濟論壇也借助自己在發達國家的號召力，將外企引入中國。據介紹，西門子、大眾第一次進入中國，都是通過“中國企業高峰會”這一渠道。
但是，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不斷強化，“中國企業高峰會”的價值變得越來越小。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聯的合作也摩擦頻繁。“最開始，雙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進行。但是在換過幾次外方代表之后，外方代表態度越來越倨傲。”潘承烈告訴記者，雙方在財務方面的安排也產生了分歧。以前雙方的財務模式是，中外合作方各自邀請中外企業，在國外企業的參會企業費用中，前50家注冊費由中外雙方共有，50家之后中方可以獲得15%；國內企業的參會企業費用則全部由中方享有；論壇開支由外方負責。后來，外方不再把海外企業參會費用與中方共享，并要求中方分擔論壇開支。
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見到中國大使吳建民時，提出“中國企業高峰會”能否更換一個中方合作伙伴。在提議被拒絕后，“中國企業高峰會”雖然仍舊每年照常舉辦，但是已經乏人經營、日趨沒落。
現在，當達沃斯要重新啟動中國，反思“中國企業高峰會”的經驗教訓相當重要。“總在一個城市舉辦，獲得的政府支持力度會越來越小。”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經理馬德志這樣總結。這一點，潘承烈也有共鳴，“每年都開同樣的會，不可能部長每年都來，后來可能就是副部長或者其他官員了。”這正是夏季達沃斯在確定首屆論壇選擇大連之后，馬上公布下一屆將落地天津的初衷。
世界經濟論壇籌措夏季達沃斯時，沒有繼續選擇中國企聯，而是選擇與國家發改委合作。在夏季達沃斯的籌備中，國家發改委強有力的協調作用已經顯現無疑。“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注冊的是非盈利的基金會，但是在中國尚未有這種性質的組織，注冊成立辦公室非常麻煩。發改委出面協調民政部、外交部，為論壇單獨設立了一個國際社團組織的類別，方便我們注冊。”張勵向《中國企業家》透露，從達沃斯決定在中國召開夏季達沃斯論壇，到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在北京成立，不過不到一年的時間。而類似的國際機構在北京成立代表處的平均時間大約是3-4年。
2005年1月，中國常務副總理黃菊帶團參加達沃斯論壇時，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舉辦全球新領軍者年會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對中國企業有很大幫助”的反饋。世界經濟論壇開始了向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的“進攻”。在2006年達沃斯年會上，中國副總理曾培炎與施瓦布簽署諒解備忘錄，確定在中國舉辦第一屆“夏季達沃斯”。同年9月，參考奧委會選擇奧運會主辦城市的做法，通過投標的方式，世界經濟論壇選擇了大連作為舉辦城市。
“世界經濟論壇將有兩個支柱，一個是冬季達沃斯，一個是夏季達沃斯。”施瓦布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上如此表示，顯示出對夏季達沃斯的看重和倚賴。冬季達沃斯定位于世界1000強，全球新領軍者年會則定位于新興市場500強，商業議題與政治議題的比率則調整為7：3。
夏季達沃斯和冬季達沃斯相比，邀請企業的規模要小得多。年營業額達到1億美元，連續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長，都在被邀請之列。預計參會的500家企業中，會有1/10來自中國。于江表示，“年營業額超過45億美元的，我們會直接邀請它參加冬季達沃斯。希望現在參加夏季達沃斯的新興企業，可以很快畢業，加入冬季達沃斯的俱樂部。” 截至記者發稿時，已經有100個《財富》500強公司的CEO注冊參加夏季達沃斯。“他們想了解中國，更想見見新興企業和挑戰者。這些人弄好了是合作伙伴，弄不好可能是致命的競爭對手。”
但是，達沃斯論壇始終要面對一個不可回避的本土化難題。據潘承烈回憶，達沃斯派到中方的代表，雖然看似越來越多的華裔，但是對中國的了解卻越來越少。達沃斯方面也已經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達沃斯日內瓦本部專門成立了中國組，后來在北京建立辦公室。
更大的難題是議題設置。雖然最近幾年中國話題在達沃斯上炙手可熱，但是，不少中國參會者都感覺討論相當初級，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出達沃斯對中國雖然足夠關注，但是理解未見得足夠深入。
“作為一個中國和世界互相了解的窗口，達沃斯的作用還相當有限。”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余永定認為，達沃斯是一個外國機構，對中國的了解很淺，“外國人、華裔和非常少數的中國人，都非常年輕，你說怎么可能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復雜過程？”
“達沃斯最無聊之處就在于談中國。去的中國人太少了，嘉賓湊不夠，就邀請了一堆日本人、新加坡人討論中國話題，或者是請一個中國管理咨詢專家評論中國環保問題，全都是是初中生水平。”趙民直言，“總有人說中國人在達沃斯是過不了語言關，這很可笑。誰規定中國移動的老總必須要說英語，行業討論配一個同傳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反而被放大了。”
達沃斯的閉門行業會議，往往都是邀請行業前20-30位的企業，這樣中國企業即便入圍也數量有限，性格內斂的中國人如果感覺勢單力薄就發言很少，很難形成有效的討論。這種負面的評價已經反饋給達沃斯，張勵告訴記者，夏季達沃斯最重頭的工作，即是如何讓中國企業家更有效的參與到論壇中，這些會通過一些細節性的安排來保障。“重點不是把中國企業會員數量增多，而是怎么讓現有的會員更有效的利用這個平臺。”
張勵認為，夏季達沃斯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中國的會議太多了，競爭激烈。“要不斷地解釋：為什么要收費？為什么不能有長時間的演講？參會能夠得到什么？”
達沃斯的三大價值觀“平等、非正式、發人深思”，看似簡單，要照搬到中國來并不容易。在達沃斯，國家元首帶隨從最多不過10多個人，世界首富經常單身前往。這讓習慣了前呼后擁的一些官員和企業很不適應。達沃斯需要在保證論壇品質和風格的前提下，盡量把中國因素都容納進來。“一個大的沖突是，達沃斯追求的是平等的對話，但是有些領導更喜歡大段時間的發言。于江告訴記者，“要把冬季達沃斯的一套完全拷貝到中國來很難，可能需要幾屆的調整。”
在形式上，達沃斯能否復制到大連也面臨考驗。“老外拿杯酒在那可以站三天、站三個小時聊天的，中國沒這個習慣。”馬云笑說，“達沃斯的商業模式在中國肯定是要改造的，夏季達沃斯必須以亞洲為中心，必須以中國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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