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亞/文

　　按結繩記事的時間古法，1976年，絕對是中國之繩上的一個特大疙瘩。

　　萬馬齊喑的10年苦難之后，一首清詩充當了破敗郁悶民族的心聲出口：“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一悲憤到斗膽勸天的詩句，頻繁出現于中國報刊的結果，不僅直接鼓動著被多年壓抑“人才”們日漸恢復的雄心，也可能暗中提醒了正舉步開創古國新政的當權決策者。

　　人才，從來就是說有就有，說無就無。它并非暗藏在天空的云朵深處，漫天大雪也從不需要人間的某一聲令下。新時代的價值標尺一旦確立，自由與尊嚴之光立刻照亮了無數平民的壯志前程。

　　高考，果敢而神速的恢復，預示了中國精神 “重新抖擻”的時代已經來臨。

　　而在之后的民族精神復活中，一年連接一年，持續不斷地，中國呈現了一次橫跨10年的、人類歷史上最盛大的詩歌熱潮。

　　按1986年的統計：當時，全國涌現出了2000多家詩社和百十倍于此的自謂詩人。至1986年7月，全國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詩集達905種，不定期的打印詩刊70種，非正式發行的鉛印詩刊和詩報22種……每一本民間詩歌報刊的背后，都是一群熱血不眠的青年。他們與國家出版之間的隔閡，使人感到火山噴發前巖漿苦悶而巨大的力量。

　　風起云涌的大學社團與《這一代》

　　果然，天公抖擻。

　　1978年春，27萬名“才子”突然從鄉野市鎮的深處，沛然涌出。中國壓抑的智慧與熱情，最先在大學校園睜開了眼睛。

　　當我從一名做豆腐的鍋爐工搖身一變地坐在吉林大學中文系課堂上，我親眼目睹了中國大學內外出現的史無前例的混亂與新穎：我們班年齡最小的只有16歲，而最大者是他的二倍32歲；剛剛獲得豁免的教師正忙于準備教案；步入中年的學生不時寫信回家告慰妻小；那時，與我們同期就讀的，還有最后一屆工農兵學員，他們對大學“上、管、改”的統帥般地位并沒有明令撤消，其身上醒目的軍裝與頭上的閃閃紅星，似乎仍帶著前朝的威嚴。

　　然而，無數只假設的雄鷹正在從雞群中突然升起。受惠的興奮與短暫的角色慌張之后，被傳得神乎其神的七七級迅速成為各大學的寵兒。他們中的佼佼者，在基礎課堂上常常伏案大睡。其置疑的目光與挑剔的口氣，更令缺乏自信的青年教師倍感虛弱。而只有七七級自己才深深知道，所謂“藏龍臥虎”的時代寵兒們，幾個月前，還在大山深處或城市的最底層，遭受著權勢者與文盲們的白眼。

　　一種莫名的憤悶情緒和潛在的變革意愿，悄然浮動。

　　雖然尷尬與交鋒，偶爾在變形的師生之間出現，但浩劫之后，同病相憐的人們在課堂上卻上演了一幕幕心領神會的交融。寫到這里，我想起一個令我難忘的關鍵詞“牛馬走”。是吉林大學的王孫貽教授，以一個飽受苦難的優秀右派身份，通過對司馬遷《報任安書》的講解，向未來的青年才俊們悄悄傳輸了一種格外痛切的信息。兩千多年前一次政治迫害與肉體之辱，被王教授闡釋得身心俱焚、意味深長。當時大量政治術語尚未解除禁忌，于是，一種若有所指、又似有似無的話語，加倍了含沙射影的效果。課堂古文教育的目標已退居次席，昔日的“牛馬走”們之間，在象征、暗喻中洋溢地享受著無限寬廣的心有靈犀、會心一笑、眉目傳神……那種暗號式的講授與特殊反饋，后世幾乎不可重復。

　　正是無數的王孫貽教授，以蒼老樹樁的勃發內心，暗中慫恿與鼓勵著整整一個季節的早春枝條。其時，恰好剛剛開禁的《現代文學史》課程幾乎在全國高校同期開課。“五四”后的文學社團高潮——這一被長期遮蔽的歷史，被正面公開宣講之后，像示范性星火，迅速在七七、七八級大學生中蔓延，民間性的文學結社大面積興起。

　　1979春夏之交，僅在吉林大學中文系七七級一個班內，便突然誕生了3個文學社團。其中的《赤子心》詩社，由吉林大學校長、著名詩人公木先生題寫刊名，最多時成員達24名(最后穩定成員為7人：徐敬亞、王小妮、品貴品、鄒進、劉曉波、白光、蘭亞明)，到1982年畢業時共出版10期油印詩刊。而作為中文系系刊的《紅葉》，則由76、77、78三屆學生會聯合主辦。我與王小妮、品貴品，成為詩社與系刊的主力。

　　一項失傳多年的公民權力，被突然獲得。全國各省市的大學院校，異床同夢地忽然爆發了民間文學社團的盛大高潮。仿佛大赦天下的感覺，帶來了比社會實際寬容度高出幾倍的夸張效果。

　　天公抖擻之后，小人物們也紛紛登場抖擻。在各大學，一批民間文學社團的領袖人物，應運而生。這些昔日的小人物，正在書寫自己的錦繡前程。他們的文學才華，突然放出光芒。他們的領袖氣質，莫名地油然而生。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這些人剛剛離開的那些單位與部門，他們桀驁不馴的性格、超越領導的本事，曾經令這些才子們吃盡了苦頭。

　　在沒有電腦、沒有手機、沒有QQ、沒有電郵的年代，書信成為大學生交流思想信息的惟一通道。我至今仍保留著一些當年與各大學社團頭目們的通信。文學觀念的交流、組織建制的溝通、天下大事的評說……無名的亢奮，常常帶來在10幾頁紙上的奮筆疾書。

　　歷史選擇的速度實在驚人。很快，位于中國中央地理區位的武漢大學，成為全國高校社團的信息中心集散地。后來名傳全國的詩人高伐林、王家新等均迅速從中文系脫穎而出。而一位缺少作品面世的人物——張樺，逐漸成為領袖中的領袖。

　　無法考證當年張樺的早期活動細節。我只是記得在不知不覺中，他已經成為我最火熱的通信者之一。而作為最終全局領導人 (至少是通聯部長吧)，除了作為朋友，我可能是他在吉大的聯系人，他可能同時與20個徐敬亞頻繁通信。

　　1979年上半學期即將結束前，我收到了張樺與高伐林的信，他邀請我校共商大事：由武漢大學《珞珈山》發起，8月在北京召開了14所院校校社團領袖會議。

　　收信后，我與王小妮、品貴品商定，由家居北京的趙闖同學代表吉林大學參會。

　　9月開學后，趙闖帶回了會議精神與一幅代表合影。那幅照片拍攝得好，與會代表神情嚴峻，黑白清晰，仿佛一副開天辟地的架勢。

　　會議決定：由全國13所高等院校學生社團，聯合發起創辦全國性聯合刊物，并定名為《這一代》。創刊號由武漢大學承辦。第二期由北京承辦。我記不清吉林大學負責的期數，不是第3期，就是第4期。

　　寫到這里我想加快我的回憶步伐。對于大氣磅礴、命運多舛的《這一代》，應該有更多人追憶其蹤。它的歷史，不僅僅是一個聯合刊物的歷史，更是一個特定時代里文學青年的交往史、成長史。當然，也是結社史與出版史。

　　《這一代》的征稿、編輯、印刷、發行,持續了1979年整個下學期。由于我現在手里沒有創刊號原件,只記得詩歌部分有王家新的長詩。在“不屈的星光”中有我的《罪人》、有王小妮的詩和“赤子心”的發刊辭《心之歌》，還有我們詩社蘭亞明的詩《片瓦集》。創刊號對吉大詩社的看重，讓我們高興了很久。

　　《這一代》創刊號全國證訂，定價0.45元(含0.08元郵費)。吉林大學由我一本本在同學中現金征訂，共訂得200冊。

　　1979年秋涼時，接張樺突然通知。《這一代》出版受阻。正在印刷中的刊物停印。

　　11月，收到張樺寄來創刊號一本。臨時匆忙裝訂，缺少三分之一印張。這也是我拿到的惟一一本 《這一代》。吉大所訂200本至今下落不明。后來，同學所交征訂費全部由吉大中文系公款退還。

　　對我手中僅存的《這一代》創刊號(殘缺本)簡介如下——封面：紅黑兩色。上方：一組紅斜格線象征道路。其間：幾個黑色腳印，由近而遠。下方：仿綜藝體黑色大字“這一代”。封二：印刷空白。上面臨時以鋼板油印數百字說明：我們怎么對得起……怎么對得起……最后一句是：殘缺的《這一代》，絕不代表著這一代的殘缺……落款是：武漢大學《珞珈山》。

　　13所創辦院校社團是：中山大學《紅豆》、中國人大《大學生》、北京大學《早晨》、北京廣播學院《秋實》、北京師大《初航》、西北大學《希望》、吉林大學《紅葉》、武漢大學《珞珈山》、杭州大學《揚帆》、杭州師大《我們》、南開大學《南開園》、南京大學《耕耘》、貴州大學《春泥》。另據當年于可訓的統計，與《這一代》有聯系的各大專院校為35所：蘭州大學《五泉》、四川大學《錦江》、山東大學《沃野》、廈門大學《鼓浪》、陜西師大《渭水》、福建師大《閩江》、北師大《求索》、武漢師院《楓林》、中央民院《百花》、廣州師院《春草》、華中師范《桂子山》、貴陽師院《燭光》、徐州師院《新潮》、南京師專《求索》、贛南師專《新芽》、南京師院《青年》、復旦大學《大學生》、上海師大《百草園》、張家口師專《愛情》、江蘇師院《吳鉤》、溫州師專《九山湖》、湖南師院零陵分院《芳草》等。

　　實際社團數量，應不止200。除上述之外，僅在我略熟悉的東北，東北師大有章平為首的《北方》詩社，四平師院有薛衛民、于耀江等組織的詩社，遼寧大學有程宏等組織的詩社，還有遼寧師院《新葉》，這些均不在當年統計之內。哈爾濱有潘洗塵，黑大以曹長青為首的《大陸》詩社1979年末鼎盛時成員超過百人。

　　《今天》與首屆“青春詩會”

　　八十年代初期的中國，新舊之交，百廢待興。

　　思想、文化，可以在一夜間抽象萌發，而苦難與貧窮則必須一天一天具體逃離。這正如一只無米可煮的鐵鍋，清水不僅可瞬間溢滿，而且輕易翻滾。

　　文學與詩歌，并不是高等學府的特權。濫觴于1979年春夏的大學生社團，很快感染到了全社會。當年底，全國各大城市中，由工人、職員和待業青年為主體的各類文學社、詩社，開始陸續涌現。

　　在長春市，當年有一個著名的《眼睛》詩社。這個由孫文濤、周然、王法、姚大俠、程曉鋼、于克、余世夫等青年工人組成的詩社不但發起較早 (大約成立于1979年秋)，而且詩風很盛(《眼睛》詩刊編輯周期一度異常頻繁)。由于當年某些特殊讀者審美上的狹隘，導致了它過早夭亡。著名詩人曲有源一直熱心、無私地支持、輔導這些青年詩人，并因此遭受到長時間的不快。

　　歷史，總是充滿回味。它總是有理，它總是僥幸，它總是因果。真理常常并不在歷史的手上，但所有的結局它卻永遠或榮或恥地承擔。

　　當年全國非大學社團的民間文學社團的命運，透過《眼睛》可見一斑。

　　而例外的是，同樣作為由工人、待業與返城青年組成的非大學生社團，有一本京城的民間雜志卻享受到了歷史最高的禮遇。

　　這就是《今天》——一家油印本的民間、青年文學雜志。

　　我不能想象，如果沒有《今天》，沒有當年的青年工人北島、芒克，沒有待業青年顧城，沒有紡織女工舒婷，沒有今天的病人食指，沒有方含，沒有多多……中國七十年代末涌起的文學社團會不會朝著詩歌的方向發展？八十年代的詩歌疾風暴雨會不會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如果不是《今天》，不是詩，而是一篇又一篇驚世駭俗的小說……如果當年恰巧出現一批俄羅斯作家群那樣卓然兀世的小說家群體……如果恰巧出現一大批像莎士比亞一樣優秀的戲劇……歷史不是沒有這樣的可能。一個大悲、大喜、大憤、大變的年代，幾億人同感、同命，任何一種文學形式走俏，都具備超額誘人的理由。

　　也許，中國幾千年古老的詩歌傳統，是這一仿佛命中注定之路的惟一固執而強悍的向導。

　　詩，還可以這樣寫？！——這就是當年的青年人對《今天》最初的直覺。正如在聽了鄧麗君磁帶后感到：歌，還可以這樣唱？！也正如當年突然看到街頭的喇叭褲之后忽感：褲子，可以這樣美？！

　　不管后人看來多么可笑，當年的感覺的確真實地、批量地發生過。

　　一種急切而又雷同的情緒，一種相對新奇而又直接的美感，突然出現于靈魂苦苦找不到出口的年代。正如一根特制的木棒，在迎面相逢中，猛然擊中了特殊的神經。

　　1979年秋天，我第一次看到《今天》。正是它的第3期：詩歌專號！

　　我可能是吉林省第一個，或者是前幾個拿到這本雜志的人。那本藍色封面的打字油印“詩集”，從我的床頭傳遍了我們204寢室，又傳遍了七七級，之后陸續傳遍了中文系。

　　帶著最初的閱讀興奮，我寫了我的第一篇詩歌評論《奇異的光》，寄給了當時并不相識的劉念春收，并很快發表在《今天》第9期上。那一次至今仍讓我留戀的自發閱讀的喜悅和高速啟動的興奮，使我有幸成為《今天》最早的理論撰稿人之一。

　　至1979年底，一期接一期不斷加印的 《今天》逐漸風行于全國大學校園。至1980年上半年，這批被后來人們稱為“朦朧詩”的典型作品，開始少量發表于正式的官方刊物上。這使它得到了更大范圍的閱讀與關注。

　　當時中國最權威的詩歌刊物 《詩刊》，敏感地捕捉到了這個藝術啟動期的信號。以嚴辰、邵燕祥、丁國成等為首，以王燕生、雷霆等為主力編輯的《詩刊》，做出了一個具有當代詩歌史意義的決定：舉辦《青春詩會》。

　　1980年6月初，我與王小妮同時接到了《詩刊》的通知。興奮的公木先生專門給吉林作協打了電話，作協同意為我們報銷車票。7月20日，我們坐了一整夜的硬座，在清晨到了灰蒙蒙的北京城。在當年虎坊路詩刊的平房院子里，我們見到了楊牧、張學夢、陳所巨、葉延濱、江河、高伐林、舒婷、梅紹靜、常榮、徐國靜、孫武軍、徐曉鶴、梁小斌、顧城、才樹蓮等其他15位青年詩人。

　　在一個物質匱乏而精神膨脹的年代，參加一次普通詩歌會議的資格，其光榮被放大到驚人的程度。離開長春參加青春詩會的前一天，以《眼睛》為主體的長春青年詩人們在曲有源帶領下，在南湖大草地上為我們送行。那也是《赤子心》與《眼睛》惟一的聚會。

　　我一時不能舉出更多事例證明當年詩歌的聲譽。我只能以2001年我在鄭州與鄧萬鵬的相聚為佐證。時隔近30年，鄧萬鵬先生對當年詩歌的記憶竟如此深刻。那晚，他一首又一首地說出了我當年在 《詩刊》、《人民文學》等雜志上發表詩歌的題目，以及發表在哪一年哪一期，甚至某頁的某一位置……而當年我們并不在同一學校，并不認識。

　　在山河封閉、神性十足的四川，詩成為那個省份最火熱的物質。像SARS傳染一樣，朦朧詩引發的興奮，帶著四川人特有的火辣，蕩滌了(我多年沒使用這個文革味道的詞了)一個又一個騷動的靈魂，甚至激發了一場又一場的詩歌爭奪。

　　如果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國的詩歌之都在北京，八十年代中前期，它已經遷都四川。

　　事隔多年，在最終一役的壯烈慘敗之后，九十年代起川詩主力土崩四散。也許是憑借著詩歌的直覺與通感，一批優秀的詩人成功轉移于出版業，并由萬夏與瀟瀟合作出資，朝花夕拾地出版了洋洋兩大卷的 《后朦朧詩全集》。

　　2004年，由萬夏與楊黎合作，并由楊黎操盤，在中國當代詩歌史上第一次出版了懷念式專集《燦爛》，“追認為烈士”般地填補了八十年代詩歌的記憶空白。

　　愿意悼念那些“詩歌燦爛日子”的朋友們，去淘一淘那有著金色封面的厚書吧。下面我對《燦爛》引述幾段。聽他們的回憶，八十年代躍然紙上。

　　“第三代”在四川的命名、誕生、發展，成為四川詩歌根據地彪炳史冊之舉。對此，楊黎在《燦爛》中轉憶了一次類似共產兒童團成立般的激情場景——詩人柏樺對1982年那次聚會做了如下描述：“這是一次盛況空前的青春飛行聚會，一次詩歌最紅色的火線聚會。近30名詩人聚集在西南師大桃園學生宿舍。學生們變賣衣服，收集飯票，騰空房間，以這個學生特有的，八十年代初的隆重方式歡迎這批詩歌中的‘紅軍之鷹’。他們一道唱起了《少年先鋒隊之歌》或《青年近衛軍》之歌，也就是在這個聚會上，第三代人被正式提出。”

　　由對詩歌的熱愛而產生詩歌的組織建制，由對詩歌特權的向往而產生詩歌的混戰……下面這一段類似世界500強企業創辦和游擊隊成立一樣的記憶，彌足珍貴——楊黎在回憶中寫道：我在一天的晚上(1984年——作者注)，對周倫佑提出了辦四川青年詩人協會的事情……冬天的時候，萬夏從外面回來，給我打了一個電話，開口就問我，詩協垮了沒有？就是在那個晚上，一個重要的晚上，萬夏來到我家樓下……我和萬夏那個重大的“陰謀”是在我家樓下的寒風中產商定的。我下面穿著一條春秋褲，上面披一件毛衣。我們談了十分鐘，決定了以下三件事：

　　a 改組詩協領導班子

　　b 盡快使詩協合法化

　　c 創辦刊物

　　……三天之后，我們奪到了我們需要的公章。

　　這是一批何等變形可愛的詩人。為了爭奪那顆寶貴的詩之玉璽，有志青年們不惜犧牲自己全部的智慧與寒風中的熱忱。這些智慧，在10年后的北京圖書市場，可以任意兌換為某一暢銷書全部的碼洋。

　　在八十年代，在某一特定瞬間，詩歌不僅大于碼洋，可能也大于畢業證書。

　　今天的人們，一定不會不明白彼時的中國，為什么出現了那么多詩人。萬夏以口語的方式為我們保留了一個特定的下午。對于那幾個小時來說，今天應該哭，昨天卻是笑。那就是當年一位詩人誕生的最普通的速度吧——萬夏回憶說：當時(1983年——作者注)我坐在學校的一個石頭桌子旁看書。5月份吧，因為我在復習，我好像好幾科都沒及格，要留級，馬上畢業了，我就緊張得很。我的一個同學把一封信拿給我看，我一看是馬松的，就打開看，結果里面就是兩首詩，我簡直看入了迷了……我大笑起來，一個詩人就這樣誕生了。我正在沉醉，有人在叫我。一個女生站在我旁邊，她是過來拿書包的，那時候學校風氣相當好，你放在那兒一天都沒人拿的。我轉過身來隨便問她，你認得馬松不？她很詫異，馬松是哪個？我說是被數學系開除的那個。她想了想說，哦，我曉得我曉得。我說，他現在變成一個詩人了，一個詩人誕生了。我就把信拿給她看，我說你拿去看，晚上8點鐘，你在這里等我把詩拿回來，然后我轉身就走。8點，這個女生來了，太有意思了。

　　是的，太有意思啦！

　　然而，沒意思的事，很快便一個又一個地接踵而來。

　　1983年初起，感覺“太有意思了”的中國青年詩人們，間接地經歷了一次嚴厲的社會考問。

　　以 《在崛起的聲浪面前》(作者鄭伯農)為代表的“太沒意思了”的另一種聲音，以數百萬漢字的篇幅，以幾乎百分之百報刊的合力，大大地掃了一次亢奮詩人們的興。

　　青年，畢竟是青年啊。中國，畢竟是中國啊。很快，年輕人感到“更有意思”的時代再次來臨了。

　　1985年以后，在各省市，更大范圍、更大規模的詩歌熱潮，翻倍而出。

　　天下詩人英雄會：86詩歌流派大展

　　1986年，對于詩歌來說，我當年的定義是：“一個無法駕馭的年代”、“一個無法拒絕的年代”。而《20年前那一場英雄會》，則是去年《南方都市報》的通欄標題。

　　沖破圍剿之后的現代詩歌的興奮，無法通過我個人一篇小文所能表述。

　　四川詩人尚仲敏這樣回憶：八十年代我就不能夠不寫詩，我們成立的大學生聯合詩會有幾百個人參加，可以說我們的風光遠遠超過了校長。風起云涌的，全國各地的大學都給我寄刊物，每當我收到幾十本、上百本的油印刊物，就感到它實在激勵你的創作沖動。每天都生活在一個創作激情創作沖動里面，和許多天才在一起，另外看到一首好詩，比現在賺了幾十萬還高興。那個年代真是了不起。

　　歷史事件的出現，往往是若干因素被逼向了惟一通道后的結果。在成千上萬人的思維與智慧(詩歌)苦苦找不到出路時，“86’現代詩大展”順理成章地成為當年中國詩歌惟一的火山噴發口。

　　一次機會，被我有幸或不幸地抓住。

　　1986年7月5日，我向全國幾十位詩歌朋友(黑龍江的朱凌波、吉林的季平、上海的孟浪、四川的尚仲敏等)發出了名為《我的邀請·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流派大展》的信：

　　中國詩歌繼續流浪……要求公眾和社會莊嚴認識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權威們無法通過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實……

　　我欲在《深圳青年報》副刊上舉辦一次“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流派大展”，或稱“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流派雛展”的整版專輯。一版不足，便二版，便三版，便四版……“中國詩壇應該有打起旗號稱派的勇氣”！

　　(以下是對代表詩作和宣言、成員、創止時間等具體要求)

　　……最富魅力的，不是領取贊同的目光，而是自身對自身的體察與確認。沒有宣言可以寫宣言，沒有主張可以寫主張。無體系的，可以筑之！藝術常常告訴我們，我們也應常常告訴藝術！

　　這也許是我一生中反響最壯觀的一封信。我不知道它經過了多少次轉告、復印、傳遞，總之，1986年夏秋，中國詩歌突然朝向我降下了一場漫天大雪。從全國各地雪片一樣寄來深圳的詩稿，很快淹沒了我的辦公桌。經請示，報社再次同意我把大展增加到7個整版。請注意：20年前幾乎所有的中國報紙一律只有4個版。

　　為了擴大影響，1986年8月初，我與當時全國惟一的詩報——安徽《詩歌報》主編蔣維揚先生和編輯姜詩元先生進行了聯絡，并一拍即合。

　　1986年9月30日，《詩歌報》與《深圳青年報》以通欄標題，同時發出半個整版的《大展》預告，并第一次使用了“群體大展”、“隆重推出”等我從香港媒體學來的有商業營銷意味的語言。

　　大展消息公布后，先后有海波、海上、綠島等詩人自愿自費來到深圳協助我工作。

　　1986年10月21日，《詩歌報》與《深圳青年報》分別刊發了“中國詩壇1986’現代詩流派大展”的第一輯與第二輯(4個整版)。10月24日，《深圳青年報》刊發了第三輯(3個整版)。

　　按當時的統計，7個整版(新五號字)是13萬字。全部三輯共發表了64個詩歌流派、100余位詩人的作品與宣言。同時還發表了我寫的前言《生命：第三次體驗》及《編后》。

　　1986年11月，深圳青年詩人協會成立大會暨第一屆中國現代詩研討會”在深圳舉行，朱凌波、海波、海上、馮晏等來自全國各地的幾十位青年詩人參加了會議。

　　《大展》的高潮正值報刊征訂的黃金時段。《深圳青年報》的訂數從3萬份升至15萬份，而且大多是個人訂戶。后來該報停辦，有關部門以公款一一全部退回了私人訂戶報款。

　　在回憶大展時，楊黎說：1986年由徐敬亞策劃操辦的“現代詩群體大展”隆重推出。請注意“隆重推出”四個字，現在我們覺得它太可笑，但是在當時，它卻是那樣的有力量，那樣的堅硬和時髦。在此之后，全國上下一片“隆重”：從個人演唱會到美國電影，從一包方便面到壯陽藥，這一“隆重”，至少不下十年。我始終認為大展是積極的，至少它對結束詩歌的“傳統”局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動第三代人詩歌的發展中，大展是最直接的一次，也是最公開的一次。

　　2006年11月，幾十位第三代詩人在黃山集會，紀念大展20周年。沒有想到的是會議發給了我一個“終身成就獎”。

　　持續了整整10年的中國八十年代詩歌熱潮，是一個民族特定階段壯闊的藝術奇觀，構成了中國人一次靈魂的特大展示；文學上，它足以成為“當代世界上最盛大最混亂的詩歌集貿市場”；社會學上，它成為一種定向的青春渲泄方式，也是一次次對秩序破綻的追尋……

　　10年，詩、人、事、文，均無以計數。

　　10年，若干萬人的青春式裹挾與參與，民族難忘。

　　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么文學活動超過它的規模與時間。我不知道還有哪個國家的詩歌事件可以與其復雜、混雜，多元、多義相比擬。

　　2001年夏天，在巴黎，在青島餐廳，那位遠離故鄉的中年廚師、一位當年的詩歌愛好者，對我和北島、王小妮說：“八十年代，那就是盛唐啊！”

　　我不知道這話對，還是不對。

　　(作者說明：這篇本原由唐曉渡先生應允的文章，由于其身體突弱，我只能在出差河南途中匆匆寫就，時間僅有三晚。感謝王小妮電郵部分資料，對不確之處向讀者致歉，并容后補改。2007/7/3于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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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