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應該在采取經濟手段(主要是提高利率)的同時，還應采取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國家應該通過適當方式向股票投資者和基金投資者提示風險。很多人反對利用行政的方式調控股市，理由是此舉違背市場經濟的常理。筆者也不贊成經常性地利用行政手段干預經濟活動及股票市場的行為，但特殊情況下必須采取特殊的手段。

　　試問：1997年香港金融保衛戰是市場經濟的手段嗎？2005年的股票市場改革是市場經濟的手段嗎？為什么在股市出現非理性下跌的時候大家都渴望政府出面對市場進行干預，而市場出現非理性上漲時卻忘了政府的作用？

　　當前，每天新增的20多萬新股民中，大多數人對

股票及基金的風險一無所知，國家有理由、有責任向這些人提示股市風險。從5月11日開始，監管當局已經出臺措施、提示風險。但這樣還不夠，當市場不斷上漲時，投資者不會理會風險，而且還有少數人利用群眾發財心切的心理，蠱惑大家參與這項活動，讓很多不明真相的人蒙受損失。在這個時候，我們不能盲目套用西方成熟市場的管理方法，利用行政方式調控我國股市是不可或缺的。《新京報》尹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