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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非政治化的經濟對話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5月27日 11:29 經濟觀察報
本報特約觀察員LoganWright記者 安士蓮/文 北京時間5月23-24日在華盛頓召開的第二輪美中戰略經濟對話中,人民幣升值呼聲四起,美國財政部、貿易保護情緒升溫的國會以及國際金融機構似乎都在給中國代表團布雷。而中國副總理吳儀則擔任著“拆雷”的重任。 雖然吳儀副總理強調 “將美中貿易關系政治化是不可取的”,但是這場戰略經濟對話卻差不多都是關乎政治。美國國內政治幾乎在經濟外交中占了主導地位。總統選舉在即,美國政府及國會把對全球化的恐懼及憤怒轉而發向了國外,尋找替罪羊。而中國則試圖保住“全球工廠”的地位,并創造就業,保持國內社會穩定。 財長鮑爾森及中國代表團都非常盡力,使第二輪戰略經濟對話看上去更加輝煌一點。鮑爾森重復強調對話的“切實成果”,而吳儀則用“圓滿成功”形容這次對話。 本次戰略經濟對話的焦點——人民幣匯率問題,除了中國人民銀行在5月18日提前宣布擴大人民幣升值浮動區間以外,沒有任何進展。盡管鮑爾森說道“我們在原則上是一致的,不同的只是步伐”,鮑爾森鼓勵或敦促中國利用好交易區間拓寬的時機進一步加大人民幣升值步伐,但是中國國內的政治及經濟狀況卻不一定允許中國這么做。 盡管自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已累計升值7.4%,但沒有損及中國巨額的貿易順差。人民幣問題在中國國內或許也是一個“燙手的按鈕”,因為它還涉及到國內出口導向型產業的就業問題。近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技研究所一份題為 《人民幣升值對就業的影響評估》顯示,如果人民幣再升值5%-10%,非農產業將消失350萬就業崗位。這還有可能導致出口產業的不良貸款上升。 美國國內也許有人認為《舒默法案》是導致中國2007年外匯改革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動力。這樣推斷,那么再出一部貨幣懲罰法案也應該同樣有效。但是他們忘記了,外界壓力對中國政府而言只能起到 “設定日程”的敦促作用,而不會從根本上引發“改革”。 整體來看,在制定決策的過程中,中國整個的政治體系,遠比單個的領導人來的保守。 美國對戰略經濟對話的期待就是,借此機會直接向中國的高層,抱怨其巨大的貿易赤字,而中國則利用這次對話向沮喪的美國國會闡述中國對雙邊貿易關系的看法,并婉轉的開導美國不要把貿易赤字全都歸罪于中國出口行業,也要適當的提高本國國內的儲蓄率。 中國同意取消海外證券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的準備壁壘,允許外資銀行開展人民幣信用卡及貸記卡業務,同時還將QFII限額由100億美元上調到300億美元。但是國外專家認為這種力度還不夠,盡管外資銀行業服務范圍更廣了,但是國有銀行外資股份的上限并未撤銷。 雙方還在航線數量、清潔能源及環保問題上達成共識。不難發現,這些離美國國會探求的貿易及貨幣問題的距離都不是很近。 雖然中國就食品安全作出了承諾,但是農業問題,比如對華牛肉出口問題,仍然沒有實質突破。 為了解決全球失衡,每個國家都不得不做痛苦的內部調節(中國應該改變其出口推動型經濟增長模式,而美國應該提高其儲蓄率)。但是兩個國家都不愿意做出讓步。因此,這場對話更像是一個政治劇院。中國不愿挑戰美國在全球舞臺上的霸權。中國至少需要有10-15年的時間完成內部的經濟轉型。 中國低調的政策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讓人民幣大幅升值,軟化美國經濟懲罰立法就變得有點難度。美國國會想要尋找貿易失衡的“捷徑”或希望人民幣一次性升值并不是不理智,而是不實際。吳儀副總理將利用自己的感召力以及中國國內配合的政治措施,平息國會的怨氣。 在一個充滿政治背景的政治舞臺上,戰略經濟對話的存在面臨一個問題,這種對話機制在政治上是否可持續?如果屢次沒有實質性進展或快速有效的解決方案,兩國國內的政治摩擦將使雙方都失去會談的興致。但是戰略經濟對話是一個很好的平臺,對于長期戰略關系而言很有幫助也很有必要。 戰略經濟對話是一個很好的平臺,對于長期戰略關系而言很有幫助也很有必要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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