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安士蓮 北京報道

　　北京時間5月24日，由美國財長鮑爾森和中國副總理吳儀主持的美中第二輪戰(zhàn)略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落幕。鮑爾森稱這是“非常富有成果的兩天”，不過他同時表示，人民幣匯率問題仍然是“談判之殤”。

　　中美一共有33位部長參加了這次對話，囊括了雙方所有負責財經事務的官員。而在過去的三周內，由中國商務部副部長馬秀紅率領的中國貿易投資合作促進團跨越了美國的24個州，一共簽署投資合同或協(xié)議138個，總金額達到326億美元。

　　盡管鮑爾森頗費心思，將對話時間確定在美國國會開會的日子，從而使中國財經官員有機會與國會議員們對話，但是，一攬子的市場開放協(xié)議和326億美元的采購大單能夠打動那些沒有耐心的議員嗎？查爾斯·格拉斯利說，“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聲稱重視并珍惜兩國關系的國家，我期待看到更多的行動，因此，我不是很高興。”

　　現(xiàn)在，正是他和另一位議員麥克斯·鮑卡斯在國會推動針對貨幣操縱的Baucus-Grassley法案。

　　如何評估第二次中美戰(zhàn)略經濟對話？美國國會是否會通過相關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法案？中美雙方如何維護穩(wěn)健的貿易關系？本報采訪了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黃靖博士以及加圖研究所貿易政策研究部主任格里斯沃德(DanGriswold)。

　　經濟觀察報：您如何評估此次對話的成果？

　　黃靖：其實在戰(zhàn)略經濟對話開始之前，鮑爾森曾就貿易逆差、

人民幣匯率、能源和環(huán)境等問題來布魯金斯學會和學者們交流意見。在討論中他給人的印象是非常客觀和理性的，他坦率地認為，通過一兩次“戰(zhàn)略對話”而達成實質性的突破是不現(xiàn)實的，重要的是要保持對話過程的繼續(xù)。作為政府的對話代表，他必須要表明自己的態(tài)度，全力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

　　對話應該是平等的，不是誰給誰上課。我認為，對話圓滿結束，沒有破裂，雙方決心繼續(xù)協(xié)商并且將這個過程持續(xù)下去。這本身就是一個成功。

　　格里斯沃德：我對談話的結果感到還是很滿意的，毫無疑問，戰(zhàn)略經濟對話具有正面、積極的意義，是雙方通過交流達成更多的諒解，但是你要期待它有太大的突破，那也有點不現(xiàn)實。

　　我覺得戰(zhàn)略經濟對話也存在一個危險，就是它不自覺地提升了國會或者公眾對它的期望，然后慢慢燃燒掉了國會的耐心。

　　經濟觀察報：盡管中美達成了一攬子市場開放的協(xié)議，但是美國有議員還在推動有關貨幣操縱的法案——Baucus-Grassley法案，該法案通過的可能性有多大？

　　黃靖：人民幣匯率問題并不是造成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中國的貿易順差從根本上說是中美兩國經濟結構不能完全適應經濟全球化進程的結果，不但對美國經濟不利，事實上也損害了中國自身的利益。如果按美國一些國會議員的要求，人民幣一下子升值很高，大量的制造業(yè)和組裝生產中心將轉移到印度和東南亞等國家，這樣一來，就不是中國對美國順差，而是印度和東南亞對美國的順差，并不解決美國的問題。

　　這充分表明在經濟全球化的框架下，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已經超過了雙邊范疇，其中的問題，除了兩國要根據(jù)經濟全球化的需求大力調整自身的經濟和產業(yè)結構之外，還要積極同亞太地區(qū)的國家(如日本和印度等)積極合作，共同解決貿易失衡等問題。

　　中美經濟關系現(xiàn)在的相互依賴程度很高，可以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國很難實行有實際意義的單邊懲罰措施。由于美國國會議員看重的是選票，在任何問題上都以取悅于選民為最終目的，因此很容易將問題政治化。

　　美國國會的一個特點，就是在某個法案提出時，支持的呼聲往往很高，但是真正到了投票通過有切實法律效力的法案時，各種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甚至是沖突就會浮現(xiàn)出來，結果是投贊成票往往占少數(shù)。針對中國的議案尤其如此。因為盡管國會議員大部分對貿易失衡不滿，但各個州的利益不一樣，因而具體要求也不一樣，因此出現(xiàn)分歧和矛盾。比如在

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如果升值太大太快，那么不僅損害中國的利益，也同時損害了美國相當一部分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這種聲音到最后可能就會不了了之。

　　格里斯沃德：Baucus-Grassley法案通過的可能性還是很高的，雖然我認為這個法案沒有必要。但是就算通過，它也只是立在紙上的一些文字條款,不見得真的就會嚴格實施。它的象征意義大過實際行動的意義。它只是表現(xiàn)出了國會的姿態(tài)，因為它不會對雙邊關系產生實質的損害，不會像舒默法案那樣苛刻。

　　其實美國從對話中獲得了很大的利益，現(xiàn)在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每年增長20%。造成戰(zhàn)略經濟對話的障礙可能是政治層面的問題，國會給政治的分數(shù)太高了，然后就暫時忽視了經濟上的利益。

　　經濟觀察報：從您的角度看，哪些問題還應該被包含在本次對話中，但卻都被大家遺忘了？

　　黃靖：首先，如果把問題放到一個更全球化或區(qū)域化的視角，比如把日本或新興市場國家也納入到對話中來，那中國的壓力可能就不會這么大。對中國而言，人民幣逐漸升值大概是難免的，重要的是要把握好深度和速度，如果升值過快，那也無異于拔苗助長。

　　其次，中國應該堅決地表明自己的需求，比如讓美國減少不必要的高科技禁運。中國對美國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貿易順差，不是因為中國不買，而是因為有很多高科技的東西，美國不賣。

　　格里斯沃德：這次對話基本上囊括了大家關心的問題，比如清潔能源、環(huán)保、

知識產權、開放金融市場，當然還有人民幣問題。我現(xiàn)在想不出有什么還需要增添的議題，但是我倒覺得有些問題不應該被擺在談判桌上。

　　比如，國會給中國施加壓力、敦促中國實行一些立竿見影的人民幣措施，這有點缺乏理性，解決這個問題沒有一個捷徑，這是一個持續(xù)的、動態(tài)的過程，因為造成巨大貿易赤字的一個基本原因是兩國之間不同的投資水平，因為中國具有很高的儲蓄率，這些儲蓄率又有一部分流向國外進行投資，這也導致了中國經常項目的巨大盈余，而美國人不儲蓄，儲蓄率很低啊。這也是赤字的一個因素。

　　但是中國還是應該多給匯率問題一點靈活性，持續(xù)地進行金融市場改革，信守加入WTO承諾。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