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義桅：中美戰略對話可平息全球化陣痛

　　趙奕

　　在美國總統布什的任期還剩下一年多的情況下，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的未來，目前也成了人們的關注點之一。此外，美國國內各州、各階層對中美經貿關系達到了何種程度的共識，其實也影響著這一對話機制的作用。

　　《第一財經日報》日前就這些問題采訪了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王義桅副教授。

　　《第一財經日報》：就目前情況看，美國國內并未就全球化過程中，美中兩國應如何處理彼此關系達成共識？

　　王義桅：實際上，美國經濟全球化的過程，決定了它內部各個州之間的經濟不平衡。以前，美國認為世界經濟全球化就是世界經濟美國化，但現在的情況是：美國經濟全球化了，而它自己的決策很難影響自己的經濟，它的經濟主權反倒已經被全球化了。

　　難以調控自己的經濟，這是美國人感覺到非常憂慮的�，F在美國的發展動力不僅來自美國經濟本身，甚至來自“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的崛起。所以，美國中部、南部的一些州，也就是美國一些傳統工業的所在地，肯定要受到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的產品沖擊。美國現在“怪罪”中國，只是把中國當作其全球化痛楚的“替罪羊”而已。

　　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似乎是得益方，因為中國處在浪尖上。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既給中國機會闡述自己的理念，又讓美國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樣大家才能認清這個問題的復雜性。

　　《第一財經日報》：作為增強兩國之間溝通的方式，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能否應用到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系中？

　　王義桅：我建議中日之間也應該建立類似的戰略經濟對話機制，或者中美日三國進行三邊的戰略對話，因為中日之間其實是有共同戰略利益的。

　　中日是全球最大的美元資產持有者，日本有68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中國有4500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日本的外匯儲備長期以來是第一位的，而現在中國超過了日本。中國和日本如果聯手起來，那么將會獲得更多與美國談判的砝碼，實際上這是美國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美國一直希望加強與日本的關系，通過軍事同盟等來拉近與日本的距離。

　　目前，中日關系在溫家寶總理訪日后正處在一個平穩發展的時期。從長遠角度看，我們應該可以借鑒中美對話的模式來解決中日之間的很多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利用戰略經濟對話來解決中美關系中經濟問題的方式，在布什政府之后會不會得到延續？

　　王義桅：應該說美國不管誰上臺，這一機制都需要延續。但是人可能換掉，比如保爾森可能會離任。在戰略經濟對話之前，中美之間有個高層對話機制，由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和當時的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之間舉行副部長級對話，但這個機制的作用沒有目前的對話機制突出。

　　并不是民主黨總統上臺，或者來自共和黨的另外一位總統上臺，中美目前的對話機制就失靈了，而是要看對話的級別和商談后的效果。

　　戰略經濟對話是謀求以對話的手段來解決問題，而不是通過制裁和訴訟等其他方式。所以，布什的繼任者上臺后，在中美經貿關系上最大的問題是怎樣使用這個機制，使它發揮最大作用。

　　不過，現在有觀點認為，民主黨總統上臺后，可能會對戰略經濟對話不太熱心。民主黨一般來說代表美國的“草根階層”，也就是代表了全球化過程中的“失意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