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高偉：農行支農要有量化考核指標

　　徐以升

　　1月份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了農行改革的思路，也就是“面向三農、整體改制、商業運作、擇機上市”的十六字原則。如何面向“三農”推進農行改革，是央行牽頭成立的農行改革小組最為關注的問題。帶著相關問題，本報專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高偉博士。

　　政策優惠扶持農村金融

　　《第一財經日報》：東部和中西部的農村金融市場差異很大。我在江蘇蘇南和蘇北的調研就能體會到這種差異，比如蘇州張家港市，連招行都即將要在這里設立縣級支行，市場競爭很充分，張家港市農行的年贏利能達到五六億元，而欠發達地區就是另一番景象，分支機構的生存都成問題。你如何看待農行發展面臨的地域差異？

　　高偉：在經濟發達地區，農行服務“三農”沒有問題，我們的調研也發現，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這里經濟發展水平很高，鄉鎮企業多，利潤點多，利潤空間大，金融競爭也激烈，農行會主動服務“三農”。在一些富裕的村鎮，農行已經設立了分支機構，不僅農行，建行也在那里設立了分支機構。

　　而在經濟落后地區農行的生存比較困難，不僅農行困難，所有的金融機構都比較困難。這說明什么問題？金融環境很重要，現代金融企業的建立和生存需要一定的金融環境。在經濟落后地區，如何發揮農行縣域金融主渠道作用呢？我認為，在經濟欠發達地區，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服務“三農”，要有具體的優惠政策，要有稅收減免，要有具體的量化考核指標。

　　《第一財經日報》：1月份金融工作會議在農村金融發展這個領域也明確提出政策優惠問題。你認為可以采取的優惠政策有哪些？

　　高偉：一是建議將部分財政支農資金以利息補償和風險補償的形式，用于對農村金融機構在支農信貸經營中的損失補貼，以支持農村金融組織擴大支農資金投放規模，發揮財政支農資金使用的乘數效用。

　　二是對不同地區的農村金融機構的分支機構實行差別稅率政策，將減免稅與存貸款比例掛鉤，引導資金回流農村。建議以縣為單位，按經濟發展水平劃分貧困縣和非貧困縣，貧困縣免除所得稅和營業稅，非貧困縣免營業稅、所得稅減半征收。

　　三是科學劃斷政策性業務和商業性業務，對農行剝離的扶貧貸款業務，國家應采用招標方式，由多家金融機構平等競爭貼息優惠。農行也可以參與，公平競爭。農行是商業性銀行，不宜做太多的政策性業務，承擔一部分也可以，但要有補貼。

　　當然，這些政策要一視同仁，這些規定不是專門針對農行的，是針對所有欠發達地區的銀行類金融機構的。要重視公平競爭。唯有競爭，打破壟斷，才能實現利率在宏觀調控下的市場化，改善農村金融服務。

　　《第一財經日報》：你在前面提出，在出臺優惠政策時，要有具體的量化考核指標，這該怎么理解？

　　高偉：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這些量化指標可以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縣及縣以下金融機構要想享受稅收減免，必須有個前提條件，那就是支農貸款要達到新增存款的一定比例之上，否則就不能享受稅收優惠。這個比例是多少，要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來確定。

　　第二，是規定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村金融機構，每年的新增存款，在扣除準備金和備付金后，要有一定比例的資金(比如20%)用于當地。

　　第三，是加強對縣域資金流動的監測，限制在縣域的金融機構在系統內上存資金比例。可運用差額準備金制度，對上存資金比例過高的金融機構，提高超額準備金的比例，并下調超額準備金率。

　　在調研時發現，銀行系統內上存資金是縣域資金流出非常重要的渠道。各家國有商業銀行通常規定基層行將存款的一定比例繳存上級行，包含法定存款準備金、一級準備金、二級準備金等。一些銀行要求縣支行除繳足法定存款準備金以外，還要分別按存款的6%和20%的比例上繳總行、省分行，作為一級、二級存款準備金。

　　不良資產處置要講效益

　　《第一財經日報》：農行改革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處理將近7000億元的不良資產？

　　高偉：為了農行下一步更好地面向“三農”、服務“三農”，國家要幫著農行減負，化解部分不良資產，輕裝上陣。

　　農行的不良資產是歷史上形成的，有政策上的原因，也有農行自身經營的原因，很難分清，國家幫著化解一部分也在情理之中。但是至于化解多少，需要政府與農行協商。政府在使用這筆錢時，也要考慮這筆錢的使用效益，考慮這筆錢的社會效益，考慮這筆錢的比較效益。幾千億元，這可是個大數字。

　　這幾年我研究農村金融發現，農行很重要，是農村商業性金融的重要組成部分，但農村金融很大，金融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加快建立健全適應‘三農’特點的多層次、廣覆蓋、可持續的農村金融體系。健全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充分發揮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其他金融組織的作用”。健全農村金融體系，需要花錢的地方還很多。

　　《第一財經日報》：你的意思是，將農行不良資產的處置成本放到整個健全農村金融體系的成本中考量？

　　高偉：是的。我也做過一些估算，這里我想談兩個數字，與處置農行不良資產幾千億元的成本進行比較。

　　一個數字是70億元。我國需要發展農業保險，這是社會各界的共識。我算過一筆賬。假定對水稻、小麥、玉米和大豆四類主要作物開展政策性農業保險，即便按畝均保費就高收取，財政提供50%的保費補貼，提供5%的經營管理費補貼，并按總保費的10%計提巨災風險基金，在糧食主產區按70%參保率計算，總共需要財政補貼70.96億元。每年70多億元，就可以在全國糧食主產區啟動主要農作物保險了。

　　第二個數字是50億元。我在調研中發現，一些國際慈善機構在我國云南、貴州等地發展了一些社區綜合項目，社區基金是其中的子項目，取得了一些經驗。像這種有利于農民的好事，政府也可以做。社區基金的原始本金可由國家扶貧資金、地方政府和捐助性資金共同出資，如果每個社區基金以行政村為單位，控制在3萬元左右，我國共有67.8萬個行政村，貧困落后、交通不便地區行政村按1/4的上限估算，在全部貧困村建立社區基金，總共需要四五十億元，如果分3年實施，每年也就需要10多個億，問題不大。50億元，基本就可以解決偏遠落后地區農民最基本的資金需求，包括生產和生活的。

　　一個50億元，一個70億元，與幾千億元相比，不是個大數字，卻可以很好改善農村金融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