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長江/文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際，中國歷史尖銳地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應該如何評價？再一個是長期積累下來的牽涉著千萬人的大批冤假錯案如何處理？歷史走到1978年，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須有個明確的回答

　　歷史走到了一九七八年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幫”以后的中國，往后的路怎樣走？

　　1977年底，我從國務院科教組調到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擔任研究組組長之后，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1976年到1978年，短短的一年多時間里，人們好像一下子成熟了。所看的，所想的，幾乎都是相同問題的相同認識。這是一種新的歷史現象。這種現象使人想起了馬克思的一段話：“由于判斷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會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來到了一定時候，人們就驚奇地發現，從前沒有看到的東西現在到處都露出自己的痕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四卷366頁》)

　　1978年的中國，很像馬克思講的這個“一定時候”。許多本來就擺在眼前的事實，因為精神的麻木，卻視而不見。現在一下子都顯露出來了。“四人幫”粉碎以后，人們的目光、思想，不約而同地一下子集中到以下幾個問題上面：

　　1976年，人民為悼念周恩來總理、聲討“四人幫”而被定性為“反革命”的所謂“天安門事件”，必須平反；

　　被誣為 “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總后臺”的鄧小平的冤枉必須昭雪；

　　一大批殘害老干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冤假錯案必須推倒；

　　以鄧小平、陳云為代表的一批有經驗有威望的老革命家必須盡快出來參加國家事務的領導工作；

　　“四人幫”編造的一系列壓迫人民的所謂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的“理論”必須批判。

　　以這一套“理論”為指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必須重新評價。

　　這些想法，在不久以前還被認為是大逆不道的。粉碎“四人幫”之后，一下子變成了廣大干部和老百姓街談巷議的大實話。把這些事關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原則問題講出來，擺明了，這是不容回避的歷史責任。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呢？華國鋒、汪東興提出的辦法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樣一來，撥亂反正就無從談起。因為“四人幫”的許多“理論”、政策，正是毛主席看過的，閱過的，點頭同意的。最突出的是文化大革命和大批冤假錯案的問題。

　　汪東興說：“不能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沖擊，就把文化大革命說得一錢不值，最壞的是把矛頭對準毛主席”(在中宣部和中央直屬機關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上的講話)。

　　又說，“文化大革命成績是主要的，是毛主席肯定的，不能批‘四人幫’把毛主席也批了。”(在山東視察時的講話)

　　當時，負責宣傳工作的耿飚同志就說，如果按照“兩個凡是”，“四人幫”等于沒有粉碎。

　　這就是說，歷史等于又要倒退到1976年以前。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際，中國歷史尖銳地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十年動亂的文化大革命應該如何評價？再一個是長期積累下來的牽涉著千萬人的大批冤假錯案如何處理？按照“兩個凡是”，文化大革命不能否定；牽涉到千萬人的包括共和國的開國元勛的冤假錯案不能平反。這樣做，歷史能夠允許嗎？廣大人民群眾能夠答應嗎？歷史走到1978年，這個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須有個明確的回答。

　　當時我的心情是有解放，也有郁悶。說解放，是指我終于擺脫了文革中挨整的厄運。文革中激烈的斗爭給我帶來了不堪回首的創傷，猶如做了一場又一場噩夢。說郁悶，是面對 “兩個凡是”盛行這樣一種狀況，十分憂慮。這樣下去，中國何時才能擺脫大災難？

　　我在黨校理論研究室工作，和胡耀邦同志有不少接觸，覺得他思想很解放，又很有魄力，因此對耀邦同志寄予了很大期望。

　　果然，代表歷史前進的聲音終于響起來了，最典型的是胡耀邦所說的話。

　　胡耀邦于1977年3月出任中共中央黨校第二副校長。當時華國鋒兼任黨校校長，汪東興兼任第一副校長，實際工作由胡耀邦主持。7月，胡耀邦指示創辦了黨校理論刊物《理論動態》。這一年12月，胡耀邦又兼任中組部部長，所以他對于當時黨內思想理論狀況和冤假錯案狀況是非常了解的。胡耀邦說：“文化大革命實踐是錯誤的”，“判斷對干部的定性和處理是否正確，根本的依據是事實，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過程，不管是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組織和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在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就是說，判斷事情，只能以客觀事實為準，不能以某個權威為準，包括毛主席所作指示。因為毛主席也會犯錯誤。鄧小平說：“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一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有這回事。”鄧小平說：“這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應該像毛澤東同志說的那樣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2版第2卷38-39頁)

　　歷史走到1978年，到了這個時候，“領袖也會犯錯誤”這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常識，已不能再回避了。也就是說，到了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立意已經是瓜熟蒂落了。這是歷史的產物，不是某個書生“苦思冥想”出來的。

　　鄧小平和胡耀邦的講話，當時給了我很大鼓舞。漸漸地，郁悶減少了，而責任感增加了，覺得自己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轉折關頭，應該努力貢獻微薄的力量，做一點什么。

　　文章的靈魂是“唯一”這兩個字

　　這篇文章不是胡耀邦同志布置的任務，而是在他的思想指導下產生的。

　　“四人幫”粉碎后，最迫切、最現實、最尖銳的問題，是有大量的冤假錯案。如果不平反的話，對國家、民族以及執政黨，都是很大的問題。但是要平反，就碰到一個問題：當時，“兩個凡是”是作為“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志)的社論，作為中央工作的方針正式提出來的。“兩個凡是”一出來，平反就不行。問題尖銳到什么程度呢，尖銳到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平反冤假錯案，或者是堅持“兩個凡是”。

　　當時，中央對黨校提出了一個要求，要研究三次路線斗爭。胡就指示中央黨校研究黨史的同志組成一個研究組。這三次路線斗爭，第九次是與劉少奇的斗爭，這是一個大冤案。第十次是與林彪的斗爭。第十一次是與“四人幫”的斗爭，實際上就是整個文革。怎么研究法，很難辦。當時這個組寫出了一個提綱，胡耀邦看了很不滿意，批評說“怎么光是抄文件”。

　　“光是抄文件”是什么意思？當時剛開完十一大，是華國鋒作的政治報告。十一大的報告有很多正確的內容，但它又肯定文化大革命，說粉碎“四人幫”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還要求全黨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關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理論。這是中央文件，當然不好批評，胡耀邦說的“抄文件”指的就是抄十一大的文件。胡耀邦不贊成抄十一大文件，他要求從實際出發。他把這個組撤銷了，請吳江同志牽頭，另外成立一個組，重新研究三次路線斗爭。

　　研究三次路線斗爭，耀邦同志提出了兩條原則：一是要準確地、完整地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是要看實踐，看實際。這是很解放的了，不是以毛主席語錄、毛主席畫過圈為準了。但是中央黨校有的學員有了誤解，把兩條原則理解成了兩個標準，就是說，判斷路線斗爭的是非，一要看毛主席的指示，一要看實踐。這樣就麻煩了，大量的冤假錯案和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指示的，文革是他發動的、肯定的。如果是兩個標準，怎么能排除平反和撥亂反正的障礙呢？

　　我和吳江同志都認為，兩個標準是誤解，是糊涂觀念，要澄清，要寫文章澄清。吳江說，你來寫吧。所以我們一開始的命題就是 “唯一”，因為我們要解決的就是兩個標準會帶來思想混亂的問題。最初文章標題是 《實踐是檢驗路線是非和真理的唯一標準》，隨后去掉了“路線是非和”幾個字，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楊西光派人送來了胡福明文章的改樣

　　胡福明的文章是怎么回事？關于這個問題，1985年 《光明日報》評論部曾經整理過一個材料，叫做“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寫作和發表的經過”。這個材料是在楊西光同志的建議、指導下整理的，我認為基本的來龍去脈已經說清楚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十幾年過去了，這個材料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各種說法仍然到處宣揚。

　　我現在就以這個材料為根據，作些說明。

　　胡耀邦領導中央黨校研究三次路線斗爭的時間是1977年12月。那時，黨校在耀邦同志鼓勵下，思想很活躍。楊西光當時正在黨校高級班學習，他也參加了這些討論。1978年3月，楊西光到光明日報社擔任總編輯。他和報社的其他同志，都認為有必要根據鄧小平、胡耀邦的思想，寫一篇關于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文章。4月初，理論部主任馬沛文，送來擬在4月11日刊出的哲學專刊大樣，上面有一篇胡福明寫的《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的文章。這是理論部王強華約南京大學胡福明寫的有關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的文章，經過了報社的五次修改。

　　孫長江，著名理論家，《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者之一，見報稿執筆者

　　楊西光修改大樣時，覺得文章提出的問題很重要，但聯系當時的實際不夠。楊西光認為，文章應該進一步觸及影響撥亂反正的思想障礙，要提出沖破禁區的問題。楊認為真理標準不僅是一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一個思想路線的問題。他給馬沛文提出兩點：一，文章要改；二，從哲學專刊上抽下來，改好后在一版發表。

　　《光明日報》在按楊西光的指示修改文章的時候，得知中央黨校孫長江正在寫相同主題的文章。于是，楊西光派王強華把改樣給我送來了。這個改樣我還保留，有王強華寫的幾個字，時間是4月21日。

　　在這之前的幾天，大約是4月12、13日，一個晚上，楊西光請胡福明、我、馬沛文、陶凱(楊的秘書)、王強華參加報社會議，討論怎樣修改胡福明這篇文章。

　　最近，王強華在接受一個采訪中提到這次會議，說當時楊西光問這篇文章的重點應放在哪里，胡福明說應從理論上分清是非，孫長江說重點應放在分清路線是非上。這是事實。但王強華又說“因特殊情況”，孫后來寫成《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等等，這就完全錯了。《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一文，是后來為回答吳冷西的電話批評寫的，作者是吳江，不是我。

　　楊西光為什么很重視這篇文章，又讓人帶著文章請黨校修改？是因為他知道我們正在寫同一文章，更重要的是他受了耀邦影響，想先在中央黨校的理論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目的很簡單，當然是希望得到耀邦的支持。

　　吳江看了這篇文章，覺得寫得有勇氣。那時，我們正在修改《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稿子，吳說，你把兩篇文章捏在一起吧。后來見報的那篇文章，就是我捏出來的。

　　要弄清文章產生的過程，有三點比較重要。一是從一開始就有兩篇原稿，不是一篇原稿。我們一個，他一個，兩個原稿由我捏在一起。第二，文章的核心在于“唯一”。“唯一”是排他的，除了實踐，其他的任何權威都不是標準。這是文章的核心思想，后來這篇文章遭到嚴厲的批判，主要點也在這里，所謂“砍旗”、“丟刀子”等等帽子，都是對這“唯一”來的；第三，文章是路線斗爭、政治思想斗爭的產物，不是純理論的產物。

　　文章是政治路線斗爭的產物

　　只要看看這場爭論的情況，就知道為什么這么說了。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中，談到真理標準的討論時說，“從這場爭論的情況來看，越看越重要。”

　　是一種什么情況呢？5月10日，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這篇文章，5月11日，《光明日報》公開見報。5月12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當天晚上11點多，《人民日報》原來的總編輯吳冷西打電話給當時的總編輯胡績偉，批評這篇文章是方向性的錯誤，政治上很壞很壞。說毛主席思想要經過實踐檢驗才成其為真理，是根本錯誤的。作者的意圖是引導人們懷疑毛澤東思想，目的是“砍旗”。林彪說“一句頂一萬句”，難道一句頂一句還不行嗎？當時的中央副主席，管意識形態，也是中央黨校的第一副校長汪東興，就說文章是對著毛主席來的，他們是代表哪個中央？當時《紅旗》雜志總編輯熊復則說，毛澤東思想只能維護，不能創新，不能發展。堅持“兩個凡是”的很多人都講了話。有人還專門到胡耀邦的家，說你們寫這篇文章，爭論就是你們挑起來的。

　　講講他們的理論。對于 “兩個凡是”，我概括成三個不許：不許檢驗，不許分析，不許發展。不許檢驗，就不是科學，科學是必須經過檢驗的。不許分析，那也不是科學，毛澤東自己就說，一切事物都可以一分為二。不許發展就更不對。理論來源于實踐，實踐是不斷發展的，所以理論也必須發展。這三個不許，是宗教信條的屬性，不是科學理論的屬性。“兩個凡是”自稱捍衛毛澤東思想，實質上是在褻瀆毛澤東思想。

　　再講講他們的手法。那是一場疾風暴雨式的政治打擊，根本不是正常的理論爭論。第一，時間很快。從文章公開發表到嚴厲指責的到來，只有一天多一點。第二，帽子很大，可以被定性為反革命。因為你是“砍旗丟刀子”，“砍旗丟刀子”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主席就是反革命。那時還沒有廢除“公安六條”，“公安六條”第一條就是誰反對毛主席，誰就是現行反革命。第三，態度非常專橫，完全不是平等的講理，而是一種判決。第四，他們是準備組織圍攻的。當時的那個中宣部長，在全國各省文教書記會上說，現在有篇文章，有人說很好，有人說很壞，分歧很大。毛主席當年曾對各省書記說過，凡是這種東西，應該用鼻子嗅一嗅。你看，是用鼻子嗅一嗅，不是用腦子想一想。他還抱拳說“拜托拜托”，這是在啟發各省組織批判，進行圍攻。

　　當時我看到這些情況，覺得這篇文章的確是擊中了要害，為此內心感到充實和興奮。因為這是實實在在通過尖銳的斗爭，來促進國人思考，推動國家向前走，而不是為了評職稱、獲獎、提級而絞腦汁，而下心思。

　　當然，起來反對“凡是派”，頂住他們最有力的是鄧小平。他先是給華國鋒寫信，說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然后是直接批評“兩個凡是”。特別是在6月2日全國軍隊政治工作會議上，他針鋒相對地批評堅持“兩個凡是”的人的觀點。在這次對“兩個凡是”的作戰中，鄧小平、胡耀邦是指揮官，他們還直接參戰，走到陣前去了。

　　小平同志講話以后，各個省的書記都表態，寫文章。這個表態很有意思，不是一下子，而是先看看左鄰右舍。有的是老百姓起來督促省里。有個省遲遲沒有表態，結果出現了一幅漫畫，畫的是各省對真理標準討論表態，說全國只有兩個地方還沒有表態支持，一個是臺灣省，一個是本省。有的省派專人到北京看報，說是如果超過三分之二的省表了態，我們也表態。

　　上述種種情況，明顯地說明這不是一般的理論討論。直接回答問題的理論文章只有吳江執筆的 《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吳江當時任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的文章是從理論上展開，回答吳冷西的“砍旗”論。吳冷西的電話并沒有公開發表。小平同志講話以后，沒有一篇文章再說堅持實踐標準是“砍旗”了。

　　當然，這場討論也有理論的內容，但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更重要、更直接的卻是兩種歷史觀的碰撞。領袖也會犯錯誤，敢不敢于承認這一點，是遵不遵循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問題。“兩個凡是”是典型的唯心史觀。所以，真理標準的文章解決的不僅僅是認識論問題，它主要解決的是：毛澤東是人，不是神，領袖也會犯錯誤。這是這篇文章在當時那種形勢下引起轟動的原因所在。如果不結合當時尖銳的斗爭實際，只是進行理論敘述，那就不會有這種效果。

　　耀邦同志的壓力當然很大。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寫作過程中，耀邦雖然沒有作出多少直接指示，我們也是有意地不過多地找他，但是，我和吳江對文章精神的把握，包括楊西光對胡福明文章的修改意見，都是受耀邦思想的影響。他講判斷路線是非的兩條原則，強調的是實踐標準。我們就是為了說明他的思想才寫這篇文章的。怎樣看耀邦的作用，主要是看精神。有人說，耀邦對文章作了很多很多修改，沒有。大概只是個別字句的改動，實質性的修改沒有。

　　至于作者變成只有一個人，則是個謎。那是1984年，光明日報社搞社會科學優秀論文評獎，時間范圍是三中全會以來。這篇論文發表在三中全會以前，被作為特等獎，排在第一名。該報公布名單，作者署名由當初的“本報特約評論員”變成了“胡福明”。

　　這要是從現在來講，就可以上告，因為這是侵權。評獎獎金是1000塊錢，給胡700塊，給我和吳江300塊。錢是用匯款單匯給我的。我們寫信給當時光明日報社總編輯——— 那時楊西光已經下來了，說這個情況不對，錢不能要，退回去。我就在北京住著，頒獎會不請我參加，也沒有請黨校《理論動態》的同志參加。這是為什么呢？我有證據證明，是會議的組織者有意回避不請。楊西光也沒有被邀請。但在《光明日報》關于這個授獎會的報道中，卻又赫然寫著楊西光參加了會議。我問楊，他十分無奈，不斷說明“我什么都沒有參加，不知內情”。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30年后的評價、感觸

　　近30周年了，由于種種原因，我也早就從中央黨校來到北京的一所大學擔任哲學教授。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始終覺得，這篇文章在理論上、在寫作上都沒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就一篇文章來講，是一般的文章。它只是適應了當時的歷史需要，一種斗爭的需要，在客觀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小平同志已經講得很高了，不能再高了。

　　30年來，步履艱難。實際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跟任何美好的話一樣，也可以變成一句套話；紀念真理標準的討論，如果不實事求是，也可以變成只是一種形式。實踐檢驗很難，實事求是很難，實事求是，首先得是實事啊！

　　人民群眾還是真正尊重歷史的。只是有些官員，只要歪曲歷史能夠升官，就可以把歷史賣掉，歷史也可以變成商品，這是馬克思說過的話。作為當年的一個作者，我的心情很復雜。個人倒沒什么，只是，如果連以真理標準討論命名的歷史，都出現上面所說的種種現象，實在令人遺憾。此風一盛，不免對我們的國家和民族有點擔憂。

　　歷史本來就是這樣。歷史并不是像一朵很美麗的花朵：有很美麗的花朵，也有很齷齪的東西，什么都有，很復雜。但是那個底蘊，那個花的本質，還是在不斷進步的，是美好的。這一點我始終相信。我曾經發過一篇文章，《歷史是由人民寫的》，我堅信這一點。

　　30年來，步履艱難。實際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跟任何美好的話一樣，也可以變成一句套話；紀念真理標準的討論，如果不實事求是，也可以變成只是一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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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經濟觀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