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西方盛行的關于中印的討論中，對中國和印度的崛起頗感“擔憂”，更有夸大兩國競爭關系者，唯恐天下不亂，鷸蚌相爭而漁翁得利，誠然其中也不乏對中印崛起的商機的探討。而拜爾·辛格從歷史、現實及國際格局出發，致力于探索“中印21世紀奮進的另一條道路”，本期是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刊于本版3月23日），她列舉中印之間深厚的共享的、與西方文化相差別的東方文化基礎，針對西方提出的“中印聯合體”設想了五大目標理念，并認為中印攜手引領這些理念，將惠及全球，她認為對于中印而言，經濟的增長是重要的，但“我們必須用合作而非惡性競爭的心態來得到它”。

　　溫情的“東土”

　　據1934年中印文化協會的創立者譚云山（音譯）的兒子，華裔印度人譚中（音譯）說“1957年前后，毛澤東主席在北京印度使館的餐后妙語使主人們大感驚奇，他說每個中國人都希望死后在印度得到輪回轉世”。

　　毛澤東所言的是一個被稱為“歸西”的

神話（字面上“回歸西方”），它是中國社會的再生產物。人們用真誠的祈求來撫慰那些失去至親的人們：“愿逝者返回西方極樂”。這個祈求在中國傳承了近2000年，佛教徒們稱印度為“西天”（西方的天堂）或“中天”（中央的天堂），稱他們自己的祖國為“東土”（東方的大地）。毛澤東正是這一沉淀在中華文明中的珍貴信息的傳達者，展現了中華文明對鄰邦印度柔軟溫情的一面。

　　在印度如今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國的這種傳統，我也是于20世紀90年代在達特茅斯時，從我的研究生那里得知的。我最近在臺灣的訪問更是印證了這一觀點。不僅僅是因為看到遍及全國的佛像，還因為它尊重自然、長者和賓客的基本文化習俗。

　　有一件事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2005年3月在臺北陽明大學一場宴會，安排我食宿的接待人員在宴會時得知了我是一名素食主義者，眾多人士出席，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盡管他們都是非素食主義者，卻都點了素齋。這甚至在印度也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城市中的知識分子階層中不會如此。在美國，更沒人可以想象這種行為。在西方世界中，個人選擇被強調重于集體思想，如他們的家人、親戚、朋友或社區。我作為一名客人在臺灣所見識到的中華文化使我相信中國和印度的關系處在一個更深層的水平上。

　　我有一天在慈濟大學做深入訪問，特別是對于他們的醫學院，那真使我大開眼界。他們擔任著令人羨慕的職位，因為他們能擔保，千萬人在死后可以捐出他們的遺體來貢獻醫學教育。這不是因為他們會提供任何金錢獎勵，而是他們這種處理遺體的方式符合中國佛教徒的傳統和儒家“死而后已”（在死后也要貢獻于他人）的思想。他們崇高的思想和對事業的投入有感于其創始人達瑪大師程云（音譯），她把慈濟基金用于為人民服務，包括中國內地。

　　真正地貢獻于為人民服務就可以克服一切險阻，消弭任何，形成合作。中印關系一定要采用這種方式。

　　消弭罅隙

　　2006年12月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孟買總領事，尊敬的宋德亨先生在印度海軍作戰學院的演講中公開聲明了這樣的價值觀。“在經歷了幾世紀的被壓迫和蹂躪之后，我們注定要在世界舞臺的中心再度崛起，但我們必須走一條和平發展、互利共贏的道路。畢竟，與我們兩國間2000多年源遠流長的友好交往相比，那些不愉快的經歷是那么微不足道，我們都應該設法將那些忘掉。”

　　他繼續道：“中印之間的友好往來可以上溯到2200多年前，那時一些中國商人翻越喜馬拉雅山，到達了印度大陸。自此以后，商人、僧侶和使節們穿梭往來于中印之間的腳步將這兩個偉大民族更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兩種偉大的文明也受益于這種密切而廣泛的互動交流：印度成為了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的西南終端，中國人民的精神也因為印度佛教的傳入而豐富，同時印度人民也從中國學到了制糖法，這就是中國在印度語中被稱為”CHINI“的原因。我們的友誼與合作可以上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那時我們都在法西斯的鐵蹄下為自由而戰。

　　印度和中國在1954年有了一個非常良好的開端，雙方同意以五項基本原則（Panchasheela）作為發展兩國關系的基礎。這些原則規定：和平共處，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這些原則形成了不結盟運動的基礎，吸引了世界上大多數希望遠離昔日美蘇陣營的國家。但五項基本原則卻未被有效地執行，1962年中印之間的戰爭粉碎了在面對世界各項事務上形成一個東方領導力的夢想。

　　1979年2月，印度外長Atal Behari Vajpayee的高層訪問打破了這一歷時17年的僵局，為中印關系的發展鋪平了道路，由此至今，中國已成為印度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其貿易總額高達200多億美元。但印度對中國總有著揮之不去的疑慮，盡管其中有實有虛。主要是中國的軍事雄心、政治體制、戰略防御以及與巴基斯坦的關系造成了印度人心中對中國的爭議。印度如今還面對著一伙名為”毛派主義“或”Naxals“（當地稱他們的運動起源于Naxalbadi）的暴力分子。

　　中印聯合體

　　印度是一個古老的國家，由于印度的知識分子普遍西化和精英化，他們認為印度的文化和傳統是落后、當被鄙視的。但擁有言論與行動的民主自由，這也符合她的傳統文化。任何嘗試驅除這種文化的行為，都將得不到賞識。

　　中國與印度大眾有了更好的聯系，但這是依賴于千百年的文化。中印之間的關系更有可能在文化和傳統的基礎上成長，而非依照西方世界的標準和方向成為彼此經濟”競爭“中的對手。經濟的增長是重要的，但我們必須用合作而非惡性競爭的心態來得到它。因為那將不可避免地帶來猜忌和自我沖突。歷史上，西方世界制造了眾多的不同民族間的紛爭，至少在500年里，他們嘗試著制造爭端以使自己處于優勢，這一切往往從經濟領域開始，以后發的軍事行動相脅迫。這就是殖民者們入侵印度和東方世界其他地方的方式。

　　問題在于，中印能否在近期就聯合起來成為西方經濟利益集團所謂的”中印聯合體“，并意識到這正是采用修正措施，引領他們的未來脫離西方兩極視角框架的時機。

　　這將是一項艱巨的挑戰，新加坡國力大學LKY公共政策學院院長Kishore Mahbuban縱觀東方歷史作出概述，他全面看待印度在東西方戰線上的位置，并預言了印度未來的獨立的道路。

　　他引用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孫中山的話，孫曾經毫不猶豫地倡導中國向西方學習，他說過，中華文明已存在了幾千年，而西方文明卻只有短短幾百年。中國人不能脫離舊俗走向現代。這就是中國人被人稱為最保守的國家的原因，也是累積貧弱的原因……今天我們的國人全然無用，除非我們在未來以西方文明為榜樣，我們就能輕易地轉弱為強，推陳出新。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去西方世界探詢新氣象，然后再回到東方來看看這些舊東西，如果我們中國人可以做到這些，那么除舊布新就不是什么難事了”。中國已準備好聽取孫中山除舊布新的建議了，并將在與印度的合作中付諸實施。

　　西方對中國和印度的擔心也許不是“中印聯合體”將用西方的科技來增強她們的GDP和軍事實力（西方依舊保持著他們上半個世紀的優勢），而是中印將改舊約為新俗，那到時的西方就很難與之匹敵了。

　　西方世界所秉承的民主和外交理念可以被中國和印度采納，以此來創建一個更為公正、自由的環境，而不再需要用時時的操控來維持一個零和游戲。相對于當今世界上的主權國家，圣雄甘地對民主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甘地曾談到：“民主概括起來說是一門藝術一門科學，牽動著整個自然，經濟和一種精神源泉，來讓各領域的人來為大家共有的利益服務”。民主的理念亟待發揚光大，唯有如此，公民才能獨立。

　　五個目標理念

　　中印兩國應當領導推行一項惠及全球所有人福祉的理念，這首先要從如下地區開始：印度的克什米爾和中國的西藏，還有那些臨近的區域（巴基斯坦，尼泊爾，中國臺灣等），喚醒人們對自身所在領域的影響力。由于當今世界暴力犯罪和恐怖主義泛濫成災，甚至西方世界也在焦急地思索著新的解決方法。

　　全球都在注目環境污染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由此也引發了新的思考。西方公眾對日益臨近的全球變暖問題、資源耗竭問題煩躁不安。西方政府一直在指責中印兩國在溫室氣體排放中的潛在持續作用。雖然西方國家的社會結構已變得十分松散，但我相信，那里的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的、天人合一的東方哲學卻相當崇敬。中印兩國所面臨的挑戰是要跳出固有模式來思考，也許她們能在自身流傳了千年的古老智慧中找到答案。

　　我們需要重新定義Panchatantra（5種方法）和Panchamantra（5個目標），人類不再有種姓和信仰的分別，共同建立一個超越政治、軍事紛爭的新世界。我對Panchatantra的試探性建議：讓公民普遍享有健康；接受啟蒙的教育；擁有豐富多彩的生活；遠離暴力沖突；生活在公正的權力體系下。而Panchamantra應該是獨立、自由、追求真理、包容差異，

和諧社會。

　　作為一個自古以來就是有組織的社會，中國在實現“Panchatantra”的進程中可以提供強有力的領導。而印度具有傳統悠久的哲學，藉此印度可以為“Panchatantra”發展一套詳盡精辟的闡述，并為諸如“民主”，“人權”，“行政”，“主權國家”，“社會財富保障”的現行術語重下定義。

　　（華琦敏譯，有節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