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于曉娜 蔣云翔

　　AMF(Asian Monetary Fund亞洲貨幣基金組織，相當于亞洲的IMF)真的就要來了嗎？

　　5月5日，東盟10國與中日韓三國(下稱“10+3”)財政部長發表聯合聲明稱，同意在亞洲建立外匯儲備體系，作為避免未來金融危機的區域性措施之一，區域內任何經濟體在面臨貨幣危機時都可動用這一儲備。

　　此前，亞洲8個國家之間已經簽署了800億美元的雙邊互換信貸協議，以協助抵抗外界對亞洲經濟體的投機沖擊。不過，亞洲主要的國家并未真正啟動這些協議。而此次協議提出建立一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外匯儲備庫，將促進外匯互換機制機構化，因此各方給予較高評價，更出現了此次協議是AMF雛形的樂觀論調。

　　但專家認為，外匯儲備體系的實體化面臨亞洲各國的博弈，尤其涉及到

中日關系，要實現AMF的實質性突破則非常困難。5月9日，經濟學家謝國忠在接受本報專訪時更坦陳，基于中日雙方的博弈，再加上很多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將與美國的關系放在首位，“下一步會困難重重，不會有突破性進展，換言之，AMF難有未來。”

　　日本推手

　　此次亞洲13國共同發起外匯儲備庫的決議主要緣自《清邁倡議》。而《清邁倡議》的主要推動者則是日本。

　　謝國忠表示，當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結束之后，由于亞洲國家不滿IMF在危機當中苛刻的支援條件，有意建立獨立的地區金融體系，在此背景下，日本提出了AMF的設想，倡議組成一個由日本、中國、韓國和東盟國家參加的組織，籌集1000億美元的資金，為遭受貨幣危機的國家提供援助。但由于美國的反對，以及包括中國在內一些國家并未明確表示支持，日本不得不放棄這一構想。

　　“因為一旦地區性的貨幣基金組織建立起來之后，國際性的IMF就沒用了。”謝國忠表示。

　　尋求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是日本提出這一概念的初衷。謝國忠指出，在此之前，日本在亞洲的領導地位是通過貿易和外援實現的，但目前，這兩大強項都在逐漸式微。

　　例如，東南亞金融危機時，中國的貿易規模僅為日本的一半，現在已經變成日本的2倍，亞洲地區的貿易中心已非中國莫屬。而外援方面，日本的發言權也不如以往。

　　“對日本來說，在金融體系當中加強其主導地位，是最佳選擇。”謝國忠指出，目前，日本的股市市值大約是4萬億美元，債市規模約5萬億美元，加上其它部分，日本的金融資產已經有15萬億-16萬億美元，該數字可以說是遙遙領先于中國的6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的3倍。

　　為了在金融領域確立主導地位，此前，日本也提出過“亞洲債券”(Asian Bond)概念，實際上也是變相做AMF的事情，但后來由于缺乏主要國家支持，也不了了之。

　　此后，日本再次提出建立外匯互換機制，當亞洲國家外匯不足時進行相互防御，這一次獲得了包括中國在內的12國的認同。2000年5月在泰國清邁舉行的第二次10+3財長會議達成了“清邁倡議”，即在10+3成員之間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協議安排網絡。此后，10+3成員之間就雙邊貨幣互換進行了磋商，并達成了一些雙邊協議。日本推動的亞洲金融合作至此才有了實質性的進展。

　　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高海紅曾參與中國財政部委托的對《清邁倡議》進行評估的研究。她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清邁倡議》的主要目的是建立區域救助機制，其運作核心是在參加國之間建立的雙邊互換協議。這種雙邊互換的雙邊性質，其象征意義大于實質意義。一是可用資金太少；二是在啟動程序中簽署國實施協議與否具有選擇性，沒有法律約束力，在危機真正發生時能否發揮作用還有很大的疑問。

　　因而，她認為此次協議最大的意義在于通過建立一個外匯儲備庫，增加了可用救助資金的規模，并且促進《清邁倡議》的機構化進程，比如在可能的時候建立監督實體，使《清邁倡議》具有制度安排，起到類似貨幣基金的作用。

　　她認為，下一步的核心問題是如何確定各國拿出多少儲備放在這個池子里，如何確定與各國貢獻相配的決策權重。這里面涉及到各國的博弈，本地區兩個主要國家中國和日本之間如何協調是關鍵。

　　據外電報道，中國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在此次財長會后指出，推進《清邁倡議》多邊化在亞洲有重要意義，建立具有法律約束的外匯儲備庫，在正常情況下由各國自己管理，一旦出現危機和風險，就由各國共同管理應對危機。他希望最好在2007年底的“10+3”首腦會議前能拿出更具體的措施。

　　高海紅認為，中國的積極參與對《清邁倡議》的簽署及此后的推進起了很大的積極作用。中國認識到作為一個大國，在區域中扮演的角色是全球角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此外，中國同周邊國家的經濟聯系也更加密切，積極加入區域金融安排的是中國現實的需要，符合中國的自身利益。

　　不過，具體到外匯互換機制的效用，謝國忠則認為實際利益可以說是微乎其微。謝國忠指出，由于目前亞洲各國的外匯儲備均已十分充足，亞洲再度爆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大。目前，亞洲的資金主要還是在股市，除日本之外，外資參與亞太股市(含印度)的資金大約有5000億美元，這部分資金主要在香港，而亞洲國家的外匯儲備除日本外，已經有2萬億美元。

　　外資若出現退潮的話，亞洲經濟會出現貨幣貶值，股市下跌等問題，但金融危機就目前來看是不可能的，因為外匯儲備非常充足，是外資參與的4倍。就中國而言亦是如此，因為中國有1.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并且中國對金融機構的危機是可以控制的。

　　AMF下一步

　　謝國忠認為，外匯互換機制的合作象征性意義更大，而下一步要上升到AMF則是非常困難的。亞洲外匯互換協議到現在簽訂了800億美元，這相對于亞洲3萬億的外匯儲備來說，還不到3%，實在是太小了。

　　他指出，再往前推進的話，各國之間的分歧就會出現了，比如，由日本牽頭還是中國牽頭？這兩個國家任何一個牽頭，都可能引起其它國家的“懷疑”，所以現在要通過東盟。但東盟太小了，經濟總量還沒韓國大，只有中國的1/3。

　　而且完全降低IMF的地位，對中國來說沒有什么好處。因為中國的貿易歸根到底是與其它國家之間的貿易，過分突出地區化對中國貿易不利。

　　所以說，“AMF的方向阻力很大，現在要在這方面有所突破的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謝國忠稱，從金融危機到現在已經10年了，10年之內亞洲8個國家之間簽署的雙邊互換信貸協議只有800億美元，而且還沒有具體的操作細則，800億是否只是賬面上的數字，還是要進行具體的分配和管理，都沒有說法。

　　謝國忠指出，亞洲金融領域的合作要實現突破，必須是在實現自由貿易之后。而自由貿易的實現，也有賴于中日的協調。在自由貿易的問題上，謝國忠稱，中國已經把自己的大門打開，讓外國人來賺錢，“中國GDP的20%是外國公司創造的，這在世界上其它國家都是沒有的事，現在，如果中日之間的自由貿易，如農產品等領域能夠有所突破的話，對整個亞洲地區之間的合作更有意義”。

　　此外，AMF的實現還會受到來自美國的壓力。謝國忠稱，目前的亞洲外匯互換機制有點類似于“東亞”地區概念，但“東亞”概念不加入美國的話，是很難成功的。“問題的根本就在于，現在很多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新加坡等，都是把與美國的關系放在第一位的，因此，‘東亞’若把美國拒之門外，是不現實的。”

　　而且，很多亞洲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往來都比彼此之間的大。因此，謝國忠指出，亞洲各國首先要在政治上有理念突破，才能在經濟上有“下一步”的可能。

　　(本報記者吳雨珊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