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局長從改革開放初期的輝煌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尷尬，在中國告別了一切以GDP為本的時代后，他們又該如何轉型

　　文/本刊記者 鐘加勇

　　歷史往往會以驚人的相似出現，在那個曾經激動人心的大煉鋼鐵時代，很多人就此成為伐木英雄，后來，環保重要了，很多人又成為植樹英雄。我們無法否認兩代人截然相反的努力，他們身處不同的歷史背景，沒有對錯，只是完成了一個輪回。

　　招商亦然。與改革開放初期不同，現在的招商局長處境尷尬。這些人是第一代功臣，但他們的輝煌過去了。改革開放之初招商當道，一切放膽大干，這些人很吃香，但現在，他們面對的形勢是：國家在千方百計調整投資結構和經濟增長方式，平衡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限制土地，保護環境，而地方政府卻還在拼命招商引資，以GDP為本。招商局長夾在中間，如深陷淤泥，舉步維艱。他們的命運將如何終結？

　　一個縣24個招商局

　　2007年4月5日，清明節，來自蘇北的范揚還在上海招商。

　　

出租車繞過上海中山西路和宜山路正在施工的交叉口后，七拐八拐來到了一個叫做“伊佳親”的經濟型酒店，這里是范揚歷次出差都下榻的地方。“每天只需150元，而且還能上網。”范揚說，在繁華的上海找到這個地方還真不容易。

　　范揚的身份是江蘇省大豐市招商二局的局長，也是大豐經濟開發區的副主任。大豐隸屬蘇北的鹽城市，但地理位置更靠近蘇中，而且東臨大海，距離上海僅230公里(蘇通大橋通車后)。由于地處長江以北，大豐身處的蘇北，未能像蘇南一樣，搭上“長三角”這個

中國經濟的火車頭。現在，隨著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出現投資和空間的飽和，這些城市便開始像當年改革開放的先行者那樣積極招商引資，承接發達地區梯度轉移的產業。

　　范揚的使命，就是收集信息，隨時打探可能從上海轉移的企業，進而完成今年市政府布置的2.4億元招商任務。他領導的招商二局，連同自己在內只有5個人，其他4個人也都分別掛名“副局長”，分赴各地開展招商。他們一個月中，就有半個月是在外地出差。工作方式也沒有一定之規。“一般有個信息，就想方設法證實，然后緊盯。”范揚說。

　　按照大豐市政府的規劃，新成立的第一、二、三招商局是開發區的專職招商機構，與大豐市經濟開發區管理委員會合署辦公。第一招商局側重境外招商，第二招商局側重上海等蘇南地區招商，第三招商局側重國內招商。

　　此外，大豐還設立了一個海洋經濟開發區，該區又設有3個招商局；同時，原來市政府的工業局、輕工局、紡織局、貿易局都改為工業招商局、輕工招商局、紡織招商局、貿易招商局；另外，大豐的14個鄉鎮，每一個鎮都設有一個招商局。這樣一來，大豐這個縣級市共有24個招商局。

　　2007年3月5日，農歷春節、“元宵節”剛過，大豐市政府便轟轟烈烈、敲鑼打鼓地舉辦了“招商人員出征送行儀式”。當天，幾十輛車，24個招商局，浩浩蕩蕩，奔赴各地。

　　范揚這樣的積極分子，則早在2月25日(大年初八)上班的第一天下午就來到了上海前線。當天上午，市政府召開了全體表彰大會。范揚拿到了一塊120克重的金牌——“2006年特別貢獻獎”——大豐以前從沒發過類似金牌，這次整個政府系統也只有7個人拿到，而在招商領域只有他一人獲得。在去年這個時候，范揚還因為招商獲得了鹽城市的“重點項目建設標兵”稱號。

　　范揚獲得殊榮，跟上海紡織產業基地轉移有關。2006年7月19日，大豐上海紡織產業園區項目一期工程舉行奠基儀式，同時宣告首先實施搬遷的上海17棉已落戶大豐。該項目計劃投資20億元人民幣，總體規劃1900畝，由上海紡織控股(集團)公司吸引戰略投資者和合作伙伴共同投資。這是上海紡織業最大規模的一次產業轉移，也是江蘇省迄今為止承接的最大規模的一次產業轉移。

　　“我們這些招商局長只是起到收集信息和聯絡的作用，大項目領導一定要出面才行。”范揚回憶說，當時上海不少紡織廠由于世博會要搬遷，于是他們沿黃浦江把所有紡織企業都跑遍了，后來這個項目卻曾經一度要前往宿遷市的泗陽縣，最后是上級領導和上上級領導出面才落戶大豐。

　　“黃蜂兵團”來了

　　大豐的財政收入2006年將近12億，這個數字在全國縣市排名96位，但跟蘇南的昆山、江陰、常熟、張家港相比，卻只是它們的1/10，這些城市的財政收入都在120億左右。大豐人常說，“經濟決定地位，我們的市委書記僅相當于人家昆山市玉山鎮的鎮委書記。”在這種情況下，招商第一，而且跟政績掛鉤，成了整個蘇北地區的標桿。他們的邏輯是，不招商，沒有工業項目，經濟上不去，和諧也很難。

　　“這不光是政績問題，還是一方經濟和老百姓生活的問題。”范揚說，“現在江蘇北部的山東，西部的安徽、江西，都在大力招商，弄不好蘇北眼看到手的機遇會時過境遷。”最近臺灣臺達電一個1萬多工人的大廠落戶安徽蕪湖，更是加劇了蘇北招商團隊的緊迫感。他們擔心長三角的產業遷移會跳過蘇北到山東，或者往左轉向安徽、江西。

　　于是，大豐招商局長們的任務年年翻番。“我今年的任務是1000萬美元，實際投資要在2.4億。”范揚告訴記者，2005年他的任務從5000萬元開始，2006年變成了1.2億元，今年又翻番成了2.4億元。

　　昆山市，是臺商早期從上海轉移出去的聚集地。現在，昆山由于當地勞動力成本、商務成本提高，城市空間受到局限，也面臨著再次轉移。2006年，小小昆山一下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300多位招商局長，他們似乎已經嗅到臺商意欲西遷和北上的味道。

　　這給昆山臺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及其監事長蔡一明帶來了很大的壓力和負擔，“因為他們這些招商局長一年到頭在這里花了那么多錢，總要弄一點成績出來，你不理他的話，總有一些朋友來找你，你要理他的話就沒辦法了，360天就得天天有。”

　　蔡一明向記者描述說，這些招商局長都是年輕人，多是些科級干部，每個人都有指標，達到了就回去，達不到也別回去了，回去了招商局長也不是他的了。“他們的地方領導一年總要考察一兩次，辦個招商會或說明會，那倒霉的就是我們臺協會了，總要撐一下場面，找找人。”

　　孫業利，是早期上海浦東新區經貿局負責招商的副局長，后來赴英國留學，回國后創立了上海圣博華康投資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已為數十家開發區提供管理服務和引進外資上百個，累計吸引外資總額達32539萬美元。他直接認為這些招商局長的做法只是權宜之計，沒有未來，“他們這樣做是在浪費時間和金錢”。

　　“人家根本不會到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因為你的地價便宜，跟你的關系好。”在孫業利看來，招商并非技巧，而是需要背后有一個很大的體系支撐，包括市場空間、基礎設施、產業配套、基礎資源等等。

　　去年，孫業利帶了一個日本代表團來國內考察，結果看了12個地方，每個地方都是不一樣的優惠，但是他們自己的優勢在哪里都不清楚，大家都說，“只要你來！”其實，日本人之所以委托專業公司來做，正是因為供他選擇的地方沒有特色，這里遠一點，可能稅收低一點，土地便宜一點；那里可能近一點，但是勞動力成本高一點，土地貴一點。他不知道選什么好，因為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做同樣的行業。最后，“搞得商務成本高得不得了。”孫業利說。

　　今年，孫業利在上海徐匯區搞的2577號“創意產業園”項目贏得了上海市政府的嘉獎，也因此接待了許多到這里參觀學習的地方招商干部。“這些區縣級的招商干部在跟我交換名片的時候，無一例外都要我幫他們介紹項目，我最后都拒絕了。”孫業利說，因為我一個人不可能有那么多項目，再說我有項目也不能隨便投，我首先要評估那個項目放到什么地方最合適，而不是因為我認識你，吃一頓飯就會把項目丟給你。所以，他們很慘，連中國人自己都覺得幫不了他們，外國人更不會直接莽然地沖過去。

　　“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黃蜂’來了！”據孫業利的同事們掌握的情況，今年3月份前，至少有4批人涌向溫州招商，一批20人左右。“你想溫州能忙得過來嗎，我說的不光是接待不過來，它有那么多資金去投嗎？”孫業利敲著計算器告訴記者，像溫州這樣的城市在中國有200多個，簡單的乘以80，就有大概16000人去過那些地方旅游考察招商，如果按照每人花費2000元計算，僅直接的交通成本就是3200萬元。“但是招商效果呢？他們如果花這些錢去研究自己城市的特點，突出自己的魅力特點，讓人家來呢？”孫業利說，其實溫州人做生意是無孔不入的，不需要你招商。

　　招商困局

　　全國像范揚這樣的招商局長不計其數，范揚深知自己的處境。他說，“大豐74萬人就有24個招商局，名片都不好意思拿出來。”24個招商局長中，他年齡最長。如果有一天跑不動了，“我會考慮去工會，不想做官”。

　　他向記者坦承自己招商的諸多難處和困惑。首先，在招商引資“全民皆兵”的情況下，沒有人會把項目信息交給你。其次，招商局之間沒有團隊精神，“上海就這么大，大公司就這么多，今天你過去，明天他過去，人家就有不好的感覺。”第三，招商局長明知需通過“市場化運作、企業化經營”招商，但實際工作中因開發區行政體制本身所固有的桎梏無法去實現。客商看你是個“推銷員”，官員把你當個“采購員”，有時確實出現兩邊都難做人的情況。

　　更重要的是，很多項目你挖空心思，百折不撓，但結果可能前功盡棄，而同樣拿公務員工資，同樣的付出，最后領導考核只看結果，不看過程。“這種考核相當嚴厲，下達的任務如果沒有完成就要戒免談話，發黃牌，甚至讓你挪位置。”范揚坦承，心理壓力非常大。

　　范揚的感受并非他個人才有。2006年10月19日，安徽省阜南縣安監局長於俊華因為沒有完成招商引資任務，并被指存在虛報業績被停職。該縣市容局局長任獻彬則因“檢討態度更差”，被就地免職。49歲的於俊華自言“活在莫名的恐懼中。”

　　而在更早的時候，時任江西全南縣環境保護局局長的黃曉峰在當年3月份被縣里免去局長職務，并在全縣通報批評，原因是沒有完成當地政府行政攤派的150萬元招商引資任務。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對此還曾做過一期節目，專門批評了該縣攤派招商任務的做法。

　　實際上，這種把招商任務層層攤派到下屬部門的做法已經成為地方最常見的現象。大豐市亦不例外，除了24個招商局，每個市直屬單位都有招商任務。“我們老干部局的招商任務是1000萬元人民幣。”一位已經60歲的老干部說。

　　范揚向記者描述說，“現在有的地方發展到什么程度，就是一看街上有個飯館開業了，明明是當地人開的，就包裝成浙江客商開的；房子明明是租的，非得說成是自己買的，包裝成投資。”

　　與地方這種近乎瘋狂的招商沖動相比，中央的宏觀導向則已明晰，是要和諧發展，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平衡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保護環境。這也給招商局長們帶來了平衡的壓力。

　　范揚以沿江發展為例說，你要保證你下游平安，用水清潔，那如何補貼上游的農民，中國現在還缺乏這個體系。于是地方有時候根據地方資源特色發展老百姓還不得益，倒不如發展大眾化的化工，口袋有錢。“除非國家財力的調配和轉移支付像公務員調工資那樣，否則地方能做的就少之又少。”他說。

　　無論如何，局勢已經發生變化，如果地方還是按照舊有模式，去拼資源，很快就會走投無路。“大豐市現在一年只能批500畝地，你就是招一個二三十億的項目也拿不到土地。”范揚告訴記者，“現在國家把土地一收，我們很快就覺得沒事干了。”

　　因此，大豐市現在采取的方式是“兩條腿走路”：一、前兩年用地多的，項目進展慢的，搞土地回收，重新發展；二、外資項目國家鼓勵的，高新技術的，1個億美元以上的項目國家可以單獨“點供”。當然，這對大豐這個小地方來說非常不易。

　　“這一輪”已經過去

　　“最后一個特殊政策到此終止了。沒了。”厲有為，全國政協常委，前中共深圳市委書記，一個改革開放的標志性人物，在2007年兩會這樣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他的表情被當作一段歷史的終結來解讀。

　　厲所謂的“最后一個特殊政策”，是指經濟特區外資企業享受15%企業所得稅的優惠稅率。今年兩會，厲有為聯合前深圳市長李子彬等幾位對經濟特區懷有特殊的感情的代表，聯名提案《關于保留經濟特區15%企業所得稅稅率的提案》，試圖捍衛經濟特區的利益。

　　然而，和兩會前人們預期的那樣，沒有任何懸念，全國人大高票通過了“兩稅并軌”的《企業所得稅法》，以一去不復返的氣勢終結了特區特有的利益。雖然法律會給深圳等經濟特區5年以內的過渡期，但2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將成為所有內外資企業不得不遵守的法律原則。該法的通過，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完成了一個輪回，進入新的時期。

　　眾多的招商局長們一定能從中讀出“招商的黃昏”。只是，政策的關門對大豐這樣的后發地區來說，無論如何都算不上好消息。“因為人家走了一個輪回，我們才剛剛上路。”范揚說，“你等人家梯度轉移到你這個地方，很多政策又已經時過境遷。”

　　同樣，招商局長們的仕途之路似乎也變得更加艱難了。與前輩們相比，他們沒有了當時的歷史機會，需要重新開辟新路。用范揚的話說，他們“雖然沒有輪到，但是已經回了”。

　　與厲有為的表情一起凝固的，是國家領導人的新姿態。有些事情多年后注定要進入史冊：中國農民幾千年交皇糧的歷史結束了；農村真正免費的義務教育實現了……有人把和諧社會提出以來的變革歸納為“新政”。

　　范揚有記錄每天工作的習慣，下面是從他第17本《工作日記》中節錄的內容：

　　3月19日，跟汕頭廚具項目的聯系人楊先生通電話，約其陳董24日在上海見面。與林副局長商量禮拜三去安徽浙江考察臺商銅加工項目。陪市委丁書記到“上海紡織產業基地”調研。

　　3月20日，陪同北京中棉紫光科技有限公司的趙副董事長考察調查的棉花生產、收購及棉籽資源情況，為北京追加投資、提高產品附加值打好基礎(項目該已經投資5000萬元，尚要追加1 個億)。吳常務副市長接待了客人。

　　3月21日，與林副局長趁早趕往安徽銅陵，中午抵達。銅陵臺商協會會長王文章、銅陵港務局王總經理接待。王會長帶我們參觀了他的“銅陵大剛金屬”、高低壓開關廠，介紹了欲將大陸的4處企業重組并在深加工上做延伸的情況。

　　3月22日，我們馬不停蹄，又從銅陵趕往寧波，在寧波鎮海見到了王文章的胞弟——王文豪，參觀了“寧波大剛金屬”。王文豪對將現有企業整合到大豐，并擴大投資、延伸產業表現了極大的興趣。我們表示回去之后立即在土地、環保、海關等方面做好銜接。

　　3月23日，凌晨1：30抵滬。上午9：00拜訪漢森公司方經理，主要請其幫助引進韓國的針織項目；下午拜訪麥頓投資的楊副總裁，準備將大豐的一些效益好、前景好的企業引入戰略投資，準備在國內外上市。

　　3月24日，先后到鹽城豐東熱處理有限公司、江蘇凱嘉橡膠有限公司了解情況、準備基礎資料，連夜整理，通過EMAI郵給麥頓劉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