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提示近日有媒體報道稱，8家A股上市銀行2006年年報披露完畢，銀行高管年薪均在百萬元以上。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以446.18萬元年薪居各位行長之首，收入“最低”的是興業銀行行長李仁杰，年薪為101.4萬元。深圳發展銀行董事長法蘭克·紐曼以995萬元年收入成為董事長中的首富，而中國銀行董事會秘書楊志威更是以561.8777萬元的年薪，成為超過本行董事長年薪的董秘。該消息一出，立刻引發了銀行高管薪酬高不高的爭論。

　　焦點1

　　年薪如此高，自己給自己發薪水？

　　有評論認為，上市銀行高管不當高薪是在竊取股東財富。美國高管薪酬10年普增3倍，2005年美國公司首席執行官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平均收入的369倍，1993年是131倍，而1976年只有36倍，今年標準普爾前500家公司總裁的年收入，預期將比去年增加10%至15%。我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也在上漲，盡管絕對數值不能跟美國比，但增長幅度仍然驚人。

　　假定普通工人年薪為2萬元左右，則高管收入與普通工人的收入差距已經處于美國上世紀90年代的水平。以我國的經濟體量與美國相比，這份收入絕對算得上優厚，這還沒有算上年薪以外的收入。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易憲容日前接受和訊網采訪時表示，幾大國有銀行高管是政府任命的，給他們如此高的年薪等于自己給自己發薪水，問題比較多。其他小銀行高管都是聘用的，之前已經談好年薪問題，所以問題少。

　　焦點2

　　銀行效益下降，高管薪酬照樣漲？

　　易憲容說，不能說國有銀行是業績好了才給高管這么高的薪水，目前國有銀行利潤還是自利差收入和政策扶持，所以給高薪不合理。

　　“要討論上市銀行高管薪酬高不高，首先得有個標桿。”著名管理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組織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吳春波昨日說，首先要看上市銀行效益如何。如果銀行效益比往年下降，高管薪酬卻在上漲，就有點不合適了。

　　幾家上市銀行的年報顯示，按國際會計準則，2006年工行稅后利潤增長31.2%，中行凈利潤同比增長52.38%；浦發行凈利潤33.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1%；民生銀行同比增長43%；招行凈利潤增長87.69%，其他各家銀行的利潤增長均在30%至50%的區間內。

　　吳春波說，第二個要考慮的標桿應該是上市銀行的薪酬制度。如果高管能得到多少薪酬已經董事會明確規定，高管拿高薪是當之無愧的。但如果高管憑借權力給自己定高薪，那么他肯定是在超越制度掠奪股東財富。

　　焦點3

　　創造了價值，理應獲得高回報？

　　有網友說，現在的銀行行長們，比的不是工作業績，而是比同級人員的工資水平。一般員工年薪只有2萬元，比起動輒上百萬元甚至幾百萬元的各級行長們，真是少之又少�！敖ㄗh國家要在國家獨資銀行企業高管人員工資方面實行立法，確立最高限額，確立與員工的比例，從而維護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該網友說。

　　在吳春波看來，最不講理的做法就是拿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與普通員工比�！般y行員工為啥不拿自己的工資和農民比呢？和農民比，他們的工資絕對是高薪了�！眳谴翰ㄕf，銀行高管是一種特殊的人力資源，和普通員工不太一樣。高管要承擔高風險、高責任、高壓力，要為公司和股東創造價值，當然也應該獲得高回報。如果和國外同行比，國內上市銀行高管的薪酬也許只是他們的零頭。

　　焦點4

　　太強調平等，不利于人力資本發展？

　　還有人說，銀行高管與普通員工收入差距過大，不利于社會和諧。吳春波則認為，和諧不是平均主義。以馬蔚華為例，雖然他的薪酬在上市銀行行長中居首位，但這個錢由他拿是理所當然的。“拋開公司效益不說，單看招商銀行的管理和服務，就比其他銀行好得多。”吳春波說。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魏杰認為，不能簡單將高薪看作是掠奪股東財富。在現代企業的分配制度中，對企業中任何一名員工即人力資源實行的是工資制，對企業中的技術創新者和職業經理人即人力資本實行的是薪酬制。前者是由人事部門決定的，后者則是由董事會直接決定的。工資是人力資源作為勞動而享受的回報，而薪酬是人力資本作為資本享受的回報。

　　“中國的企業文化往往過多地強調平等，這不利于人力資本的發展�！蔽航苷f。

　　據《中國青年報》

　　從世行行長女友的“加薪”看中國行長們的“高薪”

　　行長高薪曝光，引來爭議無數。

　　如何給銀行高管定工資，是個世界性的難題。當下中國，一方面大家承認銀行高管是特殊的人力資源；但另一方面，在國人收入水平普遍不高、銀行業存在這樣那樣問題的背景下，面對數百萬年薪，大家很容易心理失衡。

　　就在25日，歐洲議會全會通過決議，對世界銀行行長沃爾福威茨利用職權給女友加薪一事表達不滿，明確要求沃爾福威茨辭職。兩條新聞比較，或許不無啟發：在一個經濟深入發展的時代，我們未必為某些人有高達數百萬的年薪而“眼紅”，大家關心的是，這樣的高收入是否有正當來源？如果來源不正當，哪怕只有幾千元幾百元，也不可容忍。

　　改革時至今日，中國人并沒有被渲染的那樣“仇富”，誰仇過姚明、劉翔們之富？民不仇富，而是仇“不明不白之富”。多拿點錢不要緊，關鍵是物有所值———拿多高的收入，要表現出令人尊敬的相應貢獻來。在銀行高管薪酬的確定上，局限于年薪一百萬還是九百萬、是不是比普通工人高出數倍，都有些目光狹隘。重要的不是高管們得到的薪酬絕對量，問題的關鍵是支付給高管的薪酬能否最大化股東的權益，對于他們高收入的監管是否足夠嚴密，收入之外是否還有更多濫權的可能。

　　去年10月，央行副行長吳曉靈曾表態說：對銀行高管必須建立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使經營業績、聲譽機制成為銀行高級管理者參與市場競爭的重要因素，同時強化通過監事質詢等形式，形成問責機制。問題在于，在“薪酬與股東權益最大化”這一市場經濟公認的原則得以制度性保證之前，決定中國銀行高管薪酬的機制是什么？如果高管薪酬經董事會明確規定，高管拿高薪當之無愧；但如果高管憑借權力給自己定高薪，那么讓老百姓如何相信他們不是在超越制度掠奪股東財富？

　　近年來，中國銀行業多名高管“落馬”，暴露出管理上的諸多問題。金融學者易憲容甚至公開表示，目前的體制下，這些銀行的高管基本還都是道德人，而不是經濟人，權力過大而缺少有效監管，出問題不是偶然的。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之下，尤其在“兩個小保管就能偷走5100萬”之類新聞的“余威”之下，我們如何回避單純的行長高工資帶來的負面效應？

　　行長們拿了高薪并不可怕，但在矛盾逐步暴露的時候，卻必須通過設立制度、加強監管、增加透明度等方式加以完善，為他們闡述“高薪”的理由，給公眾一個“交待”，并借此為中國銀行業換取公眾的信任與自身存在的正派感。 (作者系西安媒體從業人員)

　　□畢詩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