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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軍：開創公眾環保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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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這樣寫道：“可以放心地說，如果在北京的戶外廣告板上，把馬軍的頭像與籃球明星姚明和銀幕美人章子怡放在一起，一般的路人恐怕都弄不清楚這個人是誰。但那些知道他的人會堅持說，比起一個體育巨星或電影明星來，中國更迫切需要的是像他這樣的英雄。”
□本報記者 高建鋒
坐在馬軍簡單而整潔的辦公室里，你很難把眼前這位頗有儒雅之風的“文人”，與媒體渲染的環保“斗士”的形象聯系在一起。
《中國水危機》一書讓馬軍聲名鵲起，并最終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國美電器老板黃光裕、臺灣導演李安一起問鼎美國《時代》周刊“2006年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而后來創辦環保非政府組織(NGO)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并開發“中國水污染地圖”、倡導“綠色選擇”，更是讓他背上了敢于挑戰在華污染跨國企業的環保“斗士”之名。
初露鋒芒：《中國水危機》
“可以放心地說，如果在北京的戶外廣告板上，把馬軍的頭像與籃球明星姚明和銀幕美人章子怡放在一起，一般的路人恐怕都弄不清楚這個人是誰。”2006年5月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這樣寫道：“但那些知道他的人會堅持說，比起一個體育巨星或電影明星來，中國更迫切需要的是像他這樣的英雄。”
《時代》周刊如此推崇馬軍的原因在于，他于1999年底出版了《中國水危機》一書，該書分析了中國七大流域各自面臨的水資源問題，書中的觀點是，如果不能改變而僅僅通過工程措施治水的方針，那中國的很多地區會在不久的將來面臨水資源危機。
《時代》周刊認為，這本書對于中國的意義，如同蕾切爾·卡遜(RachelCarson)的《寂靜的春天》對美國的意義一樣，喚起了對未經熟慮、不可持續的發展的潛在災難性后果的警告。
1962年，蕾切爾·卡遜在《寂靜的春天》中作出了關于農藥危害人類環境這個當時可謂驚世駭俗的預言，最終導致美國環保局和第一個環保組織的成立，并使曾獲諾貝爾獎的DDT和其他幾種劇毒殺蟲劑從生產與使用名單中徹底清除。
這本書的英文版于2004年在美國出版，現在已成為許多海外學者研究中國水問題的必備參考書。馬軍也應邀先后在美國環保局、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耶魯大學等學校、機構進行演講。
但馬軍最初與水結緣，卻是從新聞記者生涯開始。1993年，從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新聞系畢業的馬軍進入香港《南華早報》(SouthChinaMorningPost)擔任研究員。
2000年至2002年，馬軍擔任《南華早報》網絡公司北京代表處首席代表，負責協調網站在內地的業務，組織中國報道，同時為報紙撰寫環境專稿。正是在《南華早報》工作的近十年期間，馬軍有機會走遍國內的山山水水，并親眼看到黃河斷流、太湖水污染等觸目驚心的環境事件。而這些事件迫使他尋求水污染問題背后的原因和解決方法。
1997年，馬軍在黃河邊上采訪幾位水利工程師，工程師們認為黃河的治水經驗非常成功，可以復制到其他河流治理上去，但這卻引起了馬軍的擔憂：“黃河已經200多天沒有水注入到海里了，如果其他河流復制這種治水方法后果會變成什么樣子？”
馬軍堅持認為，如果延續原有的治水思路，就無法實現對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于是，他開始深入研究水污染問題，在研讀大量科技文獻、歷史典籍，并進行多次實地考察后，終于在1999年寫成《中國水危機》一書。
重磅出擊：水污染地圖
這本書出來之后，馬軍本想告一段落，但他已經欲罷不能了：“有很多讀者找來，說認同我的觀點，就是如果不改變治水的方略，未來中國的許多地方就會面臨水危機。但他們又問，解決之道是什么呢？在讀者的推動之下，我感到自己需要全力投入環保工作。”
于是，在2002年，馬軍加入博信國際信息咨詢公司(SinosphereCorporation)，擔任環境顧問。在這個為跨國公司在華企業提供環境、健康和安全咨詢服務的公司里，馬軍了解到跨國公司如何從商業角度應對環境問題，同時也深刻體會到，一旦市場的力量被激發出來，可以為環境問題提供某種程度的解決方案。
但市場力量的激發需要來自社會的原動力，馬軍進一步認識到，這種原動力來自于社會對于環境問題的認識和公眾對企業行為的關注。“這種認識和關注在國外有，所以環境(績效)的壓力就從國外跨國公司總部傳遞到國內跨國企業的供貨商，我們(公司)就是幫助跨國公司管理他們在中國供貨商的環境行為。”馬軍表示，這種方式可以為中國環境問題的解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中國自身需要形成本地的環境意識和環境壓力，去促使國內企業解決自身存在的環境問題。
2004年，馬軍作為當年唯一的中國代表參加了“耶魯世界學人”項目，到耶魯大學做為期一年的訪問學者。其間馬軍對中國和西方環境治理體系作了一個對比性研究，并進一步明確公眾參與是國內相對西方最為欠缺的一個部分。于是回國之后，馬軍毅然辭去博信的工作，決定重點推動公眾參與的活動。
2006年5月，馬軍創辦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致力于推動環境信息公開和污染防治。在選擇項目方向時，馬軍認為，水污染是最為嚴重的環境挑戰之一，公眾參與是解決水污染問題的重要途徑，并且這一問題完全是人的行為造成的，也可以通過人的努力來修正。
公眾參與是解決水污染問題的重要途徑，而公眾參與的前提是信息公開。馬軍當時想到，如果把水污染的信息做成一個數據庫，讓人們通過網站較為系統地了解污染信息，就可以促進公眾的廣泛參與。
2006年9月，第一期水污染公益數據庫發布，匯集和整理了全國各省、市水污染信息，并以“中國水污染地圖”的形式展現在用戶面前。
通過點擊這一數字地圖，用戶可以查閱全國31個省級行政區和超過300家地市級行政區的水質信息、污染排放信息和污染源信息，包括超標排放的企業和污水處理廠信息，還可以對各省市有毒有害物質的排放量進行排名。目前，該系統公布的污染企業超過5000家，其中既有百事可樂、三星電子等大型跨國公司的在華企業，也有青島啤酒、宜昌雙匯等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有的是超標排放，有的是違反環評、“三同時”等制度，還有的是被要求限期治理和掛牌督辦而被記錄在案。
據馬軍介紹，系統的數據信息絕大多數是國家環保總局、省級、地市級環保部門提供或者已公布的信息，一小部分是權威媒體經環保或相關政府部門確認曝光的企業。水污染地圖只是對這些數據進行了系統的列表，并注明數據來源。
水污染地圖如同一把利劍，甫一出鞘就被稱為污染企業的“網絡追殺令”；水污染地圖又如一枚炸彈，重磅出擊后讓污染企業心有余悸。
據馬軍介紹，數據公布以后，一些被披露的跨國公司在華企業迫于國外總部的壓力前來溝通，希望能將名單從地圖上撤下。馬軍認為企業能夠主動溝通是件好事，但如果僅僅希望通過公關手段解決問題還是遠遠不夠的。
還有少數跨國公司在華超標排放情況被水污染地圖公布后，經過其總部所在國媒體的報道，在其本國形成了公眾壓力，最終導致這些企業提出整改措施，直至承諾第三方審核，如上海松下電池有限公司、三井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山崎電路板有限公司均承諾在6月30日之前進行第三方審核。另外，今麥郎食品有限公司(隆堯工廠)也承諾建污水處理設施，并在6月30日之前進行第三方審核。
但更多的情況則是，大部分企業對此或者不聞不問，或者了解數據來源后就杳無音訊。
即便如此，馬軍所做的工作仍然彌足珍貴，并得到了有關部門的認可。2006年12月9日，馬軍被中宣部等7部委聯合授予“2006綠色中國年度人物”稱號，評委會的評價是：“他對中國水污染預見性的關注，為現實所驗證；他對信息公開機制的創新，為公眾參與環保創造了新的模式。”
再顯身手：綠色選擇
3月22日，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再次發力，通過聯合其他20家環保組織，發出“綠色選擇”的倡議，希望廣大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考慮企業的環境表現，在污染企業證明已經改正之前謹慎選擇其產品，用自己的購買權力促使企業改進其環境行為。
倡議還公布了25家被指發生超標的知名消費品生產企業名單，其中長春百事可樂公司、蘇州三星電子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杜爾伯特伊利乳業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啤酒(重慶)有限公司赫然入列。
對于此次綠色選擇的倡議，馬軍解釋道，盡管水污染地圖已經披露了部分企業的污染情況，也期待企業改進環境表現，但大部分企業仍在觀望，因此有必要采取更加主動的公眾參與行為來施加壓力，通過消費者的購買權力促使污染企業改進其環境行為。
綠色選擇也確實起到了預期的效果，馬軍透露，在綠色選擇前，企業的環境壓力明顯不夠，普遍的現象是要么詢問一下就無下文，要么不愿意公開回應這件事情。但發出“綠色選擇倡議”后，媒體跟進報道，污染企業就非常急切地要解決這個問題，有些企業表示訂單在減少、上下游企業和行業協會也在施壓，“這些是實實在在的壓力”。
而從更深層次來講，綠色選擇為市場力量的激發提供了原動力。馬軍表示，NGO應該做的是市場所不能作的，為維護市場的秩序提供一種動力，在這個動力的支持下，市場可以更好的起作用。“若沒有這樣的市場壓力，污染企業不會自動開始做這方面(減少污染)工作的。”
馬軍認為，一些企業超標排放，甚至造成惡性停水事件，而這卻并不妨礙其產品在市場上熱銷，這就給企業傳遞了扭曲的市場信號，鼓勵它們降低環境標準，通過減少環保投入來贏得市場競爭。通過綠色選擇，消費者可以給企業發出一個正向的市場信號，形成真實的市場壓力，促使企業考慮其違法排放行為給品牌和市場份額帶來的影響，促使其遵守環境法規，從而可以建立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讓負責任的企業贏得競爭優勢。
“我們的目的并不是要搞垮企業，”馬軍強調，“企業對經濟繁榮和社會發展有重大作用，但企業沒有權利向社會轉嫁其環境成本，沒有權利違反環境法規。我們希望不達標企業能夠正確地看待公眾的壓力，停止違法排放；在此基礎上持續改進其環境表現，以便重新贏得公眾的信任。我們也在積極尋找資源，力求為愿意改進的企業提供建議和專業意見。”他表示，已經書面承諾將在6月30日之前進行第三方審核的企業在審核結果公布之前，其產品不列入綠色選擇倡議活動中建議消費者謹慎購買的產品名單。
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員認為，該中心所開展的項目能使公眾在清楚地了解環境狀況的基礎上，以“現實有效”的方式參與環境保護。而曝光企業的真正目的在于希望借此促使企業意識到公眾對企業環境表現的要求，正視自己的環境問題，更重要的是幫助企業找到一條有效的解決污染問題的方法。
據悉，目前已有20家企業對水污染地圖披露的信息作出了反饋和溝通。
劍指何方：綠色供應鏈管理
“我們正在開發第三方審核流程標準，重點是污染處理設施能力和污染控制管理體系，”馬軍表示，下一步他們將倡議大型零售商和大型企業主動地加強供應鏈的環境管理，對照環境不達標企業名單對供貨商進行篩選，對其中的不達標企業開展嚴格的環境審核。“這些對供應鏈條開展綠色管理的企業，其生產和銷售的全過程將更加清潔，他們值得公眾更多的信任。”
據馬軍介紹，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已經與部分跨國企業達成一致，他們將在內部試用中國水污染數據庫，以此管理供貨商，防范產品的環境風險。他樂觀地估計，如果跨國公司大量采用這種綠色供應鏈管理手段，就意味著公眾綠色選擇產品提升到大型企業綠色選擇供貨商，將大大增加中小企業的環境壓力。
他還表示，下一步還可能披露上市公司的水污染問題，促使社會對這些公眾公司施加壓力。“如果這個做起來，將涉及外國上市公司、中國海外上市公司、內地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供貨商等多層概念，將極大地延伸企業社會責任。”
馬軍認為，上市公司作為公眾公司，理應更加環保地利用其投資，承擔社會責任。國外市場設有道瓊斯可持續指數(Dow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es)和富時社會責任指數(FTSE4Good Indexes)對上市公司的環保表現和社會責任進行考核。綠色投資也成為一種時尚，像政府養老金基金等投資明確規定資金不能投向一些污染企業。
作為一家環保組織，馬軍領導的公共與環境研究中心在資金、人力、資源方面仍存在明顯不足。他感慨，由于機制缺陷，在中國做環保不容易，不僅經費缺乏，可資利用的手段也非常有限。
不過，他說，每當下去實踐，聽到普通老百姓在面臨污染問題時痛苦的哭泣時，他都會重新獲得繼續前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