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以下簡稱友)：近期外資收購某些工廠，常常引起強烈的反應，往往一下子就扯出國家經濟安全、行業壟斷等等話題；有些言辭的激烈令人吃驚。最近連宗慶后也跳出來，疾呼飲料業的產業安全。從歷史經驗看，您認為這是真正牽涉國家利益，還是偏激情緒作祟？

　　袁偉時(以下簡稱袁)：這是世界范圍的一種流行病。近日中國企業進軍美國、韓國、印度等國，一再碰壁，中國人很容易認為，那是他們的狹隘主權觀或民族主義發作了。反觀我們自己又如何？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當下某個企業并購的利害得失，具體情況不了解，得請教經濟學家，我不敢插嘴。說點陳年舊事，如果能對人們有所啟發，我就心滿意足了。

　　回顧幾個流行觀點

　　友：歷史太長了，不知從何說起？

　　袁：不要就事論事，不妨先簡要考察一下中國流行甚廣的幾個基本觀點。

　　首先是如何看待民族主義在近代中國的作用？對一個被壓迫、被侵略的國家說來，民族主義通常是以愛國主義的面目出現的。回望19、20世紀，民族主義在中國是把雙刃劍。在外敵入侵之際，它是凝聚正義、反抗踐踏主權的大旗；1931-1945年的抗日戰爭是其中范例。不過，人們容易忽略其核心是維護正義——— 國家的獨立、民主和人民的自由，侵略者踐踏了這些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所以應該不惜代價堅決抵抗。但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中，一些統治者和依附他們的文人欺世盜名，在“傳統”、“國情”等花哨外衣包裝下，以“愛國主義”的名義與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相對立，必然阻滯社會發展進程。

　　我在抗日戰爭時期讀小學和初中，那時家鄉不少地方的墻上畫著“蔣委員長”的戎裝像，用大字寫著他的語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我們這些小孩似懂非懂。后來研究中國近代史才知道，維護國家主權的愛國主義或“民族大義”確實是當時多數中國人團結的思想基礎。但是，這種不與制度現代化——— 民主、自由聯結的 “愛國主義”，又是蔣介石、

國民黨實行專制獨裁統治的遮羞布，既妨礙各黨各派緊密合作、共赴國難，又為后來各種勢力再度分裂、墮入內戰埋下禍根。

　　我贊同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英國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伯林(IsaiahBerlin1909-1997)的論斷：“民族主義——— 在今天大概是最強大也最危險的力量。它常常是創傷的產物，這種創傷是一個民族在自尊或領土方面加之于另一個民族的。……只有知識，細致而不是簡潔的知識，才能驅散它……此外，歷史、人類學、法律……也可以提供幫助。”他特別提到假如 “中國人沒有在鴉片戰爭或更普遍的剝削中受羞辱”，后來的歷史會是另外一種面貌。這個論斷完全符合中國的實際。在我看來，伯林說的與民族主義對立的知識，主要是關于世界發展的全局和人類文明已經達到的高度的知識。多數國民具有這樣的知識素養，方能跳出井底之蛙的視域局限。盡管民族主義流行的因素非常復雜，說到底它是人類的無知和蒙昧。去除愚昧，驅散迷霧，讓中國人遠離危險，任重道遠。

　　友：您認為民族主義有哪些主要表現呢？

　　袁：在談具體的歷史事實以前，還得注意兩個流行理論。

　　民族主義主要顯示在國家和民族關系中。國際上流行甚廣的“沖擊-反應”理論和“依附”理論在中國都有很深的影響。

　　前者認為近代中國的歷史，是西方文化沖擊下作出的種種反應。一些學者認為這個解釋對中國社會內部蘊含的推動變革的因素重視不夠。另一些學者則認為這個批評其實是對這個理論的了解不夠全面。不管怎樣，有一條是肯定無疑的：外部勢力的沖擊是推動19、20世紀中國變遷的極其重要的因素；而后果則是正面、負面交錯，不能一概而論。

　　后者強調發達國家的剝削是落后國家落后的主要原因，即使國家獨立了，并不意味依附關系的結束；不擺脫依附地位，一切無從談起。于是，擺脫依附關系成了發展的前提。

　　這些理論歸根到底要用歷史實際去檢查。

　　列強構建的三大吸血管

　　友：有些人認為今天的中國在文化和經濟上仍然被外國“殖民”，您怎么看？

　　袁：他們宣揚的就是“依附”理論。在他們看來，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化的變遷就是西方文化的殖民過程；近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更是淪為依附國的悲慘進程。這樣的結論，過于極端，把復雜的歷史現象簡單化了。其實，觀察最近500年的世界史，透過那些紛繁甚至是野蠻的現象，內在的是世界經濟逐步走向一體化的進程，是現代文明普及和各種文化融合共存的過程。列強與近代中國的關系，毫無疑義包含著侵略與被侵略的關系，但也有非侵略的經濟、文化交流的關系。

　　大清帝國最盛時的領土約1200多萬平方公里，現在是960多萬平方公里；大片領土被侵占，這就是侵略。此外，租界、駐軍、內河航行權、治外法權、劃分勢力范圍等等都是損害中國主權的，不必一一列舉。

　　在經濟領域也有侵略關系，列強構建了三大吸血管：

　　一是資金上敲詐勒索。

　　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事件，戰爭賠款不把利息計算在內已經高達7億多兩白銀，相當于十年的全國財政收入，絕大部分是不合理的。

　　二是販毒。

　　鴉片戰爭前夕，每年鴉片進口已達35445箱，價值將近2000萬兩，占進口貨物的首位。19世紀80年代，平均年進口更高達72000箱，占進口貨總值39.3%；90年代有所下降，仍保持在20%左右；約值3000萬-4000萬兩，一直居19世紀進口貨的首位。進入20世紀這個問題才逐步解決。

　　三是強迫中國接受協定關稅。

　　鴉片戰爭后，被迫接受值百抽五的協定關稅，使中國產業失去一重保障。直到1929年關稅自主權才恢復。

　　此外，日本軍事占領下的殘酷掠奪、奴役勞動，更是眾所周知的。限于篇幅，這里不討論日本侵略者這方面的罪行。

　　“任便從事各項工藝制造”是好事

　　友：有一個流行甚廣的觀點：甲午戰爭失敗，訂立馬關條約后殖民地化加深，中國的發展就被阻斷了。

　　袁：這個說法有把復雜事物簡單化之嫌。

　　馬關條約當然是掠奪性的不平等條約。割地、賠款，丟掉了臺灣，勒索賠款23000萬兩，是19世紀中國最大國恥之一。

　　其中的重要條款是規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邑，任便從事各項工藝制造，又得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只交所訂進口稅。”此后，其他國家援引所謂最惠國待遇，也分享了此項優惠。多年來，中國的史家們大都視這一條款為中國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標志。其實，這個條款不過是實行自由貿易制度的現代國家通行規則。自由發展現代制造業，客觀上適應了歷史發展的需要，不但談不上對主權有什么損害，對社會進步其實是好事。

　　有人說，這對脆弱的民族工業不公平。確實，如果執政的是有能力維護國家主權而又有遠見的政府，根據具體情況通過調整關稅等手段對某些行業進行適當的保護，會更有利于中國的發展。但當被迫締結割地賠款的屈辱條約之后，人們須要對其中的每一條款進行冷靜的評估。就馬關條約來說，其中自由制造的規定，我認為是應該肯定的好事。

　　第一，這樣的條款固然有利于外國資本的進入，同時也解除了對本國資本的束縛。與此同時，強大的外資企業對本國企業既是壓力，也是老師。只有在自由競爭中才能培養出有生命力的企業，害怕外資是沒有遠見的。

　　第二，評價這一條款，不僅是理論問題，更主要應從實際效果去考察。

　　先看實際的數字。1895-1913年，“這時期民族資本工業 (每年平均)發展速度達15%，這是相當高的，甚至高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所謂黃金時代。”

　　“1902-1910年的9年中，共設立創辦資本在一萬元以上的工礦企業604家，創辦資本額共134517千元，家數占清朝工礦企業設立總家數的63.1%，投資額占65.4%。”換句話說，外資和本國資本實現了雙贏，而且本國資本在數量上超過了外資。

　　說有了這個條款，中國的工業就被扼殺了，顯然與實際情況不符。

　　推動中國社會轉型的新因素

　　友：有人會認為這個說法是美化侵略。

　　袁：歷史研究拒絕情緒。必須嚴格區分列強的軍事侵略、政治特權、殖民掠奪和外資企業合法或正當的經濟活動。對老態龍鐘的中國說來，外資企業的活動帶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因素；這對推動中國社會轉型是有利的。

　　無可爭辯的是他們帶來了新經濟、新知識、新人才。

　　同任何國家一樣，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商業和制造業。但19世紀洋人帶來的是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的經濟運作方式和相關的新知識。不但洋行、銀行、修理或制造工廠等等是新的事物，社會管理的新方式，更是聞所未聞。多年來，我們著重揭露列強侵略帶給我們的損害，而對新的知識和社會經濟運作方式傳入帶來的沖擊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一個認識障礙是光看到列強粗暴和血腥的侵略，對中西交往復雜的全貌了解不夠。

　　請先看一組數字，這些數字是鴉片戰爭后至抗日戰爭以前的，而且主要是19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的，在此以前缺少可靠的資料；1937年至1949年則是連續不斷的戰爭，環境很不正常，加上國民政府經濟政策不當，需要另行分析。

　　1.在外國投資增加的同時，中國的現代經濟沒有止步。

　　“據統計，從1895年到1911年，外國資本主義在中國設立的資本在10萬元以上的企業共91家，開辦的資本為4855.4萬元，其中上海為41家，2090.3萬元，廠數占45.1%，開辦資本占42.8%。”撇開過去把外資視作洪水猛獸的錯誤思潮，這些外資帶來新的經濟，未嘗不是好事。陳陳相因的一個觀念是這些外資壓制了民族資本的發展。實際情況怎樣呢？

　　“1895至1911年，上海新辦民族資本經營的工廠，占全國總數之25.1%，開辦資本2799.2萬元，占全國總額之28.6%。”兩個數字統計方法略有差異(外資廠限定在10萬元以上)，考慮到外資廠通常規模較大，小廠較少，從中可以看出，與外資發展的同時，民族資本也在發展，而且再次證明全國民族資本的投資總額遠遠超過了外資。

　　1912年以后，這個趨勢繼續發展。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從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國歷年所設創辦資本額在一萬元以上的工礦企業總數約1984家，創辦資本額約為458955千元。無論就創辦企業家數或創辦資本總額而言，這后16年都超過了前72年的一倍以上。”

　　而在1828-1937年這一時期，適逢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中國經濟仍然“每年平均增長率達到8～9%”，被一些學者稱為“黃金十年”。

　　2.中國的對外貿易總的趨勢是以較快速度上升，多數年份入超，但國際收支大體上是平衡的。

　　作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近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是逐步發展的。

　　“從20世紀初到30年代初，中國對外貿易總值由7.9億元 (海關兩按1.5折合)增至35.1億元，其中的一半增加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另一半則增加于大戰后”。總的說來，“中國20世紀最初30年的進出口貿易，1929-1931年與1900年比，約增加五倍，同期日本只增加三倍，印度幾乎沒有增加。”同一作者提供的兩組數字有些差異，但總的趨勢是清楚的。

　　制度環境是經濟增長或衰退的決定性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包括對外貿易在內的經濟較快發展，得益于義和團事件后推行的新政；辛亥革命后，袁世凱執政，一度繼承和發展了新政的成果，從而為經濟發展奠立了比較牢固的市場經濟制度。從1900年至1913年“在這13年間增加的貿易額，是在此之前的32年 (1868-1900年)增長額的2倍多。”這是不俗的成績。確認這一條的意義，在于它破除了過去簡單地把中國經濟的發展主要歸因于大戰爆發、帝國主義無暇東顧的外因論。

　　大戰爆發后直至30年代的增加，則說明在市場經濟的基礎建立后，即使在軍閥混戰的環境下，外國資本競爭減弱或者增強，都沒有截斷中國經濟發展的大勢。

　　“1864-1887年間，中國對外貿易是順差的，出超額達262745000關兩。”23年間平均每年出超1142.37萬關兩。近代中國外貿總的狀況是入超，但國際收支大體是平衡的。支撐這個局面的是兩大因素：

　　一是外資涌入。從1864年至1930年，中國累計貿易入超為29億美元，而外人在華投資為324250萬美元。而且其中辦企業的直接投資占78.1%。他們當然是為牟利而來，甚至力圖把中國變為殖民地；但貿易和投資的收益大都轉化為再投資了，這是中國國際收支大體平衡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有利于中國的發展。

　　另一主要因素是僑匯。“估計1895-1899年年均僑匯數約為5500萬關兩”，“1895-1930年全國華僑匯款總額累計約在30億至32億關兩之間。”

　　這些情況表明，當時的中國仍然有較好的經濟發展空間。據有關學者研究，“在本世紀(20世紀)最初十年里，紡織工業正常年利潤率高達20%-30%。經營成功的銀行年利潤率可達36%，即使僅經營匯兌業務的銀行，也可從資金周轉中獲得15%～20%的純利潤。20年代后期，外資企業的年利潤率為10%～20%”。本國企業的處境雖然略遜于外資，但發展空間仍然很寬。這樣的發展當然不是田園牧歌，其中一個原因是勞動力的價格很低，勞動時間通常是10-12小時甚至更長，工資很低。這些都令人心痛。想一想現在不少工廠工人的勞動時間仍然高達10小時，5天工作制離他們還非常遙遠，就會比較冷靜地看待這些現象了。市場無情，落后必然受折磨；不要窮折騰，一心一意加快發展市場經濟是擺脫困境的惟一途徑。

　　拋棄泛道德批判尋找發展的真正障礙

　　友：那么，中國發展的主要障礙在哪里？

　　袁：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思(D.C.North)說得好：“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近代中國經濟發展狀況好壞的主要原因也在當時的政府。這樣說不等于否定列強曾經壓榨中國，也不是說他們沒有阻礙中國的發展。但應該牢牢記住：內因是主要的。

　　歷史研究拒絕情緒。必須嚴格區分列強的軍事侵略、政治特權、殖民掠奪和外資企業合法或正當的經濟活動。對老態龍鐘的中國說來，外資企業的活動帶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因素；這對推動中國社會轉型是有利的

　　以輪船航運業來說吧，它是外資進占中國市場的先鋒。出于逐利的本能，中國商人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對購置輪船、發展航運興致勃勃。可是中國自己的航運業卻遲遲發展不起來。個中原因何在？一是官員的認識太落后；二是制度太腐朽。捆在中國商人身上有五條繩索：

　　其一，辦新式企業實行批準制。

　　鴉片戰爭后，辦公司，辦各種新式企業，都實行批準制。在這種制度下，官員們總是可以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讓你動彈不得，辦不起來。甲午戰爭以前，中國商人購買輪船發展航運得不到批準的情況，比比皆是。甲午戰爭創巨痛深，清政府冀圖改弦易轍，鼓勵新式企業發展。但是，批準制沒變，桎梏仍在，官員可以隨時肆意扼殺經濟發展的生機。例如，1896年，湖南紳商要辦小輪公司，湖南巡撫陳寶箴已經批準，張之洞卻橫生枝節，極力阻難。理由是：怕引來洋人！他說：“湘中民情視異族、異教如仇，一見洋商聯臂而來，教堂接踵而起，斷難帖然。”“此間稟請開辦洞庭小輪者，頗不乏人。今夏以來，疊次瀆請，內有確已備有輪船者，均未批準。”

　　即使批準你辦了，一些奇特規定，仍然讓你不能放開手腳。1900年5月上海《中外日報》登載這么一條新聞：“漢鎮小輪船向只搭載人客，現定新章準其拖帶貨輪，沿途照常完厘。”在此以前，各地皆奉行這樣的規定：輪船只限搭客，不準載貨。有的地方可以拖帶沒有機器動力的傳統貨船，漢口則連這一條也不準，直至1900年才開禁。到了1905年，外務部才通知各地：“凡華洋小輪行駛內河，應照新約辦理：除違禁貨物外，其余各貨均可一律裝載。”

　　其二，沿用禁止發展海洋事業的荒唐規定，箍死企業提升之路。

　　清政府規定：本國的帆船不能超過三桅，每枝桅桿只能掛單帆；梁頭則不得超過一丈八尺；并且限制船員人數，不準攜帶自衛武器。這樣的規定不但使本國傳統的帆船運輸業無法生長出輪船運輸業，而且在鴉片戰爭后沿用這些腐朽的法規，在海盜猖獗的19世紀，不但中國船商無法與外國船運公司競爭，連本國商人也不敢輕易托運貨物。

　　當時，南北水運主要貨物是漕糧，即將江浙一帶征收得來的田賦運到北京。1828年，“黃河斷流，河運中阻，疆臣奏請試行海運”，被迫改革從明代延續下來的通過大運河運送漕糧到京師的制度，將蘇州、松江和太倉等地征收來的糧食改為雇用商船從海上運到天津，大量的“沙船”(木帆船)承接了這項運輸。60年代以后，輪船興起，清政府“體恤”沙船業主，一再拒絕商人開辦輪船運輸企業的申請。采用這樣的保護落后的政策，既迫使有志經營輪船運輸的商人與洋人合作，將資金或輪船交給他們營運，又延誤了富有的沙船業主轉型，經不起輪船的競爭，先后破產或歇業。

　　其三，稅收不平等。

　　外國船只運送進口或中國本土的貨物，除了進出口貨物要交5%的關稅外，只要交2.5%的子口稅，就可以通行無阻。而本國船只運送的貨物，則厘卡都要收稅；而且華商除了納稅以外，還要忍受各級官員用各種名目進行的勒索。

　　甲午戰爭(1894年)后，清政府開始鼓勵民營經濟發展了，仍然沒有下決心改變這個稅收不平等狀況。1895年，清政府督促上海等地商人籌辦小輪運輸，商人提出：“此時可以照完厘金，將來洋人小輪行駛時，亦欲比照一律，只完正半稅。以免軒輊。……如不允，則彼亦不愿承辦。”厘金本來是征剿太平天國時征收的非正常的雜捐，戰爭結束后遲遲不予廢除本來就是錯誤的，商人提出在洋商介入后，按照對待洋商的辦法：加收進口稅的一半，即可免征厘金；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合情合理的要求。但是，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竟然認為：“內河小輪比照洋輪完稅一節，自系萬不可行，豈有無故自棄厘金一半之理？……華商小輪運貨……均應完厘……該商肯遵辦，則準設。不遵，則不準也。”為了維護不平等、不合理的厘金，寧可不讓中國商人興辦輪船運輸！

　　這樣的禍國殃民的厘金制度，壓制著中國所有行業的發展，從1853年開始征收，卻直到1931年才裁撤，完全是中國人自己造孽，與洋鬼子毫無關系。

　　其四，不準中國輪船在沒有開放的港口自由航行。

　　有清一代，被迫或主動開放了48個口岸，比現在廣東一省的開放口岸還少一點。在大量內河和沿海碼頭、港口沒有開放的情況下，如果善待本國商人，讓他們在其中自由航行，本國航運商可以避開外商的壓力，更快地成長。但是，清代統治者愚蠢地堵塞了這條中國商人致富之路。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如準華商隨便進泊各口，則洋人久必覬覦。”而且“既不在通商口岸往來買賣，即難仍在洋關納稅”。為了預防洋人要求開放更多口岸和方便稅收，把中國商人的手腳捆起來再說。

　　其五，官辦企業壟斷，阻礙企業正常生長。

　　當時的輿論大聲疾呼，要打破官辦企業——— 輪船招商局壟斷的局面：“官雖設局，在商人之與有股份者既不能顧問局務……中國設一官局，小則數百萬，大則數千萬，所得什一之利，半供局費而不足，名雖有損洋商，實則無益華商。何如將此數百千萬之資散在民間，各出其心思才力，以保身家，以成基業。”可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利益所在，官僚們不會輕易放手。民國建立以后，這個局面依然沒有改變。1913年，上海蜀商公會就曾發出電報揭露：“近年來太古、怡和、大阪、招商四公司壟斷獨登，屢加運費，而權不我操，只有俯首忍受。現更聯盟要挾，自宜至滬停運川湘貨物，斷我手足，置我死命。”

　　于是，大量本國資金情愿投放到外資公司，或者購買了輪船后在外國領事館注冊并交給外國人經營，冒充外國公司，與今天外資享有超國民待遇下，本國資本寧愿扮演假外資如出一轍。19世紀美商在華最大的企業旗昌洋行所辦的旗昌輪船公司，三分之一以上的資本是華資。避害趨利是人的本能，中國資本家借外國公司的名義，保護自己正當、正常的經營，是當時的普遍現象。再說一個令人痛心的故事：1908年，“安東(今丹東)一埠，航業已盡為日本搶奪，雖有商輪十余艘，亦半掛日旗，其實日人所有該埠航業，亦半為中國人資本”。清政府冀圖用政權力量，要華商“另換中國船牌”和“中國旗號”；并要各國駐華使館“轉飭各口領事官照辦”，洋人答復說商船買賣 “向由民人自主”、“本國并無此禁”，置之不理。

　　友：有些史家因此譴責這些中國商人，說這些人惟利是圖，不顧民族大義。您怎么看？

　　袁：這些泛道德的譴責不符合歷史實際。

　　首先，這些是和平時期的經濟活動。當時有三個選項：民間自己經營；與本國官僚合作經營；與外資合作經營。當環境不容許民間資本生長之際，后兩個選項純粹是商業行為，與是否維護國家利益和道德高低毫無關系。

　　其次，當時阻礙經濟發展和國家進步的主要是觀念陳舊、行為腐敗的官僚。商人逃避本國官員的不當稅收和違法的勒索，是任何國家商人都會采取的商業行為。把官員的失職和瀆職歸罪于商人，純屬倒果為因。即使有一些商人自愿或無奈接受這些不恰當的待遇，也改變不了本國經濟無法正常發展的困境。這個問題的解決之道應該是改革稅收，整飭吏治，而不應是用道德高調指斥商人。

　　再次，當本國資金生存環境改善了，這些“假洋鬼子”會自動回歸。例如，1907年廣東領有航行執照的輪船有240艘，1908年增至268艘；但同時期中國籍的輪船突然由142艘增至248艘。“蓋近時國民熱于收回權利之心，故本國船只客貨特盛，加以前此中國船多掛洋旗，今則以洋旗非所必需，爭懸本國之旗，故本國船數，頓然有加也。”說到底，投資環境改善了，利之所在，船東們自然樂于在本國注冊。

　　發展與挫折的經驗教訓

　　應該永志不忘

　　友：回顧這段歷史，您認為最主要的經驗教訓是什么？

　　袁：我想有兩條是應該永志不忘的：

　　第一條是認準現代化的中心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說：擴展自由“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發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們幾乎不能有選擇、而且幾乎沒有機會來發揮其理性主體的作用的各種類型的不自由，構成了發展”。法國研究近代中國的著名史學家白吉爾則說：“國家政權與市民社會間的辯證關系，始終是中國現代化的中心問題。”他們的觀點完全一致，而與民族主義針鋒相對。

　　現代化的中心不是技術問題，而是要營造經濟和科學、技術、文化能夠自動、持續發展的社會環境。真正的中心是政府要保障而不是侵犯公民的自由。

　　晚清70年，從鴉片戰爭到義和團事件60年，經濟發展的實績遠遠不及推行新政的最后10年。原因無他，把被扼殺的經濟自由還給了大清國民，求利的沖動成了推動國家繁榮的主要驅動力。它帶來的是真金白銀：民間經濟蓬勃發展；全國財政收入也從19世紀末的8000萬兩至辛亥革命前增加至3億兩左右。

　　民國初年至抗日戰爭前，戰火幾乎連綿不斷，但經濟仍在持續發展，1912年至1936年的國民經濟年均增長率竟高達9.2%！一些學者贊譽這個時期是 “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這個速度與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速度幾乎一樣。

　　友：軍閥混戰的情況下，怎么會有這樣的實績呢？

　　袁：發展經濟的首要條件是社會穩定和保障公民的自由尤其是經濟自由。戰火之下談不上對財產權的保障；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許多公民權利，也一再受到侵犯。但是，中國經濟仍在持續發展。在這些矛盾現象后面有值得玩味的玄機。

　　容許我說句在一些人看來大逆不道，但卻符合歷史實際的話吧：在扭曲了的近代中國環境下，遍布各地的27個租界成了很奇特的戰亂中的安全堡壘。從太平天國時期開始，凡遇戰亂，人流和資金流都涌入租界，各級政府和軍閥不敢侵犯，它成了經濟自由和言論自由的中心。中國政府不能保障中國人的財產和自由，中國人要托庇于洋鬼子，這是中國的恥辱，卻給中國的發展留下了生機！為什么這個時期的上海超越日本和其他地區成為遠東金融中心？金融機構集中在租界，受到租界的管理機構的保護并按照最自由的市場經濟規則在運作，黃金和外匯買賣不受管制，

股票和期貨交易也很發達，既自由又安全，成為遠東主要金融中心可以說是水到渠成。

　　經濟自由的力量是如此強大，甚至抗戰爆發后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由于日軍不能進入租界，上海仍然是全國重要的金融和經濟中心。不但中外銀行匯聚，大量工廠也在狹窄的租界中破土而出。“從1938年1月到1939年2月，租界上新注冊和新接電開工的工廠達4534家”。

　　還有一條也不能忽視：一些地方軍閥在努力保障本地的安定和促進經濟發展。廣東人念念不忘上一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陳濟棠時代”，就是因為這個時期社會比較安定，經濟繁榮，文化教育有很大的發展。以我所在的中山大學來說，就在那時建設了可能是全國最大的校園(一萬畝)和擁有最充足的經費。

　　總之，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安全，是國家興盛的首要前提。自由和安全是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和追求，也是現代國家興旺發達的首要條件。租界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卻在中國人爭取自己的自由中起到某種獨特的作用。這是令人心酸的歷史記憶。

　　1927年，國民黨取得全國政權后，逐步扶植官僚壟斷資本，建立特務控制下的恐怖政治，實行獨裁專制統治，踐踏公民的經濟、政治和言論自由，結果不但黨內四分五裂，也帶來全國性的政治經濟危機。這是永遠值得記取的教訓。如果本國政府善待民間社會，努力履行現代政府無可推卸的職責，保障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現代化就會走上康莊大道；在政治清明，法治嚴明，經濟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收回受到損害的國家主權就有了堅實基礎。萬一受到外國武裝侵略，公民也會不惜流血犧牲，萬眾一心保衛祖國。

　　第二條應該切記的是和平改革是維護國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最好道路。

　　“須知兵者乃兇事，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改革的社會成本最低。

　　再講一個令人心酸的故事：辛亥革命，各省突然增加了幾十萬形形色色的革命武裝——— “民軍”(光廣東省就有148000多人)，每月軍費開支由清末每月216萬多元增至970余萬元，整整增加了四倍多！為了供養和遣散他們，各省不得不扣留應該上繳中央的稅收，財政系統的運作一片混亂。那么大一個國家，竟然出現北京、南京兩處合計中央政府的庫存不到9萬元的準破產狀態！為了彌補高達將近3億的赤字，只好借外債。于是，2500萬英鎊的“善后大借款”出臺。沒有免費午餐；借款要抵押，鹽稅成了主要抵押品。袁世凱政府成立了統管全國鹽務的鹽務署，在其下設立“鹽務署稽核總所”和各地的“稽核分所”，名義上由署長兼任稽核總所的“總辦”，實權掌握在借款方派來的“會辦”手上。當時輿論大嘩，說是喪失了主權。話沒說錯；可是，錢不能不借，要人家肯借錢，相信還錢有確實保證，又不能不請外國人去監督(稽核)。腐敗無能的官僚系統，信譽度實在不高，誰肯白借錢給你啊？設立了這樣的外國人掛帥的稽核系統后，鹽稅真的穩步上升了。1912年是7136萬，1913年是7756萬，袁世凱去逝那一年 (1916年)上升至8031萬，1928年更達13704萬。

　　國民革命，國民黨統一全國，鏟除侵略痕跡，1927年古應芬當南京國民政府

財政部長，把這個稽核所系統廢掉，外籍官員解雇，痛快極了！可是，稅收隨之下降。同年10月12日，孫科接任財政部長，建立由中國官員組成的新的稽核機構，也是成效不彰。1928年1月3日，孫科離任，宋子文執掌財政大權，一個月后就下令恢復原有的稽核系統，把原來雇用的外籍官員請回來，配合一系列其他整頓措施，到1936年鹽稅上升至21750萬元。

　　友：您的意思是要聽任外國人支配我們的財政、經濟？

　　袁：不對！國家獨立和公民自由，是國家興旺發達的兩項最重要的制度基礎。管理自己的國家是一個國家的公民應有的權利，政府機關也應由中國人自己管理。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是不能不借款，因此要接受損害主權的條件時，你怎么辦？二是可以收回自己管理了，你卻管不好，又該怎么辦？處理這些大事，只能冷靜地審時度勢，任何情緒化的舉措都有害無益。總結歷史經驗，很重要的一條是千萬別在經濟領域胡亂“反對帝國主義”，而要眼睛向內，致力于自身的改革；建立、健全民主、法治制度，在公民監督下整頓好國家機關，不要像國民政府的鹽務管理機關一樣，腐敗無能，被迫請洋人來監督。

　　至于外資企業，也可以轉化為本土企業；大企業已經國際化，不要斤斤計較企業的國籍，如此等等，經濟學家已經說得很多，我就不再羅嗦了。

　　冷眼看世界，任何國家盛衰的奧秘都在如何對待公民的自由和安全。告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自大和自戀癥，以寬闊的胸懷主動融入世界主潮流，這是福國利民的最好選擇！

　　(袁偉時，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本文有刪節，并刪去作者注釋若干)

　　大量本國資金情愿投放到外資公司，或者購買了輪船后在外國領事館注冊并交給外國人經營，冒充外國公司，與今天外資享有超國民待遇下，本國資本寧愿扮演假外資如出一轍。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