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王娜

　　近日，中消協幸運地吃上了“皇糧”：從2007年財政年度開始，中消協全年所有的運營費用將全部從中央財政撥付的750萬元資金中支取，這在全國17萬家注冊社團中尚屬首例。

　　問題的關鍵是，“全額撥款”是否意味著協會性質和職能的變化？政府掏錢辦消協，協會將來能否客觀中立地為消費者說話？中消協的職能重心將從直接幫助消費者維權的“事后維權”轉向“事前預警”？而更為重要的是，政府“收編”中消協是否意味著社會管理民間化趨勢的倒退？

　　對于這些問題，4月17日晚，中國消費者協會副秘書長武高漢對本報說，中消協已經在其網站上針對“中國消費者協會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組織”做出回應，答案是：公眾對中消協的性質和身份始終存在誤解，其自成立之初就不是純粹的民間組織。

　　中消協是什么組織？

　　4月17日，中消協常務副會長母建華在中消協網站上，對中消協的性質和身份解釋說，中國消費者協會是政府部門主導發起、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的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組織。“雖名為社會團體，但是與其他民間社團有著重要區別”。

　　而想弄清楚這一背景和定位，要去追溯中消協已綿延二十多年的歷史。

　　早在1981年，聯合國亞太經社組織在泰國曼谷召開保護消費者問題磋商會，而此時中國尚沒有相應的消費者保護組織。受派與會的國家商檢總局有關負責人，會后向國務院呈送報告，建議成立消費者協會組織，由“工商行政管理局負責協調，對外掛保護消費者利益委員會的牌子，由有關部門參加”。

　　經多次報告協調后，于1985年正式經過國務院批準成立的中消協，屬于在民政部登記的社會組織，至今仍掛靠在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該局與中消協是業務主管關系。協會實行單位理事制，成員單位除工商總局外，還包括當時的國家標準局和國家商檢局。

　　因此，在中消協律師團團長邱寶昌看來，如果按照《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中有關社會團體的定位，也就是指“中國公民自愿組成，為實現會員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開展活動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中消協其實不需要去民政部登記。因為，中國消費者協會不是消費者自發組成，而是由國家工商、技監、商檢等政府部門發起、經國務院批準成立的。

　　不過，在民政部登記的社會團體絕大部分也都是政府發起的，而真正的草根NGO由于找不到主管單位無法注冊。記者了解到，實際上中消協在研究社會團體的學者那里也始終被定性為“準政府組織”。

　　厘清了協會性質，中消協還特別提出針對《消法》所規定的“各級人民政府對消費者協會履行職能應當予以支持”這一問題，全國人大法工委認為政府應該給與的支持，包括解決消費者協會的機構定位、編制、經費、辦公條件等實際問題。

　　至此，中消協從2007年開始獲得國家財政750萬的撥款似乎無可厚非。這也符合國際慣例——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都十分重視保證消費者組織的經費。例如荷蘭、以色列、英國、韓國等國消費者組織的經費全部由政府撥款；德國、芬蘭、丹麥等國消費者組織的經費75%—95%由政府撥款等。

　　但清華大學NGO研究所副所長賈西津認為，核心問題不是撥款方式，而是在決策上能夠像國外同類組織一樣可以保持獨立。這也是公眾所質疑中消協吃了“皇糧”之后，會替誰說話的關鍵所在。

　　放棄維權？

　　有說法表示，獲得全額財政撥款的中消協，正在逐步醞釀退出受理質量投訴以及“事后維權”的救濟領域，而是更多地在對海量產品測試、調查的基礎上，進行分析、判斷，公布比較實驗結果和消費調查結果，這被稱為“消費預警”。

　　而事實上，令中消協獲得公信力的正是“維權”。有數據顯示，2006年中消協共受理消費者投訴702350件，解決653288件，解決率93%，為消費者挽回經濟損失69094萬元。

　　比如2001年的“三菱帕杰羅事件”，直接加快了《缺陷汽車產品召回管理規定》的出臺和汽車缺陷產品“召回”制度的實行，輿論普遍給中消協在事件中的介入給與了極高的評價。

　　不過，時任三菱公司代表律師的北京市中倫金通律師事務所劉虹環對記者說，與其說是中消協的介入令規定出臺，不如說是媒體輿論的作用。

　　她進一步解釋說，實際上單純的事后維權救濟并不能真正地保護消費者，只能解決個案。而如果要把保護提前，參與到良好的市場秩序的建立過程中，將是更高層次的保護。

　　這一觀點在母建華的回應中也得到了佐證。《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三十二條賦予了消費者協會“七項職能”，貫穿努力構筑消費者教育和咨詢服務、對商品和服務的社會監督、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救助等“三大體系”。

　　其深意是，中消協并不會疏遠維權，只是對事前預警更加重視，加大力度，事前、事中、事后三方面都要做好。

　　邱寶昌對本報強調，中消協的定位、宗旨和職能都是通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固定下來的。這不會因為機構改革、領導更替或者撥款方式是“全額”還是“差額”的變化而改變。

　　邱認為，中消協得到

　　民間化？政府化？

　　“ 中消協沒有會員費，其財政撥款是由其職能特性決定的。”邱寶昌說，“行業性社團可以通過向會員收取會費等方式維持運作，但是中消協不是為特定的會員服務的，而是為國內不特定的廣大消費者服務的”。

　　對于這個問題。長年研究NGO組織的賈西津給出了一個新解釋：近一年來，比較大的社會團體在民間化發展過程中，正出現反向趨勢，那就是行政化和編制化。

　　賈西津說，盡管有些部門由于經費籌集難等發展瓶頸有這樣的需求，但是這更多地反映了管理層的思路。政府提倡廣泛發展社會組織，希望社會組織更多地做事情，也希望更好地與政府的工作相配合。其中一種方式就是通過財政撥款、定位、編制等，強化中消協此類原本就是“半官方”組織的準政府部門特征。

　　這一點，中消協最能體會個中滋味，2006年，擁有中消協授予的“3·15標志”的歐典地板因質量問題遭到曝光，并且引起社會廣泛對于生活安全和中消協公信力的質疑。

　　中消協一位人士說，去年整個協會都比較尷尬，在社會上的聲音小了很多。直到北京首起“開瓶費”官司中消費者勝訴，才讓消協重拾自信。

　　賈西津分析認為，原來對于社會團體的定位就是聯系不同界別的一個渠道。當下，政府就是要強化這種功能，來解決社會矛盾和危機，而消費者無疑是最龐大的社會群體。也就是說，政府官辦社團組織的行政化對于解決眼下問題來說是高效的。

　　“但這只能是一個過渡。”賈說，從大的社會發展趨勢而言，中國需要自治的社會體系，政府還應該繼續鼓勵自治機制的建立和自主空間，行政化并不是一個長效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