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軻

　　西藏地區特殊的歷史和自然條件，決定了投資仍是當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而“十一五”期間超過千億元的援藏資金，將創造一個巨大的商機

　　4月9日這天，西藏自治區的三個黨政代表團同時出現在廣州、山東濟南和河北石家莊。

　　三個代表團分別由西藏自治區主席向巴平措、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列確和自治區常務副主席白瑪赤林帶隊，并都受到當地黨政主要領導的熱烈歡迎。

　　而在此前幾天，另幾撥西藏黨政代表團剛剛結束在北京、上海、重慶、安徽等地的訪問活動。

　　與此同時，全國各地的第五批數百名援藏干部也完成精挑細選，將于今年6月奔赴雪域高原。

　　種種跡象表明，自1950年開始的全國各省市援藏活動掀起了新一輪高潮。西藏，迎來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發展良機。

　　13年64億援助資金

　　西藏高官此次密訪內地，絕不是簡單的工作交流。由于內地諸省市與西藏有著數十年的交往，相應官員們已經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就是曾在西藏主政多年的數位內地高官之一。1993年12月，時任四川省委副書記的郭金龍調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后來升任自治區黨委書記，直到2004年12月才離開西藏。回到安徽后，郭金龍時時牽掛著西藏，多次看望慰問在合肥的西藏班學生。

　　在重慶時，西藏自治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列確等官員專門拜訪了殷明利和李長明兩位重慶援藏干部。這兩位干部都曾經長期在西藏最基層的縣區工作過。

　　“支援西藏建設，重慶有責任、有義務，更有感情。”重慶市委副書記、市對口支援西藏領導小組組長邢元敏說。

　　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慶黎則表示：“這種支援，不僅體現在物質技術上，同時還是一種精神上的關愛、鼓舞和支持。”

　　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作出了由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支援西藏建設和發展的重大決策。13年來，共有18個省市、61個中央國家機關和17家中央企業累計向西藏提供64億多元的援助資金，援藏項目1698個。

　　“沒有規模如此龐大的資金和項目的支持，西藏今天的發展程度，或許要等20年后才能看到。”列確表示。10年來，西藏進入歷史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時期。21世紀頭四年，西藏經濟平均增速達12.5％，明顯高于全國年均8.6％的增長速度。

　　繼中央政府印發中國少數民族事業“十一五”規劃、西藏自治區“十一五”發展規劃后，西藏經濟社會建設與發展需要更多的資金、人才等援助，并且需要盡快落到實處。這也正是西藏高官們密訪內地的主要原因。

　　在各地援助資金中，上海市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據統計，13年來，上海市共選派四批199名援藏干部，為對口支援的日喀則地區援建項目489個，完成投資8.9億元；先后為日喀則地區建成了上海廣場、上海路、上海體育場等一批標志性市政重點建設項目和直接服務于農牧區、服務于農牧民的基礎設施與安康工程。

　　與此同時，中央重要骨干企業也積極安排援助項目、資金和人員，先后選派兩批70名援藏干部進藏工作，落實援藏資金7.6億多元，援建項目396個，捐贈物資折合人民幣5000多萬元，其他專項資金1700萬元，一大批援建項目相繼建成并發揮重要作用。

　　中央政府對西藏的資金援助力度更大。5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的財政補貼陸續增大，至2006年底，中央累計為西藏的財政補貼和專項撥款已超過500億元。“十一五”期間，中央財政將投資1000多億元，在西藏開展包括

　　援藏邏輯

　　“西藏經濟發展成本高具有其客觀的、內在的必然性，因此在制定西藏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時，應充分尊重這一客觀事實。”貴州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郭鳳芝認為，援藏從政治穩定、社會安定的角度固然有其必要性，從經濟角度來看，同樣是必不可少的。

　　郭鳳芝解釋，西藏經濟發展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無疑會增加西藏經濟發展的難度，降低經濟發展的質量，提高經濟發展的成本。

　　郭鳳芝說，從總體上看，西藏經濟發展成本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和其他經濟區域的平均水平，并且在時間序列上具有穩定性和一致性，這說明西藏經濟發展成本高具有客觀必然性。計算結果表明：西藏經濟發展成本大約為全國平均水平的150％～170％左右。也就是說，要獲得等量的產出成果，西藏的投入水平比全國平均水平要高50％～70％。

　　“這就要求國家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各部門在制訂西藏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時，應充分考慮這一客觀因素，尊重客觀事實，而不是一味地強調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律。”郭鳳芝認為，依靠外部投入擴大經濟規模和提高國民經濟整體運行質量，仍然是保持西藏經濟發展和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途徑。

　　向巴平措日前也表示，由于自然、歷史等原因，西藏仍屬于中國欠發達地區，全區財政自給率不足10%。因此，“投資仍是當前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這種經濟增長模式在短期內不會改變。”

　　新時期的援藏

　　“過去由于缺少有效的機制，援藏的實際作用沒有充分地發揮出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援藏的路子和明確、具體的模式，一下子把對口援藏提升到了一個嶄新而有力的境界。”西藏自治區原黨委書記陳奎元認為。

　　新時期的援藏與過去相比，已經發生顯著的變化——

　　比如，近年來上海的援藏資金開始集中投向教育、醫療衛生、基礎設施建設等更加具有社會效應的項目，尋求“經濟援助和社會公益相結合”。由上海市政府援建的日喀則上海制氧廠前年在日喀則竣工后，年生產能力可達1萬瓶氧氣，能為上百萬農牧民的醫療和保健用氧提供基本保障。

　　像援建制氧廠工程一樣，上海在繼續大力扶持當地經濟的同時，越來越將援藏的重點向那些貼近基層農牧民的“民生工程”傾斜。相繼投資4000多萬元在日喀則新建醫院、防疫站、衛校培訓中心、鄉衛生所和遠程醫療系統等“健康工程”，使上海的援藏工作逐步走入“普惠式”新階段。

　　重慶則從重“輸血”向“輸血”、“造血”并舉，著眼于放大援藏投資規模，重點在項目投融資方式上引入市場機制，起到撬動社會投資、以小博大的效果。

　　據分析，“十一五”期間，中央政府及各省市超過千億元的援藏資金、數百個建設項目，對公路、建筑、醫藥、礦產等諸多行業的發展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商機，這些無疑將會對西藏發展產生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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