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總理七年來首訪日韓，在劇變中的東亞新關系中尋找睦鄰的均衡點

　　□本刊記者 林靖 黃山/文

　　4月10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開始四天的東北亞兩大鄰國之行。中國總理上次對韓國、日本的訪問，時間都已相隔七年之久。此次選擇中韓建交15周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時機訪問韓日，對處于關鍵時刻的東北亞國家間關系顯得尤其重要，這也是為何溫家寶此行特別是訪日之行受到眾人矚目的原因。

　　中韓：有差異，無分歧

　　溫總理對韓國的訪問，被普遍認為是進一步加深兩國合作之舉。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祖貴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中韓兩國關系發展良好，盡管建交時間不長，但在深度和廣度上都超過中國同很多國家的雙邊關系，關鍵是兩國無戰略性分歧和結構性矛盾。”

　　中韓經貿關系近年來發展迅速，2006年雙邊貿易額達1340億美元。胡錦濤主席2005年訪問韓國時，兩國領導人曾商定在建交20周年之際，即在2012年，使兩國貿易額突破2000億美元大關。而繼美韓于4月初正式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之后，中韓之間的FTA談判也將提上議程。

　　此外，作為朝鮮最大的援助國，中韓基于地緣因素和歷史考量，在解決朝鮮核問題以及整個東北亞安全的“六方會談”期間立場基本一致。兩國協調大于差異，在向朝鮮保持壓力和激勵機制上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日本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以首相身份參拜供奉有日本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中日兩國的高層往來陷入停頓，兩國關系也因此被描述成“政冷經熱”。然而，這種“冰火兩重天”的狀態畢竟難以持續。因此，安倍晉三出任首相不到一個月，便采取務實態度，展開所謂“破冰之旅”，于去年10月開啟了日本首相2001年來對中國的首次訪問。

　　溫家寶此次東赴日本，則旨在借兩國關系獲得“解凍”的機會，為雙邊去年同意的戰略互惠關系確定內涵。其中包括保持并加強兩國高層往來，在環保、能源、知識產權等領域合作，加強防務對話和交流，加強人文交流、特別是兩國青少年的互訪，以及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應對地區及全球性課題。

　　日本神戶大學法學教授季衛東認為，這次溫家寶訪日的重要意義，在于打破了六年多兩國首腦互訪中止的僵局，啟動了圍繞戰略性互惠關系進行高層對話的機制。兩國“政冷”問題被提上外交議程，試圖通過高官就與經濟相關的重要事項定期交換意見、防務方面的友好來往以及東亞集體安全保障體系的建構等加以處理，也是影響深遠的成果。

　　溫家寶4月12日在日本眾議院總會場發表的國會演說，是中國政要時隔21年再次在日本國會進行演說。溫家寶強調，為使中日關系走上平穩發展的軌道，兩國間的“友誼與合作”必不可少。他呼吁中日兩國人民消除相互間的不信任，并就歷史問題指出，“廣大日本人民也是戰爭受害者”，對日本政府的“深刻反省和道歉”給予肯定，并要求日方以實際行動體現有關表態和承諾。

　　日本自民黨干事長中川秀直高度評價了溫家寶的演說，稱“清晰、易懂、非常好，這樣一來(日中間的)冰就完全融化了吧”。公明黨代表太田昭宏也強調，“(溫家寶的演說)在歷史問題上并不是懷著恨意，而是肯定了日本戰后的發展，明確了中方面向未來的態度”；“(他的演說)向日本人民和中國人民強調了日中關系的重要性”。

　　民主黨干事長鳩山由紀夫則表示，“溫家寶要求日本政府在歷史問題上拿出實際行動。希望政府能正確理解這一點并付諸行動，在沒有任何模棱兩可態度的情況下推進日中關系”，以此要求安倍首相在參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作出明確回應。

　　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佐佐木智弘認為，“此次溫家寶訪日，是發展去年10月安倍首相訪華后正常化的日中關系的好機會。作為安倍，也向日本國民展現了與小泉時代不同的良好的日中關系，可以提高他的政權支持率。”

　　中日：互信之路有多遠

　　然而，“融化堅冰”非一日之功。

　　以此次訪問為例，中日雙方就繼續推進構筑“戰略互惠關系”達成了一致，但許多共識缺乏實施細節，尤其是在如何就東海油氣田進行共同開發方面。而關于日本堅持“朝鮮綁架日本人質”問題不解決，就不會談對朝援助以及兩國邦交正常化問題的立場，也困擾六方會談進一步的前進。

　　中日之間還存在著尚未解決的歷史問題和靖國神社問題。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也是“七七事變”70周年和南京大屠殺70周年。日本是否更加慎重地對待歷史問題，是否真正端正了歷史認識，是否對發動戰爭作誠摯反省，仍然是中日關系能否良性發展的重要試金石。

　　季衛東教授認為，“中國會拿兩個具體事項作為檢驗標準：一個是安倍首相是否公然參拜靖國神社，另一個是日本政府會不會明里暗里為“臺獨”勢力撐腰打氣。”

　　目前，中日兩國共識的基礎仍然是經濟。在這方面，兩國互相依賴的程度日益加深，對雙贏的期待值也很大，有利于理性處理其他問題。在安倍內閣以改憲為主旋律的情況下，戰后的“憲法和平主義”體制勢必瓦解。在這樣的過程中，能不能從此確立起所謂“經濟和平主義”的制度化框架，依然有待觀察。

　　不確定的聲音同樣來自日本。

　　“談到互信，我覺得路還很長。”一位日本學者對《財經》記者表示，日本一部分媒體依然充滿反華氣氛，右派輿論只盛不衰。隨著中國在國際社會以及國際經濟的地位提高，“日本國民心理產生不安可以說是難免的”。歷史問題只是現實問題的表現，如今的日本接受不了改革開放20年的中國。

　　他認為，近些年來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日本近百年來第一次從心理上受到震動，“渾身緊張了起來”。而要建立真正友好的中日關系，需要兩國國民的意識心態的變革，這肯定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加藤嘉一也指出，目前日中兩國之間存在著許多結構性矛盾，比如綜合國力以及其在東亞或者國際社會上的變化、國際形勢的影響、復雜的民族心理因素、自我定位等。

　　但是，作為東亞地區兩個最重要的國家，中日關系總需向前看。

　　季衛東教授談及中日如何保持戰略互惠關系時表示，第一，中日雙方都以亞洲和世界的大局為重，放眼長遠，不要過于計較眼前的短暫利益；第二，日方應該放棄“要么美國，要么中國”的零和思維方式，盡量尋找超越性、建設性的契機；第三，在東亞形成集體安全保障機制，回避進行擴軍競賽的愚蠢選項。在這個意義上，關于朝鮮的六方協調機制已經提供了很好的平臺，日本政府表示積極參與和支持就是希望所在。

　　“中日關系的理想形式是以法德關系為樣板解決歷史問題，以歐盟發展為樣板重振亞洲雄風。”季衛東說，“為此，中國需要具備像法國那樣的外交技藝和文化軟實力，而日本需要具備像德國那樣的明智和器量。在中日真正實現和解、達成互信之后，東亞共同體的設想才能逐步變成現實。否則，決定21世紀亞洲命運的很可能將是一場零和博弈，或者漫長的時間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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