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號令頒布3周年之際，《關于企業國有產權轉讓有關事項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下發。《通知》對于認定受讓人資格的規定是：“產權交易機構按照公布的受讓條件提出對受讓方資格的審核意見，并在征求轉讓方意見后，最終確認意向受讓人資格。” 這實際上是將確定意向受讓方的權力完全賦予產權交易機構。

　　制衡機制瓦解“地下聯盟”

　　《通知》的制定者充分考慮了企業國有產權所有者和經營者的現狀，賦予產權交易機構對受讓方資格的最終確認權力，實際上對國有產權的轉讓方（或者背后的出資人）設計了制度層面的有效制衡，對受讓方同樣具有有效的制約。

　　鑒于我國企業國有產權管理的現實，產權分級管理，產權的代理鏈條相當長，國有產權出資人的約束力度逐步軟化，不法的出資人與國有產權實際占有者勾結侵吞國有資產的案例時有發生，國有資產流失難以完全有效的遏制。如果進場交易的企業國有產權的出資人與轉讓方聯手，把轉讓信息通過地下渠道傳輸給“已經確認的意向受讓方”，那么，買賣雙方的“地下聯盟”已經形成，他們的希望就是產權交易機構也加入地下聯盟，使第三方作用消失完全融入買賣雙方之中。

　　江西省產權交易所經歷的一宗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的案例就是一個佐證。2004年，某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的

汽車運輸公司部分國有產權轉讓的項目經過公開征集出讓方以后，意向受讓方分別為該公司領導層參股的公司和本省同屬于運輸行業的上市公司。顯然，后者的受讓能力要遠遠高于前者。但是作為出資人的地方政府卻對預審條件增加了許多有利于本地意向受讓方的條件。盡管省產權交易所根據3號令組織了競價，但本地意向受讓者因為有本地政府的支持，在競買中無論價格多高都是志在必得，最終還是本地競買人勝出。

　　如果產權交易機構有最終確定的受讓人資格的權力，對當地政府和轉讓方就有一定的制衡；如果上級國資監管部門對下級國資監管部門能夠實行垂直管理或者加大管理力度，出資人和轉讓方以及受讓方三方“地下聯盟”在制衡機制下就難以實現。

　　對產權交易機構提出更高要求

　　作為交易雙方的中介平臺，市場交易的公平公正性必須從交易機構的交易制度來保證。要保證交易的公平公正，應當將意向受讓方的資格審查和交易方式最終確定的權力賦予產權交易機構。因為交易機構是處于買賣雙方的中介第三人，是市場交易的組織者和交易規則的執行者，買賣雙方任何一方與中介人有一定牽連都是不合理的，都會引起買賣雙方的猜疑，不能保證交易程序具有公正性，交易結果不具有公平性。

　　實際上，《通知》對產權交易機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權力和義務始終是對等的。產權交易機構被賦予如此重要的權力，同時也必須接受各級國資監管部門和各級政府主管部門的監督，接受社會各界和新聞媒體的監督，接受產權市場中參與各方的監督，把機構性質始終定位在非營利性上，不斷提高規范運行的自律性，不斷提高規范自身的自覺性，只有如此，產權交易機構才能不辱使命，獲得市場的真正認可。

　　作者：任勝利

　　來源：《上海國資》

　　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