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會霞

　　鄭筱萸一案已于3月中旬由中紀委專案組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正式立案偵查。在本次移送的金額中，鄭筱萸本人已查實的受賄金額高達500萬至600萬元，加上其親屬名下的不明財產，一共有千萬之巨。據報道，鄭筱萸曾在浙江任職，他到北京就任國家藥監局局長后，浙江的很多藥企都給鄭筱萸“進貢”。

　　有受賄者必有行賄者，二者是一種對應關系，對任何一方的寬容都不利于有效打擊賄賂犯罪。但是，目前存在著重打擊受賄而寬容行賄的傾向。比如，某地衛生系統將實行“黑名單”制度，凡是發現在藥品、醫療設備、醫用耗材采購、臨床醫療服務、基建工程等活動中，給予回扣、提成等不正當利益行為的生產、經營企業一律清除出當地醫療市場。而對受賄者，“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重受賄輕行賄”的理由是，給行賄者一定的寬容才能促使其向司法機關坦白交待問題，有利于案件的偵破。問題在于，對于那些始終未向司法部門坦白，而順著從受賄者身上找出來的線索揪出的行賄者，如果再對其寬容就容易縱容行賄。最直接的影響是，有行賄者在，一些掌控權力的人被拉下水的幾率大大增加，容易制造新的案件。

　　目前，一些單位的行賄膽量已經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據報道，浙江省原藥監局局長周航在2001年因受賄落馬。按照法院的認定，其在13年中，共受賄188次，計人民幣266.63萬元、美金17.07萬元。“令人震驚的是，浙江省有1／6通過GMP認證的藥品生產企業向其行過賄”。

　　面對這種單位行賄熱，除了嚴懲受賄者，對行賄者也不應再寬容。我國《刑法》第393條規定：“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回扣、手續費，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據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規定，個人行賄數額在10萬元以上、單位行賄數額在20萬元以上的應予立案。

　　當前，醫療行業已經和

房地產行業等一起，成為商業賄賂最猖獗的領域。需要強調的是，單位行賄的成本最終將全部甚至加倍轉嫁到藥品價格中，致使藥價嚴重虛高，必將嚴重損害患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醫療領域猖獗的賄賂犯罪，不僅成為促使醫德快速滑坡的催化劑，也成為

醫療改革的絆腳石，并且，嚴重敗壞了社會風氣，玷污并摧毀著醫療行業多年來積累起來的救死扶傷的形象，使醫患矛盾加劇。

　　因此，必須對醫療領域的行賄、受賄行為同時進行嚴厲打擊，除了像過去那樣嚴懲受賄者，對于行賄者，無論是個人還是單位，都應該以同樣嚴厲的措施予以嚴懲。只有對行賄、受賄者同時進行打擊，才能有效遏制醫療領域愈演愈烈的賄賂犯罪，為今后的醫療改革掃清一個堅硬的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