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章劍鋒

　　創造了財富，還要被陪葬——這是中國性學會官方網站總編李扁在北京接受《財經文摘》記者采訪時說的話。在這一簡短措詞當中，“被陪葬者”是指那些職業賣春者，中國人一慣將之稱為“小姐”，或干脆冠之以“妓女”。

　　李扁曾試圖改變這一歷史。2006年6月，李扁有意識地利用了一下國家學說中的公民權利，以個人名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提交了一份約兩萬字的建議書，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就“賣淫嫖娼違法”、“淫穢物品罪”等問題進行違憲審查。他呼吁用人權的眼光去看待性交易，并認為“賣淫嫖娼”被界定為違法行為是對古今中外歷史、社會常識的扭曲和背棄。

　　不出預料，這個建議遞交上去之后沒有得到回復。

　　在此之前，全國

人大代表、黑龍江律師遲夙生亦曾于2005年準備在全國“兩會”上提交議案，請求賦予賣淫嫖娼合法地位。但考慮到此一話題的敏感，提案者遂將之改作建議，擬提交全國人大。但在黑龍江代表團內部討論時沒有獲得通過，最終擱置，不再提及。

　　李扁說，這個領域里斗士太少，很多人只是擦肩而過，并未長期進行鼓呼。他還說，其中不乏一些投機分子，鉆營取巧。

　　“如果是潘綏銘發起提案，我相信他會堅持到最后。”在李扁眼中，現年57歲的著名性社會學家潘綏銘是唯一的一位斗士。

　　潘綏銘是中國第一位通過專著系統揭示地下性產業的學者，也是迄今唯一一位。10年以前，他即以“自甘墮落”的方式——幫小姐招客、入住紅燈區——去接近職業賣春者，并對她們進行研究，掌握了許多詳細和原始的材料。雖然并沒有發起過聲勢浩大的提案，也沒有公開向權力機關提起過建議，但他的研究成果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地下產業不為人知的完整生態，對人們客觀、全面地看待存在于中國的賣春經濟有所啟示。

　　那么，作為一位專職研究者，潘綏銘又是怎么看待賣春經濟的呢？3月23日，潘綏銘在北京接受了記者的電話連線訪問。以下是《財經文摘》與潘綏銘的交談——

　　財經文摘：性產業有明顯的產業特征嗎？

　　潘綏銘：首先是形成了產業鏈。從站街、工棚這類最低層的一直到賓館、酒店這類最高層的，出現了高、中、低檔各類服務場所。從經濟角度來看，凡是有償的都算是賣春，整個經營規模是全國性的，無處不在的。

　　財經文摘：性何以會成為產業？

　　潘綏銘：主要是城市化轉型造成的。一般來說，中國城市對農村人口是高度封閉的，大量的農村婦女雖然能夠進城務工，但永遠不可能成為城里人。這種門檻迫使一部分人為了在城市里生存下去，不得不從事這一職業。

　　城市女性非常少，主要還是城鄉轉型對農村女性產生的影響。多數女性自農村出來，一無文化、二無技能，封閉的城市社會對她們造成經濟地位、社會地位等方面的擠壓。如果能夠給予她們一些基本的保障和待遇，相信做的人也會慢慢少起來。

　　從需求角度看，有很多人購買。這是因為中國在性的層面缺乏某種變革。性的自由度不高，是封閉的，越是封閉就越有人消費。這就會導致需求出現。

　　財經文摘：如此說來，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

　　潘綏銘：不光是現在，也不光是在中國，人類歷史上也不新鮮。各國在原始積累過程中，性產業有那么一段時間都會是很發達的。一般而言，當城市化進程完成以后，發達程度相應會下降。不是說沒有，而是數量會降下來。

　　財經文摘：有沒有對中國目前的職業賣春人數進行一個大致的統計或估算？

　　潘綏銘：學術界對于中國“小姐”的人數曾有過各種估計，但均沒有任何基礎，主要特點是偏大，普遍精度不高，忽視了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實際差異。比如，第一是臨時賣春的，這在中國就比較普遍。要知道，全世界發達國家的賣春都是職業化的，從業個體可以干到60歲甚至超過60歲。中國多數賣春個體也就做上兩三年就改行了，這是一個重大不同。

　　第二，全世界“小姐”主要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國則主要以縣城為主。僅僅依據大城市的群體數量作為參照就很容易出現高估。

　　其三，中國的“小姐”有一半左右是不賣身的。雖然有可能在歌廳等各種場合出入，但有一半基本不“出臺”。如果將她們估算在內，這是不對的。但事實是她們也被估算進去了。

　　所以，至今沒有人能知道中國到底有多少小姐。瞎估計的數字我從來不提。你要問我，我說不知道。

　　財經文摘：有人認為，職業賣春對社會、經濟是有促進和貢獻的，你能不能做一個具體分析？

　　潘綏銘：這種說法很普遍。尤其是男性，而且是中國男性。

　　性產業是客觀存在的。不能用對經濟貢獻的大小、是否促進經濟發展來概括。如果這樣說，你就把“小姐”當成商品和生產原料了。這會是一個不平等的說法，缺乏人文關懷。

　　而且，這里面存在誤解，以為經濟的發展全然靠的是性產業，其實不是。有一些地方的經濟發展靠的是賭博業，而不是性產業，是賭博業或其他產業拉動了性產業的發展，給性交易提供了市場和需求空間。你去了西安，就假定西安300萬女性都做了“小姐”，那你也得要有顧客。沒有其他產業衍生出需求空間，是不能發展的(有一種互相依存的規律)。

　　財經文摘：之所以從經濟貢獻的角度來討論賣春業的問題，是認為這可以給賣春業一個明確的經濟地位界定，或者說是從經濟、職業等方面巧妙地確立她們的社會、經濟地位。

　　潘綏銘：國際上一共9個視角的24種理論，其中有許多都是從經濟、產業的角度出發試圖論證性產業的合法化或合理存在。但是很難站住腳，因為理論層面的漏洞很大。很簡單，國家只要說一句話：我寧可不要發展經濟，也要進行精神文明建設，就把這些理論統統給拍扁了。

　　比較深刻和合理的，還是你提到的公民有沒有權利自由選擇職業的問題。公民完全有權利和自由選擇職業，你不能壓制她這種權利。既然國家解決不了她們的就業問題，又沒有辦法滿足她們的生存需要，她們只好從事那種職業。

　　還有一種比較實際的說法，似乎也可以從某種層面確立賣春業的地位。就是扶貧。一位香港嫖客在內地因為嫖娼問題被抓，他說我是來扶貧的。理由是，“小姐”們也是中國公民，沒有人保障她們的經濟收入，我們不嫖，她們怎么會有收入呢？怎么回家去蓋房子呢？這種邏輯在于，嫖客不僅掏錢解救了一個女性，連帶她家里的人的生活也一道被改善了。這是就購買者的角度而言，即所謂的消費愛國主義。說起來興許有些可笑。

　　財經文摘：可是我們發現，性產業里存在一條圍繞利潤而生成的食物鏈條，賣春個體似乎成了被榨取的工具。她們怎能簡單地被人拯救？

　　潘綏銘：馬克思說，工人階級創造出來的剩余價值都被瓜分了。資本家、警察、黑社會都在參與工人的剩余價值分配。就性產業而言，參與瓜分她們的剩余價值的，除了肉眼能見的老板、看場子的，還有雞頭、或者“小姐”身后的男朋友或老公。

　　后幾類人對“小姐”的危害更大。雞頭(又稱淫媒)控制著“小姐”的財源，底層小姐的收入本來就低，在雞頭的控制下不可能有很高的收入。另一類控制者是小姐身邊的男性朋友。這些男人很隱秘，不容易看到。為什么有些“小姐”賺了錢就拿回家蓋房子，但大多數人卻兩手空空？無疑都是被男朋友給騙光了。女的賣著淫，男的在外面風流快活。一個“小姐”要是掉進這個坑里面，賺多少錢也是白搭。現在在“小姐”周圍就寄生著這樣一些人，完全是吃軟飯的。

　　財經文摘：此外，傳統語境總是將賣春視作骯臟的行為，這是否也在強化職業賣春者的尷尬處境？

　　潘綏銘：如果有相對穩固的收入，農村女性是不會去賣春的。畢竟她們不是因為性的開放才做這一行，而是為了謀得生計。只要她的勞動付出和勞動收入大致持平，她們當然就不會從事這一行業。

　　現在有很多人時不時總拿道德說事兒。他們又沒有通過決議，憑什么說人家不道德？有什么權利對別人下道德判斷？人與人都是平等的。農村女性做這一行你覺得很不道德，你自己可以不做，但無權要求別人改正。

　　如果是從歷史傳統和風俗習慣出發，這種指責當然是對的。但是，歷史也好、習俗也罷，不能落實到一個行政命令層面上去。道德更多時候是自己針對自己的要求，不能通過強權加在別人身上。

　　財經文摘：我們想知道，職業賣春在中國能取得一個體面的地位嗎？

　　潘綏銘：這就說來話長了。新中國建立后，官方語言無一不是“一舉禁娼成功”，有這么一段歷史。在這之后，我們國家都習慣性地認為社會主義是不能有娼妓的，人們已經把這個問題上升到政治高度了，凡事一被政治化你就沒轍。

　　事實上，娼妓經濟在中國的歷史上、在現代的發達國家里，都是被當作一個社會問題看待的，我們國家將之看作政治問題，采取的措施和解決辦法當然就會不一樣。要使娼妓合法化，首先必須將問題去政治化，將之還原成一個純粹的社會問題或經濟問題。好心人這些年都在提倡合法化的事兒，但沒有深刻理解這個現實。理解了，話還要說，但不要抱太高的希望。

　　財經文摘：是不是說，沒有合法化，連相應的規范和引導也可以不要？

　　潘綏銘：說到規范和引導，我想問問：對于性產業，是你了解得多、我了解得多還是公安部門了解得多？當然是公安部門。他們連具體人數都有。既是這樣，為什么不能很好地引導和規范？是什么阻礙了他們去引導和規范？當然還是一個講政治的問題。如果今天娼妓現象是一個社會問題，他們有的是解決辦法。但現在，他們背上了歷史的包袱。

　　應該說，當年禁娼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可是我們沒有看到，時代變了。

　　最高領導人現在也在逐漸承認中國存在一些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原先是不被承認為社會問題的，比如上訪。娼妓問題也一樣，需要時間。只要我們認識到娼妓現象是個社會或經濟問題，解決難度就不大。

　　潘綏銘小傳：

　　1950年生。歷史學碩士。主要從事社會學研究方法、性社會學和性別人類學研究，現任中國社會學會副秘書長、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所所長。

　　1985年，潘綏銘于中國人民大學首開“外國性觀念發展史”課，此后屢次深入社會賣春群體圈子，進行零距離考察與接觸，倡行平等、尊重、關懷的人文學風，寫出諸多頗具震撼力的詳實調查、研究著作。以其特立獨行的調查手法、一針見血的談吐風格、博學多識的性社會學積累聞名，被譽為中國的“性學教父”、“性學第一人”。

　　潘綏銘著述甚豐，主要代表作先后有《中國性社會史》、《中國性現狀》、《存在與荒謬》等多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