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證明，浙江商會的“聚眾”效應已經凸顯，是健康地持續發揮作用，還是扭曲為狹隘的利益共同體，這有待未來的檢驗

　　浙江商會：向左走，向右走？

　　◎文／本刊記者 張馳 彭水明

　　如果把歷史拉到一年前，關心浙江社會經濟發展的人們，或許對當年6月二十多位各省市浙江商會會長齊聚杭州“坐而論道”的事情記憶猶新；如果把歷史再拉長一點，二十年前，這二十多位浙江籍會長也許已經賺取了第一桶金，也許還在為各自的生計而四處奔波，但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可能就沒想過有朝一日自己能當上受人尊敬的商會會長。

　　“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上述人士提供了充分發揮自己能量的舞臺，另一方面也讓他們承擔了更多的社會責任。”浙江省浙商研究會的一位專家給出了他的分析。

　　“我們成立各地浙江商會的最初目的，就是凝聚分布在全國乃至全球的浙江商人的力量，為浙江，為全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做一點各自應該做的事。”說話人是浙江省經濟技術協作辦公室副主任鄭憲宏，他是設立浙江商會的具體實施人之一。

　　浙江商會的誕生

　　“浙江商會的誕生既是浙江民營經濟、民營企業的內在需要，又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秩清認為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從浙商的群體性發展來看，這種內需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上個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末，大批浙江人迫于生計，同時，也鑒于浙江人文化基因的影響，走南闖北，主要從事修鞋、彈棉花、雞毛換糖等小商小販活動，處于各自為戰、互不相干的無組織狀態。

　　第二階段，進入上世紀90年代，又有一批浙江人走向全國，推銷商品，采購原材料，在外浙江人數量不斷增多，浙江商人在外開始小型集聚，陸續創辦類似“浙江村”、“溫州村”、“

　　第三階段，進入新世紀以后，特別是中央先后提出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戰略部署，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立足浙江發展浙江，跳出浙江發展浙江”的戰略思路后，浙江與兄弟省市區的合作交流日益頻繁，一大批浙江商人帶著資本、品牌、理念在更高的層次、更寬的領域，跳出浙江，走向全國，形成了一個“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浙江人”的“浙商現象”。

　　隨著浙江人在外經商隊伍的壯大，也經常會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問題和困難，這時候非常渴求一個“有苦有處訴、有愁有人解、有難有人幫、有事有人助”的組織。

　　“民營經濟對商會的需求是內在的、本能的、自發的，其本質是需要形成一個‘浙江經濟代言人’，以代表浙江商人的整體利益，協調商會內外的各種經濟社會關系。”楊秩清總結。

　　“同時，對在外發展的特殊浙商群體，家鄉政府也十分關注和重視，需要有一個聯絡服務浙商的渠道，形勢所趨，人心所向，省委、省政府要求有關部門把籌建省外浙江企業聯合會擺上議事日程。”

　　就這樣，在此后的幾年里，江蘇、上海、北京等二十多個省市陸續成立了浙江商會。

　　特色鮮明

　　浙江商會自誕生之日起就帶有鮮明的特點。

　　“政經一體，官商結合是它的最大特點。”

　　政府主導，企業主事，是浙江商會不同于其他行業協會或商會的明顯之處。

　　“從政府角度來分析，面對分布全國各地資本實力較強的浙江商人，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為發展當地，發展浙江的經濟服務，是浙江省政府首先要考慮的。”

　　“從商會的主體構成來分析，散布在各地的浙江商人，在自身經濟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對自我合法權益的保護，對其周邊人際、社會關系網的維護，以及如何更有效地對當地經濟社會生活施加影響，已經成為浙商們長久以來的自然訴求。”于為友認為上述兩點為商會的成立找到了最佳的結合點，“一句話，浙江商會要為浙江商人謀求話語權。”

　　打破行業界限，以浙江省籍經商人士作為對口管理對象，這是浙江商會的第二大特點。

　　細心的人不難發現，擔當各個省市浙江商會會長，絕大多數是在當地很有影響力的浙江籍民營企業家。

　　“這一做法是人才濟濟的浙江商人對‘精英’效應的體現，誰有能耐誰當家，誰有資歷誰掌舵。”浙商研究會副會長王曙光分析。

　　“會長可不是那么好當的，成為會長，首先你要有德，然后才能排實力與才能。”王曙光列舉了成為浙商會長的幾個必備要素。

　　“德字講究的是公平與信譽，有了這個前提，個人才能更好地為商會服務，而不是借助這個平臺來擴大自己個人的影響力。”

　　“當會長，你既要具備公益心，杜絕公利心，還得要學會平衡。”湖北省浙江商會會長任雪濤表示。

　　僅有這些還不夠。

　　組織嚴密、務實高效、服務專業化是各地浙江商會的又一大顯著特點。

　　《法人》在采訪中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幾乎所有的浙江商會，他們內部運作機構的分工都相當明確，會員大會、理事會、會長辦公會議、秘書長各個層級的職責權責界定清晰，會議制度健全。由于事關會員切身利益，商會內部議事認真，決策民主，不時還會出現激烈爭論的場面。

　　“浙江商會的立足之本是服務，如果服務跟不上形勢，商會面臨的最直接問題就是生存與維系。”北京浙江商會會長沈國軍表示。

　　他認為浙江商會的成長過程，是一個服務意識不斷增強、服務領域不斷拓寬、服務能力不斷提高的過程。

　　“在浙江這樣一個務實氛圍特別深厚的社會中，民間商會的凝聚力、號召力強不強，并不取決于它的權力有多大，管了多少行內事，而在于它為會員辦了多少實事、在行業中發揮了什么作用。”

　　作用平臺

　　“在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方面，浙江商會起到了較好的資源整合作用。”北京區域經濟研究專家何向超對浙江商會的作用給出了他的評價。

　　北京浙江商會會長沈國軍介紹，目前在北京18個區縣經商辦企業的浙江人在40萬以上，開辦各類企業7萬余家，每家企業以招收10名員工計算，浙商為首都提供了70萬個就業機會。這還是最保守的估計。而來自浙江省駐京辦事處的數字表明：近幾年，浙商在京城的投資超過2000億元。

　　這兩年北京浙江商會一直在做北京區域內資源的整合工作，在謀求浙商自身發展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為當地的經濟發展服務。

　　“如果把這個能量放大到全國，浙江商會的會員企業所辦的實體已經成為各地經濟增長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何向超說。

　　商會的組織與服務功能成果顯著。

　　何向超認為，商會能發揮組織和服務功能，辦成了許多單個企業想辦而又難以辦成的事。如組織開展行業性活動，包括經貿活動和社會公益活動；動員全行業共創區域品牌，提升行業形象；開展市場調查、技術培訓，通過報刊、會議等形式開展信息交流；提供商務、技術、管理、融資、會計、法律、質量檢驗檢測等多方面的咨詢服務，幫助會員企業排憂解難。

　　“此外，商會還能促進溝通渠道的建立。”

　　民營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民營企業家這樣一個新的社會階層，它必然有自己的經濟和政治訴求。這種訴求就需要溝通。以商會為中介，能使這種溝通趨于和諧、有序。

　　“參政議政，發揮橋梁、紐帶和參謀、助手作用是浙江商會的一大亮點。”貴州省浙江商會的一位負責人說。

　　浙江商會參政議政的方式，一是直接參與當地政府的一些決策和工作，如在制定行業規劃中充當政府部門的參謀和助手，提供有關資料，提出建議的意見，并在實施規劃中發揮自身的積極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商會還積極參與政府部門組織的一些行業性的檢查、驗收、認證、資質審查，以及市場秩序整頓。

　　向左走，向右走

　　“雖然浙江商會在成立、運作、管理方面做了些有益的嘗試，但它沒有擺脫商會‘亦官亦民’的身份，對提倡商會民間化的大趨勢來說，浙江商會的發展之路如何走，將是一個不可預知的未知數！”長期從事社團研究的學者魏民海提出了他的問題。

　　一個支撐他觀點的理由是，浙江商會在國內的運作實踐中往往可以借助浙江省的官方背景解決很多實際問題，但涉及到對外經濟交往，浙江商會在保護會員利益方面究竟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尚不可知。因為在一些涉外的經濟糾紛中，好多具有官方背景的商會并不被國外的同類協會或商會認可，這時候商會對會員企業的利益保護，從有效程度上來說或多或少會打個折扣。

　　“從長遠來說，這一問題的解決程度如何，將會直接影響到商會的凝聚力與可信度。”魏民海認為這是他的一家之言，提出僅供參考。

　　魏的另一個問題是，浙江商會將來會不會成為狹隘的“浙江商人利益集團”。畢竟，浙江商會代表的是浙江商人的群體利益，對商會的成立、運作雖然有相關法律、法規可依據，但其潛移默化的影響力任何人都無法估量，將來有一天這種影響力是成為商會所在地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因素還是阻礙因素，也都未為可知。

　　清華大學的于為友教授關心的是“浙江商會”品牌的可持續發展。

　　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是如果商會的會員出現企業違規違法情況，商會該作何應對；如果涉及到損害浙江商會品牌形象的事該如何處理？

　　“由于各地商會的成立與運作沒有統一的模式，以及對商會的入會門檻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很容易造成操作上的誤區，也很容易使部分人鉆空子，像這類事情如何處理，也是擺在各地商會面前的急需解決的問題。”盡管于為友提出了問題，但他還是希望“浙江商會”品牌有一個良性的發展。

　　“無論是浙江省政府，還是各地商會，都要考慮盡快建立維護‘浙江商會’品牌的一整套機制，說的通俗一點就是游戲法則，從制度上保證商會品牌的可持續發展，避免曇花一現的事情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