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紅旭

　　拆遷是個馬蜂窩。拆遷者都想手腳麻利地除掉它，被拆遷者哪個也不愿輕易撤退。每個拆遷工程，都成為拆與被拆雙方博弈的舞臺。

　　近日，新修改的《浙江省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決定草案進入二次審議，其中有兩條新規定頗引人關注。一條是房價評估按交易價從高原則，另一條是拆遷前應當依法舉行聽證。筆者認為，這兩點非常具有積極意義，前者尊重了當事人的經濟利益，后者尊重了當事人的精神權益。

　　補償價格標準的界定，一直是城市動拆遷矛盾的核心。地產商的立命之本是賺錢，多給拆遷戶一元，自己就少賺一塊；而拆遷戶的愛財之心人皆有之，能多撈一點是一點，誰也不嫌錢多了咬手。問題的關鍵是這個標準由誰來定。雖然2001年國務院頒布《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最終的補償標準還得由地方政府定。過去幾年，在房地產高速發展期，許多地方政府為了加快城市建設和推動房地產業發展，心理天平常常會偏向于降低動拆遷成本。所以，房價的上漲速度遠遠快于政府上調拆遷補償價格的幅度，動遷戶心存不滿也情有可原。

　　按市場價格、公平地進行拆遷補償是大勢所趨，因此杭州的這一新規值得肯定。從上海經驗來看，亦是如此。2001年實施的《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已開始實行根據不同土地級別，實行最低補償價格標準，隨著房價的上漲不斷上調。而且，還有一定的補貼系數。目前大致而言，如果市場評估單價低于最低補償單價標準的，按最低補償單價的1.2倍進行補償；如果市場評估單價高于最低補償單價標準的，則按市場價的1倍以上、1.2倍以下進行補償。總之一句話，拆遷戶獲得的補償單價一般都高于周邊市場價。過去兩年，與世博會相關大量動拆遷，證明了“上海模式”行之有效。

　　強制拆遷前舉行聽證會，更是一種接軌國際的做法。在發達國家，城市拆遷的難度比我國更大，一則是多數屬土地私有，二則法律體系完善，更加尊重人權。舉例而言，不要說是進行整片的房屋拆遷，就是在社區里拆除或新建一棟房子，也需舉行相關的聽證會，由社區居民代表定奪其行為是否損害了公眾的利益。因此，杭州市的這一做法非常值得推廣。

　　今年“兩會”期間，前后經歷七次審議的《物權法》終于通過。可以說，這是保護私人財產權在中國取得的重大進步。《物權法》第四十二條明確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可以征收個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動產，應當依法給予拆遷補償，維護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征收個人住宅的，還應當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條件。”毫無疑問，這種規定將成為在拆遷中利益受到損害的拆遷戶的“護身符”。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如果拆遷戶住房面積太小，所得補償不足以另外購房可租房，則政府必須為之提供合適的居所。

　　拆遷難，不只是現存于我國目前階段，也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間，永遠存在一個不斷平衡的問題。既不能以“公共利益”為名踐踏私權，也不能因放縱私權圖利而使地鐵等公共項目無法施工。前有上海世博動遷的成功經驗，現有浙江的有益探索，更多的地方政府都應在這方面有所作為。(本文作者為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高級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