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遙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認為，小商販是一種原始經濟模式，用正規的經濟方式來管理的話，成本很高。與其管不住，不如承認現實，給予疏導

　　董佳蓉打算離開上海。在這個城市生活了11年，她說：“我在上海待夠了。”

　　11年，國定路上的菜市場——葉氏路上的“家”——上海財大、復旦南區步行街，近乎“三點一線”的單調往返構成了她的生活主旋律。只要不下雨，董佳蓉就會到高校附近擺攤賣麻辣燙。

　　這樣的生活方式將在今年年底畫上句號。“我準備回家了，還是家鄉好，老家的空氣好，吃菜也不要錢，”董佳蓉說，“這次回去就再也不回來了。”

　　兩個女人的回家盤算

　　在武東路、政民路路口附近，有一條百米左右的小巷——葉氏路。它在地圖上沒有標出，但周圍的三輪車夫、摩的司機們都能準確無誤地叫出這條路的名字。這是上海外來流動人口集中的地段之一。

　　董佳蓉來自安徽阜陽，這些年一直在上海漂泊。搬了幾次家，葉氏路上的住處已經算是她住過的“條件不錯”的地方了。在她住的這個低矮的老式院落里，聚集了十來戶人家，每家的小屋都不足10平方米。很多房間擺下床、桌子之后，人走在里面轉個身都顯得局促。

　　“這條路上住的人比我們老家一個村的還多，”董佳蓉的一個老鄉說，“我們這個小院里住了二十來人，還算是少的。你算算，這里有多少這樣的院子呢。”

　　幾年來，無論是無證擺攤擔驚受怕，還是被城管抓住，罰款、沒收物品，為了能供兩個孩子讀書, 董佳蓉都堅持著。然而，讓她覺得壓力最大的是“房租太貴”。她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在這樣一個小院里租房，按房間面積，每間每月租金200～300元不等。

　　在董佳蓉看來，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了。她說，這些年家鄉的經濟也逐漸好了起來，很多外出打工的老鄉們都返鄉了。“我回老家后想在縣城開個小飯店。那兒租個門面房每月只要一兩百元，租房住也只要幾十元。成本低了，賺的應該不比上海少。”

　　跟董佳蓉一樣，吳心菊也從來沒想過要在上海“扎根”。她說，自己在老家的新房有3層樓，比上海寬敞多了。8年前，她和丈夫一起來上海打工，這些年，給私人老板看過書店，擺過地攤，城管抓得緊的時候也曾去郊區工廠打工。這兩年，她和丈夫又“重操舊業”——分別在江灣鎮輕軌站和復旦大學附近擺地攤，賣電子產品。

　　“我們現在的‘工作時間’就是城管的午休和下班后的時間。最近學校附近查得太緊，生意也不好做，”吳心菊說，“但總比在工廠里打工要自由些，下雨天還能休息一下。”

　　吳心菊住的地方沒有固定電話，為了省錢也沒有買過手機。她和丈夫每周會到公用電話亭給孩子們打一兩個電話，“主要是讓他們匯報一下學習情況。兩個孩子都在家鄉讀書，成績不錯，每學期都拿很多獎。”吳心菊說。

　　對吳心菊和丈夫來說，供孩子們讀書考上大學是最重要的事，自己吃多少苦都不要緊。“我們家鄉的年輕人也都出來了，農忙的時候回去插秧，農閑的時候就在外面做點小生意，”吳心菊說，“等孩子們都考上大學，我也就可以回家種種地、享享福了，那比在上海生活好。”

　　盡管已在上海生活多年，董佳蓉和吳心菊都只熟悉自己住處周圍的環境。她們從來沒到外灘看過黃浦江夜景，也幾乎不逛任何商場。“別說去商場了，我們就是生病了，也盡量不吃藥捱過去，實在捱不過去就到這個巷子的小醫院里買點藥。”董佳蓉說。

　　董佳蓉今年已經45歲了，她說：“像我們這個年紀的，上有老、下有小，肯定都是要回家鄉去的。”但她也笑言，老鄉中那些年輕的小姑娘想在上海嫁人，努力留下來。

　　迷惘的“80后”攤販

　　事實上，像候鳥一樣遷徙，幾乎是“上一代”外來務工者的特征。而“80后”的新生代外來務工者，則有不同的訴求。

　　一年前初中畢業后，汪霞(化名)輟學來到上海，跟父母一起擺攤做生意。而妹妹汪萍(化名)到上海已經近4年了。“我在家鄉的時候都不怎么說話，很內向。到上海學做生意之后變了好多，”汪萍說，“做生意么，就是不管你自己心里有多少郁悶都不能表現出來，人家過來吃你一碗炒面，誰不愿意多看你的笑臉呢？”

　　姐妹倆告訴記者，她們并不喜歡現在的生活——每天中午11點多起床，擇菜、洗菜，下午3點多吃完“午飯”后睡個回籠覺，下午5點多推著一個笨重的面攤車去擺攤，直到凌晨3點收攤回家。

　　“我很想繼續讀書，但老爸不同意啊，我要求過很多次，每次他都有不同的理由。”汪霞說，“他經常跟我們講‘讀書也是為了賺錢，還不如現在早一點賺錢’。”談起老爸，汪霞不禁嘆了一口氣，她說：“唉，他的理想就是一家人在上海擺面攤，有了積蓄之后再開個小飯店。但我肯定不甘心就這樣過一輩子。”

　　她們現在的家在廣粵支路上。這里原來是一間賣五金用品的店面。兩輛面攤車占據了這個大約20平方米的房間1/4的空間，房間的一側高高堆著一包包原料——面條、河粉、米、粉絲等。正對著房門口的是一張上下鋪的單人床，上鋪歸姐妹倆，下鋪歸父母。床邊的墻壁上貼著的年歷垂下了一角，依稀可見裸露的墻磚。汪萍說，搬家最多的一年，他們搬了四次家，“這是我們住過的最好的地方了。”

　　談到自己理想的生活狀態，汪霞說：“我希望爸媽能早點同意我出去打工，然后和好朋友一起租房子住，每月省錢存起來，以后再開個店。我想開個服裝店，賣點漂亮的首飾、衣服，把自己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妹妹汪萍則說，自己也許會去參加一些計算機培訓，將來找份工作，最好是好玩的工作，不想做生意了。

　　盡管目前每月可以賺到3000多元，在上海也算衣食無憂，但姐妹倆并不是很開心。最讓她們無法釋懷的是沒有自己的生活圈。“來上海之后，我沒有一個朋友，我覺得好郁悶啊。”汪霞說，“白天干活，晚上擺攤，我連上QQ的時間都沒有。一年中最盼望的時刻就是回家過年，回到家我就可以和朋友們一起出去玩了。”

　　汪氏姐妹的父母來到上海已有10年，一直靠著擺面攤謀生。多年來，像他們這樣的小攤販一直生活在“你來我逃”的灰色地帶。汪霞的母親江阿姨說，遇到城管們“貓捉老鼠”時，“能躲就躲，躲不了就交罰款，一百、兩百，聽說他們都是有任務的。”

　　江阿姨說：“最近廣播里說，上海針對小攤販要出臺一個新的管理辦法了，”但她的態度顯得有些漠然，“據說是向歐美學習。我還不知道(具體內容)，先這樣吧。”

　　上海的管理新思路——疏導

　　日前，在上海市容環境衛生行業2007年便民利民措施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市容環衛局環衛處處長孫芝興曾表示，上海的無證攤販可能在5萬人以上，管理上光靠“堵”是行不通的。

　　有關部門目前正在制訂《上海城市設攤導則》(下稱《導則》)并對細節進行完善，以進一步加強其可操作性。但上海市市容環衛局有關負責人一再強調，《導則》的制定與實施，并不意味著上海允許小攤小販隨意設攤。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陳家華告訴記者，去年他曾經在浦東的金陽、濰坊兩個社區做過關于小攤販管理這一課題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居民在小攤的消費頻率較高，經常光顧小攤者為25%，偶爾光顧者為46.9%，從不光顧者占28.1%。而在小攤販的構成比例中(該項可多選，因此總和可能大于100%)，小區居民占比18%，鄰近小區居民為6%，下崗再就業人員為23%，年輕失業人員占11%，而外來務工人員則高達71%。

　　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毛壽龍認為，對于小攤販的管理，與其管不住，不如承認現實，給予疏導。“我去看天安門廣場，那里都有小攤，擺照相攤、賣礦泉水的。”毛壽龍說，“即使禁止也是不可能的，市民有這個需求。”

　　“現在就業形勢那么緊張，外地人到一個新地方，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擺個攤，做點小生意，是個很好的路子。”毛壽龍表示，小商販是一種原始經濟模式，用正規的經濟方式來管理的話，成本很高。

　　而在陳家華看來，小攤販是不可能取消的。以往由強勢政府直接管理的方式，應該逐漸轉變為多種公共力量來參與管理。

　　“政府不能既要掌舵，又想劃槳。我們曾經向有關部門提出一個方案：由政府部門負責啟動，街道社區、攤販自治組織、非政府組織互動，城管、警方共同參與。”陳家華說。

　　(本報實習記者李瑩瀅、柴華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