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勾新雨 北京報道

　　李石良讀了五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和三年博士，現在每個小時的勞動有時還掙不到10元錢。在北京正規的勞務市場上，這個價格只能雇傭一個不帶清潔工具、不清潔廚房和廁所的小時工。

　　坐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明亮的辦公室里，胸前插著各色自來水筆，日程上排滿了會議、講座和出國訪問計劃，用最輕薄時尚的筆記本電腦并保持隨時在線，文質彬彬的李博士更像一個跨國公司實驗室的中高級科研人員。

　　而李石良掌握的卻是中國最古老的一種醫術——針灸。針灸大夫做針刺治療一個病人的診費是人民幣4元錢。

　　“診費太低，這個問題非常突出，就連病人都過意不去了”，中日友好醫院針灸科的主任李石良說。這個收費標準是1999年北京市物價局確定的，雖然針灸協會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呼吁多年，但這個收費標準還是雷打不動。

　　李石良曾經在瑞士工作過兩年，針刺的收費是120瑞士法郎，是國內診費的175倍；在美國，針灸的首診費用是90美元，復診60美元；同樣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針灸收費也是30美元一次。

　　現在，李石良治療一個病人一般需要20到30根針，而一根針的成本就是1到2角，一次4元錢的診費還不夠針的成本。2003年剛當上針灸科主任時，李石良的科室有11個全科大夫，全科每月診費收入2-3萬元，而每個大夫的平均工資在三四千元，這樣算下來，醫院每個月還要給針灸科補貼2萬元左右。 “這是極端的價格倒掛”，李石良說。

　　目前中國的醫療機構分為公立的非營利性醫院和私立的營利性醫院兩種。私立醫院的診費自主定價，只接受政府監督。公立醫院的診費由政府主管部門確定，診費的增長采取累進制，上漲幅度被嚴格控制。目前，在中國國內醫院，正教授級別的醫生掛號費最貴，每次14元，主治醫師5元，最便宜的是實習的住院醫生，只有1元。

　　中日友好醫院副院長姚樹坤說，掛號費只包括開單和處方的費用，真正體現醫生勞動價值的門診費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他說，應該提高醫生勞動和技術收入、住院費和護理費，以及中醫藥和民族醫藥的價格。

　　但是，他的提議眼下可能得不到患者的贊同。姚樹坤說：“國外的檢查費很高，藥費很低，有些醫師只做解釋與指導工作，根本不開藥，而國內患者覺得藥開少了就不高興。”

　　位于北京港澳中心的香港診所，門診的一次診費是400元，同樣是外資背景的北京和睦家醫院的診費也是這個水平，但仍然有很多患者慕名前往，因為一個感冒大夫也可以仔仔細細看一個上午，不像國內醫院的流水線，“覺得心里很不踏實”。

　　李石良現在的工資3000元，加上獎金每月五六千元，而在瑞士，他的稅前收入是人民幣4萬元。

　　苦惱的不僅僅是針灸科大夫，在中國醫務界，人的勞動價值似乎沒有得到充分的尊重。人民醫院口腔科主任高承志同樣有國外工作的經歷。他在日本工作時每月收入60萬日元，現在的工資還不到2000元，而且，這還是剛剛漲過了的工資。北京阜外醫院心內科副主任華偉說：“我們的工作水平不低于國外，但是收入遠遠低于國際水平，甚至低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水平。”

　　李石良聽說過的最貴的外科手術中的銅釘要8000元，這相當于他為2000個病人做針刺治療的診費，而在他的隔壁，按摩科一個專業醫生給病人按摩30到45分鐘只有25元，還不如大街上的洗腳屋收費高。阜外醫院心內科副主任華偉說，有一種手術，手術費8萬多元，其中手術耗材就超過了7萬元，但是，“手術費、護理費所占比例微乎其微”。

　　在扭曲的醫療服務價格體系下，醫生的收入變成標準的“堤內損失堤外補”，拿紅包、吃藥廠的回扣與提成蔚然成風，由此造成了檢查費用激增、大處方橫行乃至醫患關系緊張、民眾看病難與看病貴。在國家投入不足的情況下，醫院也走上了以藥養醫的不歸路。

　　政府主管部門一直希望通過強硬的價格管制解決問題，減少患者的醫療成本，但是過去兩年的降價行動效果并不明顯，很多藥廠選擇停止生產降價藥品。

　　今年2月底，國家發改委發出第22次藥品降價令后，國內100多家大型藥廠上書國務院。他們認為，單純的藥品降價，不能解決老百姓“看病貴”的問題。“以藥養醫”這個體制性頑疾才是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

　　根據這些藥廠提供的數據，目前全國醫院每年的藥品加價獲利收入達500多億元，醫院和醫生每年從醫藥企業獲得的“公關費”和“回扣”也有數百億元。

　　李石良說，1997年，他在日本學習一年，曾經和日本大夫說到紅包的問題。原來遠在十年前，日本醫生拿紅包、吃回扣和藥品提成的現象也非常普遍，但是1997年以后就少了，因為日本大幅度提高了醫生的待遇，“幾乎沒有醫生愿意拿著自己的榮譽和尊嚴冒險了”。

　　李石良說，醫生提高收入涉及太多部門的問題，關鍵是錢從哪里來。國家又不愿意投入，只能靠醫生自己。

　　在針灸界人士多年不斷呼吁下，部分省份的診療費已經有所松動，湖南和遼寧等省把4元的針刺費用提高到了20元左右。

　　但在目前的定價標準下，李石良所在的針灸科室拼命工作，才能勉強略有盈余，一個大夫一天最多要看五六十個病人，“完全靠勞動強度來掙錢”。

　　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難以忍受。幾年間李石良的科室已經有十幾個醫生流失，分別去了美國、德國等七八個國家。由于這些年針灸在國外廣受歡迎，針灸大夫一出國門“收入就不知翻了幾番”。

　　這些年來，家人一直勸李石良去瑞士，瑞士也不斷地邀請，但他還是堅持留在中日友好醫院，因為在這里有做科研的機會，另外就是在國外的文化差異讓他難以接受。

　　李石良說：“我愛這塊土地，在中國我每天都感受到她的變化”。不過李石良能夠為自己的選擇堅持多久，他自己也不知道。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