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馬國川 北京報道

　　鞏獻田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自己會在晚年暴得大名。

　　63歲的鞏獻田是一個典型的“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18歲那年，鞏獻田從山東農村來到向往已久的北京，進入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學習法律。當時的學制也是四年，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爆發，本應在1967年畢業的鞏獻田和他的同學們，畢業時間整整推遲了一年。直到1968年，他才離開大學校園。

　　鞏獻田清楚地記得，在 “如火如荼”的1966年10月，他和同學們一起從北京出發，步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中途去了大寨，還去了劉胡蘭的家鄉。1967年的元旦，他們就是在延安度過的。

　　畢業時，已是中國共產黨黨員的鞏獻田響應號召，主動提出要到邊疆地區鍛煉。他選擇了三個地方：內蒙古、黑龍江、廣西。最后，他被分配到吉林工作。此后，他在許多地方工作過——— 在零下四十攝氏度的北大荒抬過石頭，也在山東的人民公社做過秘書。十年之后的1978年，“鄧小平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學的法學研究生，”鞏獻田回憶說，“我學習成績不錯，大學一直是學習委員。”

　　法學研究生畢業后，鞏獻田在北京大學執教一年，旋即被國家選派到南斯拉夫學習。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學習外國經驗。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就是學習南斯拉夫。”鞏獻田說。與他同去的人，兩年后就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了，鞏獻田卻在南斯拉夫整整學了五年。他感慨地說：“人的一生很復雜，會遇到各種人。我在南斯拉夫就遇到了一位‘財迷’的導師。在南斯拉夫，導師帶學生，國家會給許多補貼，這位導師為了自己的利益，就不讓我畢業。”

　　后來，鞏獻田改投一位女導師，學習一年多后，才最終畢業。

　　1987年，獲得南斯拉夫薩拉熱窩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鞏獻田回到祖國。在鞏獻田看來，中國與南斯拉夫雖然相距萬里，但同處于改革時期，面臨著同樣的問題——— 西方國家在加劇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滲透”，人們的思想混亂。他在思考：長此下去，社會主義的前途在哪里？自己能夠為純潔社會思想、維護共產主義的理想做些什么呢？

　　自此鞏獻田開始了在北京大學的執教生涯，一直到今天。他在20年之前思考的那些問題，如今仍然伴隨著他。

　　二

　　1990年，鞏獻田晉升為副教授。次年，他擔任了北京大學黨委學生工作部的副部長，在教書之余從事學生思想教育工作。

　　1992年初，正在山東農村參加國家教委組織的調查研究的鞏獻田，聽說鄧小平發表了一個講話，但是鄧小平講了什么內容，他并不清楚，直到回到學校才聽到傳達。

　　不久，鞏獻田辭去了學生工作部副部長的職務，“因為學生思想混亂，更不好做了，所以我就辭職專心從事教學和研究。”

　　鞏獻田的專業是法理學，他講授的課程有《法學基礎理論》、《馬克思主義法學著作選讀》、《馬克思主義法學思想研究》、《法學概論》等課程。他自嘲地說，有人說他僵化、保守、古板，教的那套東西過時了。他當然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說，“我上世紀60年代以前學習了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和中共黨史，六七十年代對馬克思革命理論有了較系統的研究”。據稱，自1992年以來，他發表的論著大多橫跨政治、法律兩個領域，比如專著《法律基礎與思想道德修養》，比如論文《德法并舉，長治久安》等等。

　　1997年，鞏獻田晉升教授。次年，他開始招收博士生。他曾讓他的博士生做一項研究，統計分析自改革開放開始到2005年某專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畢業論文引用馬克思主義 (包括馬、恩、列、斯、毛、鄧)著作的情況。

　　網上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說，他自己和鞏獻田 “是很獨特的搭配”，“學生答辯的時候，我們倆的座位是他永遠在最左邊，我在右邊。…… 這給學生帶來很大的麻煩，他們往往是左邊看看、右邊看看，再考慮怎么回答問題。鞏獻田會提到尖銳的涉及到毛主席評價的問題”。

　　鞏獻田承認賀衛方的說法部分屬實，“那是因為教室是坐東朝西的，每次答辯我總是先到，就坐在靠門較近的南邊，賀衛方總是遲到，就近沒有位子，就坐在離門較遠的北邊。兩人的座位確實是一左一右”。

　　但是他否認學生左看右看，“學生答辯怎會那樣呢？”至于觀點，鞏獻田說兩人確實不同，“而且我從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真正的共產黨員不會隱瞞自己的觀點”。

　　晚年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島的拿破侖在回憶中說：“我真正的光榮并非打了40次勝仗，滑鐵盧一戰抹去了關于這一切勝利的記憶。但有一樣東西是不會被人忘卻的，它是永垂不朽的，那就是我的法典。”

　　這部法典是由拿破侖下令起草的。后人把這部沉淀了啟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的民法典稱為《拿破侖法典》。在圍繞法典草案召開的102次討論會中，正在領導戰爭的拿破侖親自參加了97次。《拿破侖法典》確認了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男女都有同等繼承權等原則，對歐美等國家的立法影響甚大。中國法學界，尤其是民法學界，對《拿破侖法典》也是津津樂道。但是中國社會沒有良好的民法傳統，存在著民法、刑法不分的現象，雖然在清末和民國時期進行了兩次民法法典運動，但是無論是大清民律草案還是民國時期的民法，最終不過是擺設而已。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分別于1954年、1962年、1979年進行了三次民法典起草工作，都無果而終。199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定民法起草工作“三步走”的規劃，首先制定物權法。物權法是民法最基本的組成部分之一。按照有關部門的設想，民法典共有九編，物權法是其中重要的一編。對物權法的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王勝明作過這樣的闡述：一是定紛止爭，一是物盡其用。他說，如果沒有這部法律，人們在社會生活中有關財產的許多行為就無所適從，審判實踐中有關財產的許多糾紛就無法可依。

　　2004年8月，全國人大法工委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分別起草的兩份物權法草案基礎上，形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草案)》修改稿。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分三次審議了物權法草案。2005年7月1日，新華社播發了這樣一則新聞———

　　“物權法草案全文將向全社會公布，廣泛征求意見；10月、12月召開的人大常委會將繼續審議物權法草案；并視情況決定提請明年3月召開的十屆人大四次會議審議表決。”

　　這是繼1954年憲法、合同法、婚姻法等之后，我國第12部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的法律草案。這是調整財產關系的重要法律，也是建國以來第一部對如何保護私有財產進行詳細規定的法律，因此，物權法草案向社會公布后，公眾反應積極。僅僅一個月時間，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共收到群眾意見1萬多條。

　　當時，鞏獻田并沒有關注物權法草案。他事后解釋說：“我不是學民商法的，(物權法草案)照理說和我無關。”

　　不過，2004年8月，也就是在全國人大法工委形成物權法草案修改稿的同時，一位來自香港的教授——— 郎咸平——— 在復旦大學發表演講。他指責格林柯爾董事局主席顧雛軍炮制“民企神話”。隨后，他的演講以《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為題，在網上發表、傳播，掀起了“郎旋風”。

　　鞏獻田的注意力被 “郎旋風”所吸引。他一直堅持認為，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郎咸平“產權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國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國資的一場‘盛宴’”的看法也引起他的極大共鳴。因此，他與持有相同觀點的人頻繁接觸，思考以什么方式保護國有資產。

　　四

　　在“郎旋風”所引起的改革反思潮中，為了“保衛國有資產”，鞏獻田組織了有185名學者參加的“維護《憲法》權威和尊嚴，保衛國有資產，維護公民勞動權”的活動，雖然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但是收效不大。不久，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發表《談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一石擊起千層浪，被一些人稱為“劉旋風”。這讓鞏獻田感到振奮。因為劉國光所批評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音和傾向正在復蘇，并且在頑強地發展蔓延”，正是鞏獻田一直以來所憂慮的。他由衷欽佩劉國光，尊敬地稱他為“劉國老”。

　　此時，關于物權法草案的討論正在社會上熱烈展開。“一個老朋友建議我應該看看。”鞏獻田透露，這個“老朋友”就是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馬賓——— “馬老給我打電話說，‘小鞏，物權法草案你應該好好地研究研究’。”

　　馬賓，建國后曾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他執筆寫的鞍鋼經驗報告曾受到毛澤東同志的高度稱贊，被稱為“鞍鋼憲法”，后擔任冶金部常務副部長，退居二線后，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顧問。如今，馬賓已年登九秩，但依然非常活躍，坊間不時有他署名的 《論形勢與任務》之類的文章流傳。

　　鞏獻田 “好好地研究研究”了物權法草案。“我感覺到問題很嚴重。這部法的立法技術相當低劣。這是為全中國人民立的法，關系重大。所以我就沒有更多地考慮，寫了那封公開信，因為他們違背憲法在先。”

　　這封信，就是著名的《一部違背憲法和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物權法〉草案》。公開信總結《草案》有四個背離：1.背離蘇俄民法典的社會主義傳統和概念，迎合資本主義民法原則和概念，有人在“奴隸般地抄襲資產階級民法”，“照抄陳舊的資產階級民法概念”；2.背離我國革命根據地和建國后的人民民主法制的優良傳統，迎合資產階級的舊法傳統，它同國民黨的《六法全書》沒有什么根本和原則區別；3.背離1986年《民法通則》的社會主義原則，迎合資本主義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謬誤；4.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立法原則和傳統，迎合資產階級立法原則和傳統。

　　鞏獻田非常感謝互聯網，他說，“互聯網有共產主義因素”。在全民大討論熱烈之際，鞏獻田在網上發表的公開信 “猶如一聲炸雷”，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回響。支持物權法草案和反對物權法草案的雙方展開了激烈論戰。一方稱鞏獻田的公開信是 “最牛的一封信”，另外一方則稱其是“世紀最荒謬的質問”。

　　“這實質上是要不要改革開放的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原校長、中國民商法權威江平教授說，鞏獻田等人先將對物權法草案的爭議上綱上線，“已經超出了物權法的范疇，他們實際上是覺得改革開放出了問題。”

　　因為這封信，鞏獻田名聲鵲起，一時間成為北京大學風頭最健的教授。

　　后來的故事，很多人都知道了。教育部下屬的一個研究機構，把鞏獻田的意見上報中央。一個月后，全國人大法工委的數位領導邀請鞏獻田到人大賓館進行了長達“80分鐘的談話”(鞏獻田語)。在2006年春天的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上，物權法草案沒有被提請審議。媒體開始高調報道此事，有的稱“一封公開信叫停了物權法”，有的稱“一封信影響立法進程”，還有的稱，“鞏獻田教授單槍匹馬狙擊物權法草案”。

　　物權法主要起草者之一、全國人大代表王利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稱，“‘一封信擱置了物權法立法進程’的說法是夸大其辭了。”鞏獻田也否認 “攪黃物權法”的說法，“我知道他們都說這部法律是讓我給攪黃的，我說原因不在我，而是你們的內容在本質上存在問題，只是現在問題被發現了而已”。

　　但是立法進程并沒有停止。在進行了一次次的修改后，物權法草案的第八稿終于被提交到2007年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審議。

　　五

　　一個春寒料峭的下午，記者來到北京大學法學院采訪鞏獻田。這是十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始的第六天，代表們正在審議物權法草案的第八稿。

　　在標有“鞏獻田”字牌的辦公室外，記者聽到一位帶有山東口音的人正在慷慨陳辭，字斟句酌，仿佛是在演講。原來，鞏獻田正在接受香港某電視臺記者的采訪。送走電視臺記者，鞏獻田熱情地接待了記者，聲音平和地講述自己的經歷和觀點。

　　有人曾告訴記者，在去年年底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物權法草案前，有關部門曾經派人找到鞏獻田，只要求他回答一個問題：“你是只反對物權法草案本身，還是也反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鞏獻田回答，“我都反對”。雙方不歡而散。

　　記者問鞏獻田以上說法是否屬實，他斷然否認。“自從2005年9月人大法工委邀我談話后，再沒有任何部門——— 包括北京大學黨委——— 曾經找我談話。”他說。

　　不過鞏獻田也承認這種說法“事出有因”。“可能是和2005年人大法工委領導找我談話的內容有關，”鞏獻田回憶說，“當時談話時間很長，我也坦率地談了自己對許多社會問題的看法。當時的一位人大法工委領導說，‘看來，你不但對物權法草案本身有看法，而且對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也有看法。’”

　　他也否認了 “鞏獻田已經認同了物權法草案”的傳聞。他說，物權法草案的第八稿吸收了自己的許多意見，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不少問題。

　　記者問：“各界都預言，物權法草案將毫無懸念地被此次人大會議通過，你怎么對待即將誕生的物權法？”

　　鞏獻田說，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善的，面對存在許多問題的物權法，要用憲法去“整合”它，因為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那些違背憲法的條款自然是無效的；同時加快制定國有資產法和領導干部財產申報公布法等法律，不是說要對國有資產和私有財產進行同等保護嗎？既然保護私有財產的物權法制定出來了，那么就應該加快制定保護國有資產的國有資產法。

　　鞏獻田喜歡書法，擔任著北京大學書法愛好者協會的秘書長。他說：“我是想出名的沒有出名，不想出名的卻出了名。我喜歡書法，但是書法沒有出名；不想搞什么爭論，卻因為物權法出了名。”

　　采訪結束，鞏獻田送給記者一本新書——— 《鞏獻田旋風實錄》，紅彤彤的封面上寫著，“繼《郎咸平旋風實錄》、《劉國光旋風實錄》之后隆重推出”。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