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片 《文明的軌跡》(以下簡稱“軌跡”)中，克拉克首先與電視觀眾討論了有關文明的概念。文明的發展需要一定程度的物質繁榮，讓人們飽暖之余從事休閑娛樂，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擁有信心 (confidence)——— 對于所處社會的信心，對于這個社會中的哲學、法律的信念，對于自身的心智、力量的信心。

　　信任與自信

　　什么是文明的大敵？克拉克指出，首先是恐懼(fear)，喪失了信心�！皩τ趹馉�、入侵、瘟疫的恐懼。人們出于恐懼不愿意建設、種樹甚至計劃下一個年頭的農耕。再有就是對于超自然事件的恐懼，人們因此不做質疑、不愿意改變現狀�！笨死�克的這些句子，調動起我自己的某些童年經驗。我來自江蘇的沿海地區，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我親眼看見溫文儒雅的父親，爬上自家天花板，看看那里有沒有躲著一個蔣介石派來的反攻大陸分子。因此，每當我獨自一人站在父母空蕩蕩的、幾乎一無所有的臥室里，就有一種不寒而栗的感覺。從什么時候開始有一種說法，叫做“打碎壇壇罐罐”，因為一旦打起仗來，這些東西除了是負擔之外什么都不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能夠有什么長遠的打算、經久的計劃？一切都只是臨時和倉促的。

　　文明的第二大敵是什么？是無聊(boredom)，是一種萬事皆休的絕望，是自己尋找不到任何有意義的事情，只有渴望什么外來的東西能夠中斷眼前的生活，刺激起新的希冀�？死�克舉了一首希臘詩人卡菲爾的詩為例：一個城邦的人們無所事事，整日等待蠻族來入侵，結果蠻族來到家門口又拍屁股走人，等待著的居民因此感到十分失望。這種經驗對于我們也并不陌生。影片《陽光燦爛的日子》里的主人公馬小軍整天白日做夢，夢想“中蘇開戰”，在新的世界大戰中，他自己可能成為一位“舉世矚目的戰爭英雄”。在漫長的等待期間，他就只好先干一些敲門溜鎖的事。差不多同時期，我本人也學過幾句俄語，為了未來的對蘇戰爭——— 使用“繳槍不殺”、“解放軍優待俘虜”之類，學喊那樣的口號，會使人產生一種“提升”的幻覺，終于可以擺脫煩悶無聊的生活，進入到一種非同尋常的事業中去。但其實，在那樣一種表面上熱氣騰騰的生活背后，是一種徹底的空虛和失去意義，失去對于有價值的事情的信念，失去自身存在的立足點，將自己的生活的賭注押在了“敵人”身上，迫不及待地從敵人的錯誤或者“罪行”中，獲取自身存在的證明和價值。所謂需要一個 “敵人”，靠“敵人”的存在凝聚起所需要的力量，在今天的某些地方又開始抬頭。而如果不是靠戰勝敵人來提取自身的意義，那么就借助與他人的“競爭”或者“攀比”，艷羨別人取得的成就暗自企圖能超過對方，而不是從自身需要、自身力量中提取存在和行為的意義，同樣都是一種虛無主義的表現。

　　不只一代人經歷了這樣漫長的恐懼和無聊之后，經歷了那么多年的倉促和臨時性行為之后，今天的人們是否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信心和信念？是否因為信任而建立了一種長久的眼光？是否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義而不是除了煩悶無聊還是煩悶無聊？對這些問題的估計，都不應該樂觀。而如果不能建立起信心和信念，野蠻的破壞還將繼續，不過是以不同的名義罷了，比如人們深惡痛絕的大量“以次充好、假冒偽劣”的行為，還有更嚴重的為追求一時效應野蠻破壞環境等�？死�克繼而論述到，文明不只是活力意志和創造力，而是對于永恒的追求。

　　從信任和信心的立場，我們再來看《大國崛起》(以下簡稱“崛起”)的作者提到的那只荷蘭商船的故事，就變得可以理解了。那位叫巴倫支的船長，與他的17名水手因迷路被冰封的海面困在俄羅斯寒冷的島嶼上長達8個月，靠打獵獲取食物，拆下船板御寒，其中8個人不支倒下斃命，但他們始終沒有動一點船上的貨物，其中就有可以讓他們獲救的衣物和藥品。因為對于他們來說，與他人的契約是神圣的，而作為個人能夠嚴格遵守神圣的契約，正是他們自身神圣性的體現，是他們有信心的人生的表征。所謂“誠信”，不僅僅意味著與他人如何相處，更重要的是對于自身的信心，感到有信心能夠公正和正直地做人做生意。“崛起”的作者在講述這個故事時，用了“難以想象”這個詞，在這部電視劇的其他地方，還經常出現諸如 “匪夷所思”、“不可思議”、“令人驚訝”之類的表述，它們在制造表面上的戲劇性效果的同時，排除了事情本來擁有的內在邏輯性和理解事物的可能性。包括其最后一集“大道行思”反復使用的“大國之謎”的表達，大國興起作為歷史發展的過程，需要嚴謹、漫長的理性探求，而不是被當作猜來猜去的“謎”，“謎”的提法多少有些愚弄觀眾和自我愚弄。

　　從這個角度來也可以理解“崛起”中“工業先聲”一集里，重點強調的3個有貢獻的人物：牛頓、瓦特和亞當·斯密。該片認為在牛頓出現之前，“人類思想還充斥著迷信和恐懼”，只有牛頓三大定律的發現，才“結束了這種狀態”。

　　為此還引用了休謨的這段話：“我們被放在這有如戲院的世界上，每個事件的起源和緣由卻完全隱瞞不讓我們知道，我們既沒有足夠的智慧預見未來，也沒有能力防止那些使我們不斷受傷害的不幸事件發生。我們被懸掛在永恒的疑懼之中”，并認為這“真切地描述了當時的人們看待世界的被動心態”。然而，此間的邏輯關系被顛倒了。試問如果當時的人們都生活在一種茫然失措的狀態，牛頓先生從哪里來的堅信，認為 “自然界存在著規律，而且規律是能夠被認識的”？正是因為有信念所鼓舞，于是他有信心動手來揭示這個秩序的結構，從而開展那樣一樁浩繁巨大的研究工程。比較起來，“軌跡”對此的說明更容易令人信服�？死�克引用當時一位教皇的話來說：“自然和自然定律潛藏在暗夜之中，上帝說，讓牛頓點亮光芒”。

　　如果不是有著對于世間萬物之間互相聯系的確信，包括對于自身認識能力的確信，便很容易以一種戲劇性的眼光，夸大牛頓院子里的那只蘋果和瓦特面前的那只水壺的力量，認為這些小東西如何偶然地點燃了智者的智慧。而當“天才的想法”被捧得越高，有關知識發明的故事越加變得像是“傳奇”，人們自身的認知能力就被貶得越低。顯然所需要的智慧不僅來自少數“天才人物”，也來自其余不是這個行列之外的大多數人們。當身為海關職員的亞當·斯密寫出了《國富論》，需要有人相信這個無名之輩發現了一樁偉大的真理，相信無論是誰只要他說出了真理，這個真理就值得被嚴肅對待�！败壽E”的作者克拉克在談到瓦特、亞當·斯密和休謨時，頗有幾分自豪之感，因為這幾位與他同為蘇格蘭人，他指出當時的蘇格蘭只是一個貧窮、偏僻、半開放的地方，又一次論證了精神成果與物質富裕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必然的。

　　再來看近代憲法的先聲——— 《英國大憲章》的出籠。貴族與國王發生矛盾，他們于是能夠坐下來討論解決問題的方法，雖然不能說是完全心平氣和，但起碼相信對方是可以信任也是可以理喻的，相信利益激烈沖突的雙方都不是“妖怪”，不是“你死我活”的敵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對于他人的信任，其實來自對于自身的信任，相信自己沒有正在走向瘋狂變得不可控制，不存在恐懼自身內部正在裂開一個大口子一切將覆水難收。對于自身理性的信任，還表現在對于所締結的“契約”本身的態度，相信它能夠幫助解決問題，信任這個經過討價還價的東西，代表著他們相互之間的真理，感到自己今后愿意并且能夠遵從它，心甘情愿接受它的限制，而遠遠不是將它當作一紙空文，更不是心懷鬼胎，墨跡未干就在悄悄準備一場戰爭，奪取最高領導權。由此也可以理解1620年開往大西洋的 “五月花”號，在即將登上新大陸之前，41名成年男子于波濤洶涌當中制定了《五月花號公約》，表明他們“自愿結為一個民眾自治團體，并制定和實施有益于團體利益的公正法律、法規、條例和憲章。全體成員保證遵守和服從”。(見“崛起”解說詞)他們怎么就相信運用這種條文的方式就能夠解決他們之間可能出現的糾紛沖突，而不是戰爭、斗爭或者“繼續革命”？怎么就相信成為契約、法律的東西是那么重要，而不是朝令夕改或者完全不拿它當作一回事？對比起來，我們這里并不缺少良好的法律條文，作為閱讀材料它們都是很好的文本，與其他國家比較起來也不缺太多的東西，但為什么就是有人不相信、不信任它們，對于它們采取一種置若罔聞的態度？法制肯定不意味著推出一部又一部新的法律條文，而是需要有人信任和執行它們，尤其是有人帶頭信任和執行它們。目前這種置若罔聞的情況是怎么發生的、到什么時候才能結束呢？

　　說實話，看“軌跡”這部片子，盡管講述的是西方兩千年的文明史，但是讓人不斷感到的并不是那種 “民族虛無”的感情，相反，是對于我們民族文化的信任和信心。在我們民族文化藝術的歷史上，也有過燦爛驕人的成就，有過讓人美不暇接的藝術作品，只是需要我們去挖掘去表達，將之富有尊嚴地展示給今天的人們。包括對于文明本身的看法：“軌跡”的第一集名為“九死一生”，意即西方文明在蠻族侵占羅馬帝國不久，至少有兩百年陷入沉寂，曾經燦爛的古代文化幾近滅絕，但是后來又奇跡般地得以恢復壯大。同樣，只要我們有足夠的信心而不是缺乏信心，那么我們民族的文化在近一百多年來經歷過一場又一場的“浩劫”之后，也能夠重新發揚光大。當然，破壞和毀滅是容易的，建立和建設非常不易。

　　道德與知性

　　再來看另外一些交叉的視野，比如關于十八世紀的法國和美國。任何對于過去歷史的講述，其實都包含了當下的某些立場。

　　難能可貴的是，在“激情歲月”的這一集中，“崛起”的作者在回顧法國的經驗時，突出了法國人看重“思想”的特點，作為啟蒙思想的代表人物，伏爾泰和盧梭都是刻意介紹的。在他們去世不久之后爆發的法國大革命，被表述成“思想最終演變成行動”。在這集的結尾更是明確強調：“一個懂得尊重思想的民族，才會誕生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國家，才能擁有不斷前行的力量。”應該說，這樣的表述已經很不一般。

　　問題在于“思想”為何物？產生“思想”的動力來自何方？思想家是不是如同“科學奇人”，擁有一個非同尋常的發達大腦，能夠想出一些別人想不出來的美妙意圖？并且，如果說法國大革命是“思想”的結果，那么什么樣的“思想”必須為其中的暴力恐怖行為承擔責任？當然，這些問題并不是“崛起”的作者直接面對的，而“軌跡”的作者克拉克正好回答了它們，因此可以看作是對于“崛起”的一個補充，雖然回答這些問題也不是他的當務之急。

　　在克拉克的講述中，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不僅僅是一個“思想”的故事，而是一個“道德”的故事，同時也是一個道德上“疑點重重”的故事。在介紹完他杰出的蘇格蘭同鄉之后，克拉克話鋒一轉：“若想了解事情的實際面，我們得走蘇格蘭；而如果想走道德面，我們就得回到法國�！边@位伏爾泰是個什么人呢？當然他寫了很多詞鋒激烈、嘻笑怒罵的文章，甚至到老都愛插科打諢，但是在面對公平、正義時卻始終抱著極其嚴肅的心態，在面對不公時，他就像一頭兇猛的牧牛犬，死咬著對方不放。他對于“宗教蒙昧主義”的批判(見“崛起”解說詞)，并沒有使得他本人直接否認上帝的存在，他甚至還掏錢出資建造了一座小教堂。當然，在“百科全書派”的其他同伴當中，不乏的確有無神論者，這些人在超越了天主教及其道德框架之后，引進了古羅馬帝國嚴酷的道德標準，作為新時代新道德的依據。那些為了國家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古代英雄，得到了從未有過的推崇。

　　盧梭則是另外一個思路。他是一個感受自然的天才，認為自然人性是最好的。當他寫下“我明白了我們的存在，只是一連串透過感官感受的時刻”以及“我感知并我在”并將它們寄給伏爾泰時，后者禮貌地回信道：“沒有人如此耗費心思地說服我們接受自身的愚昧，在拜讀閣下的大作之后我覺得我們應該在地上爬著才對，只可惜我在六十多年前就戒掉了這個習慣。”當然，盧梭所表達的以“自然”為尺度，也可以說是一種新的道德觀，即對自身無限遷就的道德觀。在克拉克的視野中，法國大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一場浪漫主義運動，革命分子要以“自然教派”來取代天主教，它后來發生的不可控制的局面，與始終保持理性微笑的伏爾泰相去甚遠，而是另外一些需要體驗無限和兇猛心情的人們所為。一方面是打破一切權威秩序的新沖動，另一方面又是嚴酷的古代道德準則；一方面是人權、博愛、平等，另一方面則是腥風血雨的斷頭臺，這是一場既向前又向后的運動。當然，因“道德”誘發而超越了任何“道德”之外的是，克拉克指出：1792年9月發生在巴黎的大屠殺確切地說是“集體虐待行為”，為此火上加油的是一種“國家正在陷入危機”的“集體恐慌”。流血恐怖事件給人們帶來了深深的心理創傷，所導致的絕望情緒深淵心理，在絕望中體驗人性的深度，由拜倫擴展開來一直延續了兩個世紀，成為某種現代情感的典范，成就了不少天才心靈同時也給他們帶來了非同尋常的災難。

　　如此問題就變得非常錯綜復雜：從伏爾泰那里我們得知，在所謂 “思想”的背后，需要一種道德立場的保證；而從盧梭那里我們得知，對于某種未經歷史檢驗的新道德，盡管聽起來十分漂亮，但是需要對其保持一定的距離和審視；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古代的道德是好的，照搬羅馬帝國的嚴峻道德觀并不適應現代社會，最有可能的是引起相反方面的劇烈反彈。這樣的故事多么復雜！實際上任何有關道德的故事都是極為復雜的，需要我們以最為復雜和最為謹慎的態度對待之，而不是一說起“道德”或者“思想”就是崇高和絕對的，而要進一步追問什么樣的道德、什么樣的思想。這是我們這些進行倫理道德及各種思想表述的知識分子本身所要遵循的界限。就像伏爾泰所說的：“只要說錯一個字，再優美的意念也會破壞無遺”。

　　在整部電視片中，克拉克運用得最多的詞是 “知性”(intellectual)。他說：“知性是文明的第一要素”。所謂“知性”可以看作相對于自然秩序的人類本身所提供的“創意秩序”。它一方面體現為各種腦力和才智活動的結晶比如詩歌、哲學；另一方面體現為那些看得見的形式，比如建筑、繪畫、音樂等乃至各種手工活動，都是人們知性的體現，它們給予混亂的自然現象賦予秩序，其意義可以用美國詩人史蒂文斯的一首詩來說明：“我把一只圓形的壇子/放在田納西的山頂。/凌亂的荒野/圍向山峰。/荒野向壇子涌起，/匍匐在四周，不再荒涼。/圓圓的壇子置在地上，/高高地立于空中。/它君臨四界。/這只灰色無釉的壇子。/它不曾產生鳥雀或樹叢/與田納西別的事物都不一樣”。人類的“知性”就像這只“田納西的壇子”，它可以使得粗鄙、凌亂的荒野變得清晰有序。

　　克拉克的視野在轉向新大陸時，便是從建立在一片凌亂的山峰其間荒草彌漫當中一棟白色建筑說起。

　　1760年代，在當時原住民、獵人和野牛的環境當中，出現這么一座漂亮的建筑是令人稱奇的。它正像一只“田納西”的壇子，使得周圍的荒郊野外一下子變得富有生氣。它的主人是弗吉尼亞州的一位年輕律師，設計的靈感來自文藝復興時期偉大設計師帕拉迪奧(1508—1580)的書，據說當時全美惟一一本帕拉迪奧的書就在這位律師手上。當然這棟建筑物不少部分是他自己的發明。這是一個很有創造力的人，房子的內部裝修顯示了其主人執意要解決所有的問題。他將床放在兩個房間的隔墻之間，這樣他一下床可以自由選擇是走進書房還是起居室，螺旋式的梯子則一直通到樓上的更衣室。他書房里的書桌、椅子，乃至眼鏡都是自己設計的，整棟房子乃至其中所有陳設，都顯得“單純、樸實和獨立”。這位律師同時還是一位語言學家、科學家、農業學家、教育家和城市設計師及建筑師——— 說了半天，原來他就是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杰弗遜，《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他將自己這座山里的建筑命名為 “蒙地西洛”，即“小山居”的意思。杰弗遜將這種單純簡樸古典主義的建筑風格帶到了美國，其后蔓延至美國東部持續了一百年，甚至抵達西部的麻州。在他的墓志銘上還特地寫上了 “弗吉尼亞州大學創辦人”。這個校園全都由他親手設計，其中安置教授們的“學術村”與學生們比鄰而居，雞犬相聞，校園外的小花園顯示了他對于獨處的熱愛，蜿蜒的墻壁是這位總統先生的特殊創意，兼具實用和美感，誰也不知道他的設計靈感來自何方。遼闊的校園形成長方形的三面，第四面則向山區的原住民敞開，眺望遠處廣闊的原野。

　　對于這樣一位人物來說，他當總統無非是為他的民族服務，是在盡一項人生義務。因為他不當總統也活得非常好，非常充實，非常有滋有味。他用不著拼命抓取權力，牢牢地占著某個位置不放，認為只有權力的頂峰才是人生的頂峰，權力上的失敗則是人生最大的失��；他也用不著做出閑云野鶴之狀，因為他永遠有許多事情可以做，那些美妙的知性活動，是整天圍在飯桌前吃得吃不動的人們，永遠難以想象和無法理解的。他還說：“當我想到上帝是正義的，而她的正義不可能永遠地沉睡，就讓我不禁為我的國家感到顫抖。”

　　這部美輪美奐的電視片一共制作了兩年時間，從頭到尾由克拉克一人主持講述，細心的觀眾會聽出，越到后來，這位老先生的聲音已經有些嘶啞，神態也略顯疲憊，面對當年索邦大學那些年輕面孔，他語重心長地做了如下總結：“我相信秩序比混亂好，創造比毀滅好。我喜歡溫和，厭惡暴力，喜歡寬恕，厭惡報復。就整體而言，我覺得學識優于無知，心靈比意識形態有價值得多�！庇梢晃粴v經滄桑的老人說出此話，其中的分量自不待言。

　　崔衛平北京電影學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來源：經濟觀察報網